一代文豪苏轼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市）人，中国北宋文豪。其诗，词，赋，散文，均成就极高，且善书法和绘画，是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罕见的全才，也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上被公认文学艺术造诣最杰出的大家之一。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又与陆游并称苏陆；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名列“苏、黄、米、蔡”北宋四大书法家“宋四家”之一；其画则开创了湖州画派。因其文、词颇多于著作，宋代每逢科考常出现其文命题之考试。故时学者有曰：“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之说。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等。

　　人物生平

　　早年，苏轼于宋仁宗景祐三年（1037年1月8日）出生于眉州眉山，是初唐大臣苏味道之后。苏轼的祖父是苏序，表字仲先，祖母史氏。苏轼的父亲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奋”的“苏老泉”。苏洵发奋虽晚，但是很用功。苏轼其名“轼”原意为车前的扶手，取其默默无闻却扶危救困，不可或缺之意，苏轼生性放达，好交友，好美食，创造许多饮食精品，好品茗，亦雅好游山林。

　　嘉佑元年（1056年），虚岁二十一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在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高中进士第二名。

入仕

　　嘉佑六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三年京察”，入第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父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熙宁二年（1069）服满还朝，仍授本职。苏轼几年不在京城，朝里已发生了天大的变化。神宗即位后，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相国王安石意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的，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故很不同意宰相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

　　苏轼在杭州待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这样持续了有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当时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大做文章。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 苏轼坐牢103天，几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仕大臣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而此时苏轼经此一狱已变得心灰意懒，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荒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为自己起的。

　　宋神宗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新党势力倒台，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苏轼于是年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学士。俗语：“京官不好当。”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苏轼在杭州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著名的“苏堤”。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元佑六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被外放颖州。 元佑八年（1093年）新党再度执政，他以“讥刺先朝”罪名，贬为惠州安置、再贬为儋州（今海南省儋县）别驾、昌化军安置。徽宗即位，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1101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卒于常州，谥号文忠。他在政治上处于中立，但也有改革弊政的要求，有任何不满，“如食内有蝇，吐之乃已”。既反对新党王安石比较急进的改革措施，也不同意司马光尽废新法，因而在新旧两党间均受排斥，仕途生涯十分坎坷。他在各地居官清正，为民兴利除弊，政绩颇多，口碑甚佳，杭州西湖的苏堤就是实证。

　　苏轼之死

　　元符三年（1101年）七月十八日，苏轼在临终前，对守在床边的三个儿子说：“我平生未尝为恶，自信不会进地狱。”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亦云：“未终旬日，独以诸子侍侧，曰：‘吾生无恶，死必不坠，慎无哭泣以怛化。’”他告诉他们不用担心，充满了自信与达观，他曾说：“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又告诫人们神的世界是真实存在的，但遗憾自己已经回天无力了，他说道：“看来西方极乐世界是有的，但我现在已经用不上力了。”并嘱咐他们说：子由要给他写墓志铭，他要与妻子合葬在子由家附近的嵩山山麓。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亦云：“公始病，以书属辙曰：‘即死，葬我崇山下，子为我铭。’”几天之后，他似乎有点起色，让两个小儿子扶他由床上坐起，扶着走了几步。但是觉得不能久坐。 七月二十五日，康复已然绝望，他在杭州期间的老友之一维琳方丈，前来探望，一直陪伴着他。虽然苏东坡不能坐起来，他愿让维琳方丈在他屋里，以便说话。二十六日，他写了最后一首诗。维琳方丈一直和他谈论今生与来生，劝他念几首偈语。苏东坡笑了笑，他曾读过高僧传，知道他们都已死了。他说：“鸠摩罗什呢？他也死了，是不是？”鸠摩罗什为印度高僧，在汉末来中国，独力将印度佛经三百卷左右译成中文。一般人相信他是奠定大乘佛法的高僧，中国和日本的佛法即属于此一派。鸠摩罗什行将去世之时，有几个由天竺同来的僧友，替他念梵文咒语。纵然这样念，但是鸠摩罗什病况转恶，不久死去。苏东坡在《二十四史》中的《后秦书》中，读过他的传，还依然记得。在《纪年录》中亦有记载：“径山老惟琳来，说偈，答曰：‘与君皆丙子，各已三万日。一日一千偈，电往乃能诘。大患缘有身，无身则无疾。平生笑摩什，神咒真浪出。’琳问神咒事，索笔书：‘昔鸠摩罗什病亟，出西域神咒，三番令弟子诵以免难，不及事而终。’并出一贴云：‘某岭海万里不死，而归宿田里，有不起之尤，非命也耶！’盖绝笔于此。”此为苏东坡临终前的疑惑。

　　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二十八日，他迅速衰弱下去，呼吸已觉气短。根据风俗，家人要在他鼻尖上放一块棉花，好容易看他的呼吸。这时全家都在屋里。维琳方丈走得靠他很近，在他耳边大声地说：“端明！不要忘记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然而苏东坡却轻声叹道说：“西方不是没有，但我这里使不上力气。”常州诗人钱世雄(又名济明，晚年自号冰华老人)这时站在一旁，对苏东坡说：“现在，你更应该用力去求啊！”在《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中亦有记载他们三人的答回：琳叩耳大声曰：“端明宜勿忘。”公曰：“西方不无，但个里著力不得。”钱世雄曰：“至此更须著力。”答曰：“著力即差。”(《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下]卷四十五)语遂绝。宋·周火军《清波杂志》卷三亦有此记载。在《佛祖统记》卷四十六云：“七月，东坡苏轼卒于毗陵。”

艺术造诣

　　书法

　　苏轼擅长写行书、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他曾经遍学晋、唐、五代的各位名家之长，再将王僧虔、徐浩、李邕、颜真卿、杨凝式等名家的创作风格融会贯通后自成一家。他曾自称：“我书造意本无法”、“自出新意，不践古人”。黄庭坚称他：“早年用笔精到，不及老大渐近自然。”这说明苏轼一生屡经坎坷，致使他的书法风格跌宕。存世作品有《赤壁赋》、《黄州寒食诗》和《祭黄几道文》等帖。

　　绘画

　　苏轼擅长画墨竹，且绘画重视神似，主张画外有情，画要有寄托，反对形似，反对程序的束缚，提倡“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而且明确地提出了“士人画”的概念，对以后“文人画”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其作品有《古木怪石图卷》、《潇湘竹石图卷》等

　　苏东坡称谓由来

　　北宋大文豪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人们因其号而称之为苏东坡。至于东坡居士的来历，还要从唐代大诗人白居易说起。忠州城东，有一片坡地，闲暇之时，白居易经常至此栽花种树，并写下了大量借景抒情的诗作，其中多有“东坡”二字。如《东

坡种花》二首，其一有“持钱买花树，城东坡上栽”，其二有“东坡春向暮，树木今何如”之句。又有《步东坡》诗：“朝上东坡步，夕上东坡步。东坡何所爱？爱此新种树。”当白居易离开忠州时，又有《别东坡花树》诗，其中有“何处殷勤重回首？东坡桃李种新成。”

　　苏轼虽然恃才傲物，但对于白居易的诗可以说是仰慕至极，在其《赠写真李道士》中有“他时要指集贤人，知是香山老居士”，《赠善相程杰》有“我似乐天君记取，华颠赏遍洛阳春。”

　　苏轼的仕途命运与白居易也颇有相似之处。他与当朝宰相王安石政见不一，元丰二年（1079），因作诗讽刺王安石及其所推行的新政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在黄州，苏轼深感自己与白居易有着相同的遭遇，因白居易自忠州升任中书舍人，而苏轼也相信自己有朝一日能够东山再起，便一方面带领家人开垦荒地，种田帮补生计，一方面从白居易的忠州诗作中撷取“东坡”二字为已号。果不其然，宋哲宗即位不久（1086）年，苏轼便经由常州也升任了中书舍人，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巧合。

　　南宋诗人龚颐正在其《芥隐笔记》中说“醉翁、迂叟、东坡之名，皆出于白乐天诗云”，宋人周必大也说：“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着，大略相似。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古人所指，也正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