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非致良知,心外无一物——王守仁

  人人有作圣人的潜能。他可能成为实际的圣人,只要他遵从他的良知的指示而行。换句话说,他需要做的,是将他的良知付诸实践,或者用王守仁的术语说,就是“致良知”。因此,“致良知”就成了王学的中心观念,王守仁在晚年就只讲这三个字。
  ——冯友兰

  《坛经》中记载:“时有风吹幡动,一僧曰风动,一僧曰幡动,议论不已。惠能进曰: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
  和这位伟大的哲学家惠能具有相似之处的是明代著名“心学”大家王守仁。《传习录》上记载:“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先生云:‘尔未看此花时,此花与尔心同归于寂。尔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尔的心外。”(《传习录》下,《王文成公全书》卷三)
  王守仁(公元1472年—1528年),今浙江省人,通常称他为阳明先生,是杰出的哲学家和有名的政治家。1525年,田州土司因不满由政府任命官员代替世袭制度,起兵造反。明王朝任命王守仁去广西平乱。在赴任的途中,王守仁上疏认为乱事的起因乃是两广官员“因循怠弛,军政日坏”,“非一朝一夕之故”,“当反思其咎”,“自责自励”;又认为“息兵罢饷,以休养疮痍之民”,建议宜抚不宜剿。当年年底,王守仁来到南宁,两广、江西、湖广四省数万大军也云集南宁。王守仁按照他宜抚不宜剿的既定方针,一面派代表同田州土司谈判,一面下令前方军队全部后撤以示诚意。1528年2月,田州土司头目卢苏、王受来到南宁投降,其部下17000人全部免罪遣散回家。这场动乱就这样平息下来,并未妄杀一人。这一事件表现出王守仁超凡的政治智慧。
  他早年热诚地信奉程朱;为了实行朱熹的教导,有一次他下决心穷竹子的理。他专心致志地“格”竹子这个“物”,格了七天七夜,什么也没有发现,人也累病了。他在极大的失望中不得不终于放弃这种尝试。后来,他被朝廷谪贬到中国西南山区的原始的生活环境里,有一夜他突然大悟。顿悟的结果,使他对《大学》的中心思想有了新的领会,根据这种领会他重新解释了这部书。就这样,他把心学的学说完成了,系统化了。
  王守仁的语录,由他一位弟子笔记并选编为《传习录》,是今天我们理解接近王守仁的最重要的资料。
  《传习录》中有一段说:“先生曰:‘尔看这个天地中间,什么是天地的心?’对曰:‘尝闻人是天地的心。’曰:‘人又什么叫做心?’对曰:‘只是一个灵明。’‘可知充天塞地,中间只有这个灵明。人只为形体自间隔了。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我的灵明,离却天地鬼神万物,亦没有我的灵明。如此便是一气流通的,如何与他间隔得?’”
  由这几段话,我们可以知道,王守仁的宇宙的概念,是什么意思。在他的这个概念中,宇宙是一个精神的整体,其中只有一个世界,就是我们自己经验到的这个具体的实际的世界。这样,当然就没有朱熹如此着重强调的,抽象的理世界的地位。
  王守仁也主张心即理:他说:“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传习录》上,《全书》卷一)又说:“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故有孝亲之心,即有孝之理;无孝亲之心,即无孝之理矣。有忠君之心,即有忠之理;无忠君之心,即无忠之理矣。理岂外于吾心耶?”(《答顾东桥书》,《传习录》中,《全书》卷二)从这些话,可以更清楚地看出朱熹与王阳明的不同,以及俩人所代表的学派的不同。根据朱熹的系统,那就只能说,因有孝之理,故有孝亲之心;因有忠之理,故有忠君之心。可是不能反过来说。但是王守仁所说的,恰恰是反过来说。根据朱熹的系统,一切理都是永恒地在那里,无论有没有心,理照样在那里。根据王守仁的系统,则如果没有心,也就没有理。如此,则心是宇宙的立法者,也是一切理的立法者。
  此外,系统的代表王守仁哲学观点的概念有“明德”、“格物”、“用敬”、“良知”等。关于“良知”,有一个故事说,有个王守仁的门人,夜间在房内捉得一贼。他对贼讲一番良知的道理,贼大笑,问他:“请告诉我,我的良知在哪里?”当时是热天,他叫贼脱光了上身的衣服,又说:“还太热了,为什么不把裤子也脱掉?”贼犹豫了,说:“这,好像不太好吧。”他向贼大喝:“这就是你的良知!”故事说明人人都有良知,良知是他的本心的表现,通过良知他直接知道是为是,非为非。就本性而言,人人都是圣人。为什么王守仁的门徒惯于说“满街都是圣人”,就是这个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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