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乡土中国》有感3000字

　　读《乡土中国》有感3000字：

　　在那个充斥着对社会学是“剩余社会科学”的讥讽下，社会学大家费孝通先生仍然坚守着对这一学科的信心与信念。对于社会学的定义和对“边缘科学”的反驳，费孝通先生指出，“社会学很不容易和政治学、经济学等在一个平面上去分得一个独立的范围。它只是从另外一个层次去得到一个研究社会现象的综合立场。”毕竟与“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独立的各个学科范围的局限认识相比，社会学则是脱离了这一局限，置身于外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和递进的层次来看待同一个问题。用斯宾塞（Spencer）的话来说，“所谓社会学是研究社会现象的总论，不应把社会学降和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学等社会科学并列的一门学问。”

　　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所讲的是中国的“乡村社会学”，用社会学的角度，看待着转型期的新中国，从乡土社会转变为城市社会的矛盾与冲突。通过比较社会学的方法，将乡土社会和城市社会中的“个体”、“群体”，乃至整个社会的秩序、权力等等，进行比较，用特征进行描述区分，还乡土社会真正的面貌，现城乡冲突的内在问题。

　　《乡土中国》主要的视角定格在乡土身上，也就是农村。从个人的“愚”、“私”，扭转不同社会之间因不同的规则而产生的偏见。从个人与社区之间产生的“治”、“权”，探讨出城乡制度的不同之处的基本根源。

　　何为“愚”？城里人认为，“愚”体现在不识字、对新事物呆头呆脑、土里土气，但这是很片面性的贬义，如果这么说，乡下人对于城里人的看法可能是“奸”，当然由于发言权掌握在城市的手中，所以自然就一边倒的认为乡下人“愚”。事实上，只是所属的社会环境不同，而在乡土和城市这两种环境中，个人因受限于环境，只对自己身处的社区了解，而无法理解另一社区而已。就如对于因不识字而产生的文字下乡的政策，其实“在熟人中，我们话也少了，我们“眉目传情”，我们“指石为证”，我们抛开了比较间接的象征原料，而求更直接的会意了。所以在乡土社会中，不但文字是多余的，连语言都并不是传达情意的卫衣象征体系。”所以，不识字根本不能认为是因为乡下人“愚”，而是因为在乡土社会中，文字是多余的。而在以陌生人为主的城市社会，没有文字，则寸步难行。因为需要，所以精通，“愚”是相对的，任何人进入新的社区中，都会被土著称之为“愚”，事实上只不过是不明新社区的新规则罢了。（对于愚的观点，在《人论》中也有相近的观点。）

　　如果说，“愚”是乡土社会和城市社会的区别的产物，而“私”则是中国社会和西洋社会的差别。西洋社会的“己”则是像“我们在田里捆柴，几根稻草束成一把，几把束成一扎，几扎束成一捆，几捆束成一挑。每一根柴在整个挑里都属于一定的捆、扎、把，非常的明确。”而在中国社会的“己”则“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对于西洋社会的人情关系的重点就在于“权”，你处在哪一个层次的扎、把就决定了你的圈子如何。而中国社会的人情关系却是具有伸缩性的，随着你的中心势力的变化而变化，故就有世态炎凉这一说，而红楼梦便是这一人情关系的一大现象。

　　正由于中国社会的人情关系不同于西洋社会，所以当西洋社会争夺“权”而获得资格进入更高一层次的“束”时，中国社会则不断的通过攀关系，将自己的圈波及到更多的圈中，提升自我的中心势力，因为圈子的大小就取决于“私”，所以也就不得不将力作用在“私”上。因此，可以理解为何法律在中国社会推行的如此之艰难，正是因为其在制度上不适合以乡土社会为主的中国社会，就如文字下乡。而当中国社会慢慢转型为城市社会时，法律制度自然而然会被社会所接受，因为在陌生人社会，借条永远比信任来的可靠。

　　无论是“愚”，还是“私”，都是不同社会之间由于所需知识的不同，而产生的误解，而当误解产生时，势力上占优势的一方社会自然会以不屑的眼光，看待劣势社会，相应的用贬义的词汇去解释这一区别。事实上这种优越感是极为幼稚的、无知的，它的产生同于井底之蛙，而造成的歧视后果则不堪设想，毕竟自认为是最优越的种族的雅利安人带来的是种族清洗政策。而如果从单一学科分析的话，便会造成难以跳出本社会的局限，但是如果用社会学的高度，就可以以各个社会为研究的单位，跳出囹圄，毕竟站得高看得远。

　　社会是由各型各色的人，在一定的规则下，组成的共同体。而选择怎样的规则进行限制，就决定了这将是一个怎样的社会。这也就是，《乡土中国》所提及的“治”。“治”常认为两种，“人治”和“法治”。事实上，在乡土社会是不存在“人治”，因为因个人好恶的治理，之所以能统领大家，读后感是因为在这个社会里存在着不成文的规定，那就是“礼”。与其说是“人治”不如说是“礼治”。我国当今的目标，必定是建成法治社会，但是从另一方面讲，这便是乡土社会的消亡。而到底社会是需要礼治还是人治，则取决于社会变迁的速率和人口流动的数量。

　　当社会变迁过于迅速时，传统的、不成文的礼治是来不及应付层出不穷的新事物和新问题的。只有通过较为快速的法规制定（虽然也存在着法的滞后性，但相比在试错的过程中矫正，则显得更快），来应对社会变迁。当人口流动数量过大，那么不属于这一社区的陌生人急剧增多，带来的是不同社会的不同规矩，对原有的规矩的破坏和冲突，则会导致这一社区的不成文规定出现混乱，无法继续维护当前社会，所以就需要用文字规定的法条，来约束、管理来自不同社区的人。而当下中国之所以选择法治社会，正是中国社会处于高速发展的状态，社会变迁速率快，人口流动量大，自然原始的乡土社会中的礼治已经无法继续维护社会的秩序，法治道路这一选择，也就不言自明。

　　既然有了“治”，那么实现“治”必然需要“权”来执行。本书中的“权”分为四类，横暴权力，同意权力，时势权力，教化权力。横暴权力，从社会冲突方面着眼，权力表现在社会不同团体或阶层间主从的形态里，权力是维持这种主从关系所必需的手段，具有压迫性质，有上下之分。同意权力，从社会合作方面着眼，由于社会分工使得每个人都不能“不求人”而生活。其权力的基础是社会契约，是同意，权利与义务要相称。这两种“权”，普遍存在于各个国家的政府的管理，既有横暴权力的部分，也有同意权力的支持。但是这却无法应用到对于乡土社会的认识，就横暴权力而言，除非“乡霸”这一恶棍组织的出现，否则在乡土社会中，是没有什么权力的压迫性质可言的；再同意权力而言，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并不存在没有他人则不能生活的地步，所以这一权力也不适用于乡土社会，故“治”的实现，靠的既不是横暴权力，也不是同意权力。

　　而确切的说，乡土社会是一种长老统治，因为在礼治的规范下，在这一社会待的时间越长，对“礼”的知晓更为权威，也就更有发言权，所以长老统治成为了乡土社会的主要统治形式，而这一形式运用的则是教化权力，教化权力就是paternalism，发生于社会继替的过程，同爸爸式的权力或称长老权力，是为了被教化者，而不是为了统治关系的“权”。这是在变迁不大的乡土社会中适用的统治方法，然而在社会变迁的速率加快时，由于教化权力的严重滞后，所以就产生了时势权力，也就是“时势造英雄”，这一权力的持有人，有能力组织新的试验，能获得别人的信任，可以支配其他的群众，并挑战、破坏长老统治。这正是近现代，乡土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变过程中，发生冲突的原因之一，教化权力和时势权力也在不断的此消彼长中寻找平衡点。

　　这就是费孝通先生所构建的“乡村社会学”，他用浅显易懂的语言文字，讲述着晦涩难懂的学术问题，实在令人敬佩、叹服。或许把高深的问题讲明白，就是所谓的大家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