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车上书的典故

　　汉武帝时的东方朔，遍观博览，见多识广，天文地理无不通晓，而且为人幽默风趣，行为不拘礼节。武帝召他谈论古今，他旁征博引，令武帝非常满意。到了吃饭时间，武帝与他一同进餐，吃完之后他把所剩酒肉全部带走，以致弄得衣服脏污不堪。武帝赐他丝帛，他也毫不推辞地接受下来。　

　　东方朔用巨财娶长安美女为妻，而且不到一年就更换一个，当时人都称他为“狂人”。但东方朔说：“我是在朝廷中避世，聪明人避世于朝廷，而不必都隐居于深山之中。”东方朔以此作为自己持身处世的策略，反映了他的智慧。伴君如伴虎，帝王身边为是非之地，稍有不慎就会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罹上大祸。东方朔以“狂人”的形象处武帝之侧，表现出他对世事、形势的洞若观火，与孔子所讲的“大隐隐于朝，小隐隐于市”的处世哲学也相一致。　

　　当初，东方朔入长安以博取武帝的注意，就采取了与众不同的方式。按照当时的规定，上书朝延要经公车(官名)转交。东方朔初　到长安上书，用了三千块奏牍(木板)　，公车派两名精壮之士才能勉强搬动，武帝连续读了两个月才读完。此举果然引起武帝的注意，并委任其为郎官。

　　后来，“公车上书”这一典故，用来指向帝王上书，以求得任用。（房非）

　　《史记·滑稽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