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行漫记第29章

　　五

　　苏维埃运动（下）

　　“从一九二七年冬天到一九二八年秋天，第一师守住了井冈山的根据地。一九二七年十一月第一个苏维埃在湖南边界的茶陵成立了，第一个苏维埃政府选举出来了。主席是杜修经。在这个苏维埃以及后来的苏维埃中，我们推行了一个民主的纲领，采取温和的政策，建筑在缓慢而不断的发展这一基础上。这样一来，井冈山就遭到党内盲动主义者的斥责，他们要求对地主实行抢、烧、杀的恐怖政策，为了使他们丧胆。第一军前敌委员会拒绝采用这种策略，所以被头脑发热的人污蔑为‘改良主义者’。我因为没有实行更加‘激进的’政策，遭到他们猛烈的攻击。

　　一九二七年冬天，两个以前在井冈山附近当土匪头子的王佐和袁文才参加了红军。这使红军的实力增加到将近三团人。王、袁都被任为团长，我是军长。这两个人虽然过去当过土匪，可是率领队伍投身于国民革命，现在愿意向反动派作战。我在井冈山期间，他们是忠实的共产党人，是执行党的命令的。

　　一九二八年五月，朱德来到井冈山，我们的队伍会了师。我们一同制订丁一个计划，要建立一个包括六个县的苏区，逐步地稳定并巩固湘赣粤边区的共产党政权，并以此为根据地，向更广大的地区发展。这个战略同党的建议是相反的，后者一味作迅速发展的空想。在军队内部，朱德和我得同两个倾向作斗争：第一个倾向是要立即进攻长沙，我们认为这是冒险主义；第二个倾向是要撤退到广东边界以南去，我们认为这是‘退却主义’。根据我们当时的看法，我们的主要任务有二：分地和建立苏维埃。我们要武装群众来加速这个过程。我们的政策主张自由贸易，优待被俘敌军，以及总的来说主张民主的温和主义。

　　一九二八年秋天，在井冈山召开了一个代表会议，出席的有井冈山以北的苏区的代表。在苏区的党员中，对于上述各点仍然有一些意见分歧。在这次会议上，各种不同的意见充分地发表出来子。少数人认为在上述政策的基础上我们的前途大受限制，但是多数人相信这个政策，因此当宣告苏维埃运动将获得胜利的决议案提交表决的时候很容易就通过了。但是，党中央委员会还没有批准这个运动。直到一九二八年冬天，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的消息传到井冈山的时候，才得到批准。

　　对于那次代表大会所采取的新路线，朱德和我是完全同意的。从那时起，党的领导人和农村地区苏维埃运动的领导人之间的分歧消除了，党恢复了一致。

　　六人的决议总结了一九二五年到二七年的革命和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秋收起义的经验。它的结论是赞成把重点放在土地运动上。大约在这时候，红军开始在中国其他地方出现。一九二七年冬天，湖北西部和东部发生了暴动，为建立新苏区打下了基础。在西面的贺龙和在东面的徐海东，开始建立自己的工农军队。徐海东活动的区域成了鄂豫皖苏区的核心，后来徐向前和张国焘去了那里。一九二七年冬天，方志敏和邵式平在邻接福建的江西东北部边界，也开展了一个运动，后来发展成为强大的苏维埃根据地。广州起义失败以后，彭湃率领一部分忠心耿耿的部队到海陆丰去，那里成立了一个苏维埃，由于它执行盲动主义的政策，很快就被摧毁。它的一部分军队在古大存指挥下从那个地区突围，同朱德和我取得了联系，后来成为红军第十一军的核心。

　　一九二八年春天，由李文林、李韶九领导的游击队，开始在江西的兴国、东固活跃起来。这个运动以吉安一带为根据地，这些游击队后来成为第三军的核心，而这个地区本身则成为中央苏维埃政府的根据地。在福建西部，张鼎丞、邓子恢和后来变成社会民主党人的傅柏翠，建立了苏维埃。

　　在井冈山‘反冒险主义斗争’时期，第一军打败了白军两次攻占井冈山的企图。对于我们正在建立的那种机动部队说来，井冈山证明是绝好的根据地。它有很好的天然屏障，种的农作物足够供给一支小小的军队。它方圆有五百里，纵横约八十里。本地人有另外的名称，叫它大小五井；真正的井冈山是附近的一座早已荒废的山。五井这个名称是从山麓五口大井得来的，即大、小、上、下、中五井，山上的五个村就是以这五口井相称。

　　我们的队伍在井冈山会师以后，进行了改编，著名的红军第四军创立了，朱德任军长，我任党代表。一九二八年冬天，何键的部队发生起义和哗变以后，井冈山来了更多的军队，这样就产生了红军第五军。彭德怀任军长。除了彭德怀以外，还有长征途中在贵州遵义牺牲的邓萍；一九三一年在江西牺牲的黄公略；和滕代远。

　　来了这么多军队，山上的条件变得很差了。部队没有冬衣，粮食奇缺。我们有好几个月几乎只靠吃南瓜过活，战士们喊出他们自己的口号：‘打倒资本主义吃南瓜！’——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就是地主和地主的南瓜。朱德留下彭德怀守井冈山，自己突破了白军的封锁，一九二九年一月，我们的第一次守山就此结束。

　　第四军这时迅速而顺利地展开了打通江西南部的战斗。我们在东固建立了苏维埃，和当地的红军部队会合。我们接着分兵挺进永定、上杭和龙岩，在这几县成立了苏维埃。红军来到以前就存在于这些地区的战斗的群众运动，保证了我们的胜利，帮助我们能够在稳定的基础上，非常迅速地巩固苏维埃政权。通过群众性的土地运动和游击队活动，红军的影响扩大到了其他几个县，但是共产党人到后来才在那里充分掌握权力。

　　红军在物质上和政治上的情况都有了改进，但是还存在着许多不良倾向。例如‘游击主义’就是一种弱点，反映在缺乏纪律，极端民主化和组织涣散上面。另一种需要克服的倾向，是‘流寇思想’——不愿意安心做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喜欢流动、变换环境，喜欢新奇的经历和事件。还有军阀主义残余，个别指挥员虐待甚至殴打战士，凭个人好恶，对人有所歧视或者偏爱。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在闽西古田召开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以后，许多这样的弱点都被克服了。大会讨论了改进的办法，消除了许多的误解，通过了新的计划，这就为在红军中提高思想领导奠定了基础。在这以前，上面所说那些倾向是十分严重的，而且被党内和军事领导内的一个托洛茨基派别利用了来削弱运动的力量。这时开展了猛烈的斗争来反对他们，有些人被撤销了党内职务和军队指挥职务。刘恩康——一个军长，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据揭发，他们阴谋在对敌作战时使红军陷入困境而消灭红军。几次作战失败后，他们的计划就暴露得非常明显了。他们恶毒地攻击我们的纲领，反对我们的一切主张。经验已经证明他们的错误，他们被撤去领导职务，在福建会议以后，他们就没有影响了。

　　这次会议为在江西建立苏维埃政权铺平了道路。第二年取得了一些光辉的胜利。几乎整个江西南部都落入红军之手。中央苏区的根据地建立起来了。

　　一九三〇年二月七日，江西南部召开了一个重要的地方党会议，讨论今后苏维埃的纲领。当地党、军、政代表都出席了会议。会上详细讨论了土地政策的问题，由那些反对分配土地的人所发动的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被打败了。会议决定分配土地，加速建立苏维埃，在这以前，红军只是组织地方的和乡的苏维埃，在这次会议上，决定了建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对于这个新的纲领，农民报以热烈的拥护，这有助于在后来的几个月中打败国民党军队的围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