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眼第01章

　　“德国人几乎都受了欺骗——只有希特勒估计正确。他虽然有直觉，但在行动上还踌躇不前……”

　　引自A·J·P·泰勒着：《英国历史：1914-1945》

　　英国的冬天，45年来从未有过如此寒冷。白雪皑皑，乡间的村庄全被封锁，泰晤士河上一片冰封。1月的某一天，在格拉斯哥-伦敦铁路线上，火车晚点24个小时才抵达尤斯顿。由于大雪与灯火管制，汽车行驶充满了危险，车祸倍增。人们戏谑地说，驾着奥斯汀7型汽车晚间在皮卡迪利街道上行驶，比驾着坦克穿过齐格菲防线①还要危险。

　　①齐格菲防线（Siegftied line）：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德国在西部边境建筑的防御阵地体系，与法国的马其诺防线相对峙。

　　冬去春来，万物欣欣向荣。蓝莹莹的天空中，屏障式的气球随风飘荡，蔚为壮观。伦敦的街道上，只见度假的士兵与身着短袖衣的姑娘在调情逗乐。

　　作为战争时期的一国之首府，这座城市看上去并不十分相称。战争的种种迹象当然可以看到。亨利·费伯此时正骑着自行车，从滑铁卢车站前往海格特，他已经注意到：重要的公共建筑外面垒起了一袋袋的沙袋；郊区的住宅庭园里筑起了安德森式的掩体②；一幅幅的大型广告告诫人们要疏散，要采取防空措施。在观察种种迹象时，费伯的洞察力比普通铁路职员要深刻得多。他看到公园里有成群结队的孩子，就知道疏散工作没有做好。石油尽管是定量供给，但是他注意到公路上照样行驶着来来往往的车辆；不仅如此，他还看到汽车制造商做的广告，他们在推销新型汽车。他意识到许多工厂拥进了夜班工人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因为就在几个月前，这些工厂的日班工人还没有足够的活儿可做。尤其重要的是，他密切注意到大量的军队在英国铁路网上调动。所有调动的文件都要从他的办公室进进出出。人们从这类文件中能了解到许多情况。比如今天，他在一批表格上盖着橡皮图章，就知道眼下又有一支远征军正在结集，而且他还挺有把握地了解到：结集的部队大约有10万人，他们要开往芬兰。

　　②安德森式的掩体（Anderson shelter）：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的波纹铁防空掩蔽所。因为是当时的内务大臣约翰·安德森所提倡，故名。

　　有些迹象的确存在，可是都有点可笑。广播节目对战争期间的官方公文加以嘲笑；民众团体的歌声在防空掩体里荡漾；时髦女郎把防毒面具装在服装师设计的袋子里；人们在谈论“令人厌恶的战争”，一会儿富有传奇色彩，一会儿又是平凡琐事，犹如在放电影；凡发出的空袭警报，无一例外地都是假警报。

　　费伯却持有不同的观点——他这个人有点与众不同。

　　他已经到了阿奇维大路，因为是在上坡，身子便稍稍前倾。他两腿长长的，蹬起自行车来就像火车引擎上的活塞一样，从不疲倦。他谎称39岁，但看上去也挺像39岁的样子。在大多数情况下，他都不讲真话，这是为了他的安全。

　　他骑车登坡，来到海格特时渐渐冒汗了。他住的房子在伦敦属于最高地段，他之所以选择这样的住处，也正因为它的地势高。那是维多利亚式的砖房，位于六排房子的尽头。这一带的房子很高大，但又狭窄、阴暗，如同居住者的心情，仿佛就是为他们建造的。每幢房子有三层，另外有一层地下室，仆人从那里进出——在19世纪，英国的中产阶级坚持仆人另有个进出门，即使家中没有仆人也要开出这个通道。费伯对英国人真有点嗤之以鼻。

　　在六号房居住的是哈罗德·加登先生。他曾经有个小小的公司，经营茶叶和咖啡，不过在大萧条时期①早就破了产。加登先生有个人生准则：负债不能偿还便是弥天大罪。他破了产，别无选择，只有一死。他给妻子留下的惟有这幢房子。这位遗憾迫不得已，只好招租房客。她何尝不乐意做个女房东，但是在她生活的圈子里，那种规矩却要求她装得有点羞于去做那个。费伯有间带老虎窗的房间在楼顶那一层。从星期一到星期五，他就住在那房间里。他对加登太太说，他要到埃里斯去和母亲一起过周末。其实，他在布莱克希思那儿另有一个女房东，那位房东称他为贝克先生，并且认为他是个推销员，为一家文具商推销产品，整个星期都在外面奔波。

　　①大萧条时期［the（Great）Depression］：指1929年到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世界性严重经济萧条。

　　他推着自行车，上了花园小径，只见高大的前厅那些窗户似乎在皱着眉头，显出很不高兴的样子。他把车推进小棚，锁在草坪修剪机上——车子不锁，要以违法论处。小棚四周的箱子里培育的土豆已全部吐芽。加登太太在花园里全都种上了蔬菜，以表示她对战争尽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费伯走进屋，把帽子挂在衣帽架上，洗过手以后便去吃茶点。

　　已经在吃茶点的有另外三位房客：一个满脸粉刺的年轻人，来自约克郡，正设法参军；一个头发花白的糖果推销员；另外一个是退役的海军军官，费伯认为此人有点变态。费伯朝大家点头招呼以后便就坐了。

　　推销员正在说笑话：“中队长就对他说：‘你回来得早啊！’那位驾驶员一转身，答道：‘怎么，我把传单整捆整捆地扔了下来，难道错了吗？’中队长说：‘哎呀天啦！说不定你砸伤人了啊！’”

　　海军军官咯咯笑了起来，费伯也跟着笑了笑。加登太太托着茶盘走了进来。“晚上好，费伯先生。我们没有等你回来就用茶点了，请你别在意。”

　　费伯拿起一片全麦面包，涂了一层薄薄的黄油，立刻又拿起一片大香肠，对加登太太说：“你种的土豆要移植了。”

　　费伯匆匆吃了茶点。那三位房客还在就张伯伦是否应该让位给丘吉尔的问题争论不休。加登太太随时在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且总要看看费伯，希望他也有所反应。她是个邋遢的女人，身体微胖，年龄与费伯相仿，但却穿着30岁女人的衣装。他估计，她想再找个丈夫。对于他们的争论，他一言不发。

　　加登太太把收音机打开了，在一阵嘈杂声之后，就听到播音员说：“这是英国广播公司，国内广播节目。现在向您播送的是《又是他》！”

　　费伯听过这个节目，是定时播出的，内容与一个名叫芬弗的德国间谍有关。费伯向大家道了别，就回到楼上自己的房间去了。

　　《又是他》节目播完以后，海军军官和推销员去了小酒店；约克郡的那位小伙子由于是个教徒，便去了祷告会那儿；屋里此刻只剩下加登太太一个人了。她孤单单地坐在客厅里，端着一小杯杜松子酒，对着这光的窗帘发愣，心思便转在费伯先生身上。她希望他别把过多的时间消磨在房间里。她需要有个伴儿，而他正合适。

　　想到这儿，她心里便感到内疚。为了平衡一下自己的心理，她就想想加登先生。回忆虽然很亲切，但印象却很模糊，好像在放一部陈旧的影片，放映机的齿轮破碎了，声带不清晰。若要想像他此刻和她一起呆在屋子里会是什么情景倒很容易，但是若要想像出他的面孔，他会穿什么样的衣服，或者就眼下的战争新闻做出什么评论，那就有难度了。他生得矮小机灵，做生意全靠运气。顺时财源滚滚，背时一筹莫展。在大众面前他感情从不外露，但在床上却有百般柔情。她非常爱他。这场战争要是老打下去，许多女人就会陷入像她一样的境地。这时她又斟了一杯酒。

　　费伯先生个性好静——问题也就在这儿。他似乎没有任何不良习气。他不抽烟，她也从来没有闻到过他身上有酒气。一到晚上，他总是呆在自己的房间里，听收音机播放的古典音乐。他阅读大量的报纸，喜欢长距离的散步。尽管他职业低微，她仍觉得他非常精明。在餐厅里吃饭时，他也和大家交谈，但他的谈吐总比别人显得更深思熟虑。他要是做些努力，一定能找到更好的工作。他似乎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机遇。

　　在相貌上也同样如此。他生得仪表堂堂：高个子，长腿儿，臂膀结实，但并不胖。他面孔刚毅，天庭饱满，下巴长长的，还有一双明亮的蓝眼睛。虽然不能与电影明星媲美，但仍然为女人所喜爱。只是嘴巴——又小又薄，她可以想像到他性格冷酷，而加登先生却没有冷酷的气质。

　　乍一看，他并不是一个女人看了一眼后还想再看的男人。他穿的裤子很旧，而且从来不熨——她倒是很想替他熨一熨，可是他从来没有那种要求。他总是穿着一件寒酸的雨衣，戴的是码头工人戴的平顶帽。他不蓄胡须，每两个星期理一次发，而且头发剪得很短。他似乎有意要给人以很不起眼的印象。

　　他少了个女人，这一点无庸置疑。她有点儿纳闷：人们说有的男人男生女相，他是不是那种人呢？但是她很快就打消了这种念头。他需要个妻子，使他潇洒起来，使他富有志向。她需要个男人陪伴她，给她——给她——抚爱。

　　可是他从来不主动。有时候她很伤心，真想放声叫喊。她肯定自己会讨人喜欢。这时候她又斟了酒，对着镜子看看自己。她面孔娟美，一头金色鬈发，有某种男人想要的东西……想到这儿她不禁咯咯笑出声来。她一定有了几分醉意。

　　她呷着酒，思考着是不是该由她来采取主动。费伯先生明摆着是害羞——非常羞怯。他不是那种没有性欲的人——他曾有两次看着她，当时她正穿着睡衣，从他那眼神里她能判断出这一点。或许她疯狂一点能使他克服羞怯心理。那么做，她会失去什么呢？她尽量设想最坏的后果，以及在那种情况下自己是什么滋味。假如他拒绝她，那么将是很尴尬——甚至很丢脸的，会打击她的自尊心。可是发生这样的事不会有第三个人知晓。他只会一走了之。

　　一想到对方会拒绝，她便打消了整个念头。她慢慢站起身来，思忖着：我恰恰不是那种疯狂的女人。就寝的时间到了。她要是上了床，再喝点儿酒，就会入睡了。她带着酒瓶上了楼。

　　她的卧室就在费伯先生的下面。她解衣上床，听到费伯的收音机传来小提琴演奏的乐曲。她穿上了一件新睡衣，粉红色，上面有绣花领口，可惜无人来欣赏！她斟了最后一杯酒，琢磨着费伯先生脱光了衣服会是什么样子：他的肚子可能很平坦，下面生着毛；由于他很苗条，一定能看到他的肋骨；他的屁股大概很小。她又咯咯地笑起来，心想：我真不要脸。

　　她把酒带上了床，拿起书来，可是怎么也集中不了精力，一个字也看不下去。再说，对于那种不着边际的浪漫故事她已经有了厌恶情绪。如果你自己与丈夫情投意合，那么阅读冒险偷情的故事当然很妙，但是一个女人所需要的并不止这些。她呷了点儿酒，希望费伯先生关掉收音机。此刻她仿佛置身于茶点舞会上，要想入睡简直不可能。

　　请他把收音机关掉吧，她当然可以那么做。她看一下床头钟，10点已经过了。她可以把那件与睡衣很相配的晨衣穿起来，稍稍整理一下头发，再穿上拖鞋——那双拖鞋非常精巧，上面还装饰着玫瑰花图案——就这样出其不意地往楼上跑，到了另一个楼梯口，好了，就这么敲他的门。他肯定会开门，说不定他还穿着裤子和背心，然后准会打量着她，那眼神正同他往日看她穿着睡衣去浴室时的一模一样……

　　“真是个大笨蛋，”她自言自语，“你想到楼上去，不过是找个借口罢了。”

　　接着，她又感到莫名其妙，她要找借口干什么？她已是成年人，房子是她自己的，10年来她都没遇到合适的男人。管他呢，她需要个强壮的男人抚摩她、压倒她，她要让他一个劲地喘气。因为说不定明天会有德国的毒气弹炸过来，他们都会在呛咳中挣扎，都会中毒死亡，那岂不白白丢失了最后一次机会。

　　她把杯中酒一饮而尽，纵身下了床，穿上了晨衣，稍稍梳理了头发，套上了拖鞋。为了防止因收音机声音太响，他听不到敲门声，她把那一串钥匙也随身带上。

　　楼梯口那儿没有人。在黑暗中她摸索着上了台阶。她本想跨越会发出咯吱响声的那一级，没想到一个踉跄，身子沉重地跌倒在松软的地毯上。但是似乎没有人听到，她继续往上走，敲了敲楼顶那扇房门。她敲得很轻。门已经锁了。

　　收音机声音小了，费伯叫了一声：“是谁？”

　　他声音很悦耳，不是伦敦方言，也不是外国人的腔调——什么都不是，完全是中性的，听起来令人很愉快。

　　她答道：“同你说句话好吗？”

　　他似乎在犹豫，过了一会才答道：“我已经脱了衣服了。”

　　“我也是呀。”她咯咯笑着说，接着就用自己手中的房门钥匙开了门。

　　他站在收音机前，手里还拿着什么东西，像是螺丝刀。他下身穿着裤子，上身赤条条的。他脸色苍白，像是吓得魂不附体的样子。

　　她进了屋，随手关上门，一时不知怎么开口。突然间她想起了一部美国影片中的一行诗句，便说道：“请一位孤独的姑娘喝杯酒好吗？”说这种话真够蠢的，因为她明明知道他的卧室里没有酒，她显然也没有穿上要出门的衣装。不过这话听起来有种勾魂的力量。

　　看来达到了意想的效果。他一声不吭，缓缓地往她那儿走。他果然有那种欲望。她向前移了一步，接着他就把她搂住。她闭着眼睛，仰起了脸。他吻她，她在他怀里微微扭动。突然间，她感到背部一阵可怕的剧痛，她疼痛难忍，张嘴呼叫。

　　他先前已经听到楼梯上有人跌倒的响声。假如她能稍停片刻，他就来得及把发报机收到箱子里，把密码簿藏进抽屉里，也就没有必要置她于死地。但是，他还没来得及收藏这些证据，就听到了钥匙开锁的响声。等到她开了门，他手里已经准备了一把匕首。

　　因为她在他怀里微微扭动，他第一刀没有刺中她的心脏，因此他只好用手指堵住她的喉咙，免得她大喊大叫。他又猛刺一刀，但是她身子还在扭动，刀刃刺中了一根肋骨，但刺得很浅，接着便鲜血四溅。他心里清楚这一次干得很不利索。大凡杀人，第一刀不能刺中，以后就不可能干净利落。

　　由于她在竭力挣扎，很难一刀结果她的命。他一面用拇指紧紧扣着她的下巴，一面仍然用其他手指堵住她的嘴，把她往背后的门那边猛推，她的头撞在门板上，发出一阵阵沉重的响声。他后悔把收音机声音开得那么小，可是眼前的一切他哪儿会料到呢？

　　他曾犹豫了片刻，然后才对她动手的。他本以为让她死在床上情况会好得多，因为那样比较容易掩藏——掩藏的办法他已经有所设想——但是那么做要花很长时间，会不会没有动静，他不敢肯定。现在，他把她的下巴紧紧扣住，让她的头仍然紧贴着门板。那是一把锥形匕首，他以宽大的弧形猛劈，结果劈掉的是大半个喉咙，因为匕首毕竟不是劈刀，而他想劈的目标也不是喉咙。

　　他立刻向后退，免得那可怕的血液溅他一身，接着他又跨上前把她抓住，不让她跌倒在地。他把她往床上拖，尽量不去看她的脖子，终于把她安放在床上。

　　他有杀人的经验，现在他在等待亲人以后的反应——他一感到平安无事，总会出现那种反应。他往拐角的洗涤槽那儿走，等待反应。他对着修面的小镜子，看到自己面色惨白，目光呆滞。他一面打量自己，一面思考着：杀人犯。就在这时他呕吐了。

　　呕吐之后，他感觉好些了。现在可以着手处理后事。他明白该干些什么，甚至在行凶过程中他就做好了处理后事的细节安排。

　　他洗了脸，漱了口，还清洗了面盆，然后坐在放收音机的桌子旁。他看着笔记本，找到电文，又开始发报。这份电报电文很长，是关于一支部队集结，开往芬兰的情报。先前只发了一半就被打断了。电文用密码写在本子上。电报发完了，结束语是：向威廉致敬。

　　他动作迅速地收拾好发报机，装进一个特制的手提箱里，把其余的东西装在另一只箱子里。他将裤子脱下，用海绵擦净上面的血迹，然后把全身洗得干干净净。

　　最后，他看着尸体。

　　现在他能静下心来，对此事做一番思考。眼下是战争时期，他和她之间是敌人。他不杀掉她，她就会置他于死地。她的存在是一种危险。他现在惟一的感觉是完全轻松自在，因为危险已经消除。她本来就不该搅得他担惊受怕。

　　但无论如何，他还得完成最后一个任务，一个令他作呕的任务。他把她的晨袍解开，卷起睡衣，一直卷到齐腰。她里面穿着衬裤，他撕扯开，看到了下身的须毛。可怜的女人，她仅仅是想勾引他。但是她出门时不发现发报机是不可能的。英国的宣传机器早就使得这些人对间谍有了警惕。不过那种警惕的程度也未免可笑。假如德国反间谍机关的间谍像报纸上宣传的那么多，英国早就输掉了战争。

　　他身子后退，偏着头对她打量。什么地方出差错了。他尽量想像自己是个性欲狂：假如我疯狂地爱上像尤纳·加登这样的女人，把她杀了便可以对她随心所欲，那么杀了她以后我会干些什么？

　　这类狂人当然想看看她的乳房。他欠下身来，抓起睡衣领口就撕，一直撕到了腰部，便看到两颗大乳房垂向两侧。

　　法医很快会发现她没有遭到强奸。但是费伯认为这一点无关紧要。他在海德尔堡修过犯罪学，知道有许多强奸并不容易得手。再说，他作假也不愿到那种地步，即使为了祖国也不肯那么干。他没有加入党卫军。的确有些党卫军为了奸尸而排着队……他把那种念头撂在一边。

　　他又洗洗手，把衣服穿起来。快到午夜了，他想等一个小时再离开。晚些走会更安全。

　　他静心坐下来，认真思索着他怎么会出了差错。

　　他出了错，这是毫无疑问的。如果他的隐蔽工作很完善，他就会完全平安无事；如果他平安无事，那么任何人也发现不了他的秘密。加登太太发现了他的秘密，或者说，她要是多活几秒钟就会发现。这就说明：他的隐蔽并非完善，他并非十分安全，他出了差错。

　　房门该插上门销，他没有插；他给人的印象始终很腼腆，惹得房东太太敢于穿着睡衣用她掌握的那把钥匙开他的房门，偷偷溜进他的房问。

　　这一类错误是看得见的，再往深处找，他根本不适合单身汉的身份。他想到这个问题时，心清颇为恼怒，而不是自负。他知道，像他这样的男人，不仅令人感到愉快，而且有吸引力，但他却过着单身的生活，这显然没有什么理由。接着，他就盘算起另外一种隐蔽方式，那种方式可以解释他是单身的原因，而不会引得加登太太一类的女人去勾引他。

　　他本该能从自己的个性中找到答案。单身是事实，可这是为什么？他心中十分不安——他不想道出真情。答案很简单，他保持单身，这是职业上的理由。如果还有什么更深层的原因，他不想弄清楚。

　　今天夜晚，他想在野外露宿，海格特树林那里倒挺合适。到了早晨，他就把箱子寄存在火车站的行李房。布莱克希思那里有他自己的房间，明天晚上他可以到那儿去。

　　然后，他就以第二种身份露面。他几乎没有会被警方抓获的恐惧。在布莱克希思房间度周末的是个旅行推销员，杀死女房东的是个铁路职员，这两人迎然不同。布莱克希思的这位商人花钱如流水，崇尚浮华，系的是鲜艳的领带，梳的是另外一种式样的头发，还一杯又一杯地酗酒。警方要通缉的是个微不足道的变态小人，一方面对鹅都不敢啐一口，另一方面却是个色情狂。而这个生意人身穿条纹制服，仪表堂堂，谁也不会对他加以注意。那种情欲似火，为了看到女人的乳房就把女人杀死的歹徒，显然与他毫不相干。

　　他还得设法弄到另外一种身份——在任何时候，他至少具备两种身份。他要有份新的工作，要弄到护照、身份证、定量供应本、出生证明这一类新的证件。这一切办起来都很危险。加登太太真该死，她为什么不像平常那样喝喝酒，醉醺醺地睡觉呢？

　　深夜1点了，费伯对着房间四周最后扫了一眼。房间里处处都留下了他的指纹，对于走以后留下的许多线索，他并不担心。杀人凶手是谁，大家都心里有数。在这房间里住了两年，现在离开了，他也没有丝毫的惜别之情。他从来就没有把这儿当家看待，也没有把任何地方当家看待。

　　但是他将永远记住这个地方，因为正是在这儿他懂得了：门要上插销。

　　他熄了灯，提着箱子下了楼，消失在黑夜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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