鹈鹕案卷第22节

　　她在这张床上度过了第二夜，一直睡到日高三竿。或许她现在已经习惯这样的生活了。今天是她虎口余生的第四天。

　　但是在她张开眼睛之后，她首先想到的就是托马斯。他的惨死给她的冲击逐渐淡去。

　　几分钟的思念托马斯之后，她接着便想到了他们。今天他们会在什么地方？她该上哪里去而不被发现？在这里住过两夜之后，她需要另找一个房间吗？是的，她得另找一处。天黑之后。她要打电话给另一家小客栈订一间客房。他们住在什么地方呢？他们知道她现在是个金发女郎吗？

　　想到头发她便马上起床。她走到书桌上方的镜子前，看一看她自己。它现在更短了，非常的白。成绩不错。昨晚她为它花了三个小时。如果她再活上两天，她要再剪短一点，还要恢复成黑色。如果她再活一个星期，她也许会成为光头。

　　肚子饿得发疼，有一秒钟之久她想到了吃饭。现在快十点了。怪了，旅馆偏偏在星期天早L不供饭。她要冒险出去找吃的，并且买一份星期天的《华盛顿邮报》，顺便也看看他们能不能抓住她这个头发剪成男式平头的姑娘。

　　她偷偷走过阴暗的厨房，拉开后门锁，走到小旅馆后面的小巷。她轻快地穿过小巷，两手深深插入劳动裤的口袋，两眼在黑眼镜后面扫视。

　　他看见了她，当时她正走上伯贡地街的人行道。帽子下面的头发虽然不同，但是她还是身高五英尺八英寸，这是改变不了的。她仍旧是两条长腿，并且有一种她自己的走路的样子，尽管已经相隔四天，他还是可以把她从一大堆人中认出来，而且无需根据面孔和头发来判断。他立即追上人行道开始尾随。

　　她是个聪明姑娘，有弯必转，每到一个街口就走另一条街，走得很快却不显得急急忙忙。他估计她要朝杰克逊广场走去，星期天那里总有拥挤的人群，她以为到了那里就没人找得到她。她可以混在旅游者和本地人中逛街，吃点什么，晒晒太阳，买份报纸。

　　达比顺手点燃一支香烟，边走边喷烟。她不能把烟吸进去。三天前她试过，头晕。

　　她看见他的时候，他离开她不到十英尺，他正坐在圣彼得街和沙特尔街转角的咖啡馆里的一张桌旁。不到一秒钟之后，他看见了她。她一个劲地向前走，现在是快得多了。

　　这个人是胖墩。他已经站起身来在桌子当中穿行，这时她躲开了他的视线。在沙特尔街上她躲开他有一秒钟，她闪进了圣路易斯大教堂的拱门中间。

　　她在圣安街朝左一拐，穿过街面，快到罗亚尔街时急忙朝身后看了一眼。他来了。他在街道对面，但是跟得很紧。

　　上波旁街去，她下了决心。距离开赛还有四个小时，众圣队的球迷已经倾巢出动在球赛前庆祝一番，往后他们就没有什么可庆祝的了。她转到罗亚尔街，快跑几步，然后放慢下来成为快走。他转入罗亚尔街，快步小跑。他摆好了架势随时可以冲刺快跑。达比走到街道中央，那里有一队足球流氓在游荡，消磨时间。她向左转入杜梅因街，撒腿快跑。前面是波旁街，那里到处都是人。

　　她听得见他在身后，根本不需要朝后看了。他就在背后，他在跑，距离越来越短。当她转进波旁街，胖墩在她后面50英尺，这一场赛跑已告结束。她看见了她的救命天使，他们正从一家酒吧吵吵嚷嚷出来。达比急忙向他们跑去，三个身穿众圣队服装的青年正好踏上街心。

　　“救命！”她死命地叫喊，伸手指向胖墩。“救命！那个人在追逐我！他要强奸我！”

　　如今哪，新奥尔良的街道上性骚扰毫不希奇，但是如果这个姑娘遭到强暴的话，他们三个还算什么男子汉。

　　“请救救我！”她的嘶喊令人揪心。大街上突然沉寂无声。人人都冻结不动了，包括胖墩在内，他停了一步，接着又向前冲去。三个众圣队球迷走到他面前，两手叉在胸前，眼睛射出火光。胖墩左右开弓：右拳对准第一个人的喉头，左拳给了第二个人的嘴巴致命一击。他们一声嘶叫，立即跌翻倒地。第三个人并不想跑。他的两个好友都被打伤，他岂能甘心。他本来是可以给胖墩当蛋糕吃的，但是第一个人倒在胖墩的右脚，使他站立不稳。第三个人，即路易斯安那州蒂博道市的本杰明·乔普先生在胖墩急忙抽开一只脚的时候，对准他的裤子当中猛踢一脚，胖墩立即倒下。达比返身挤进人群，听到他痛得哭叫。

　　胖墩倒下的时候，乔普又踢他肋骨。第二个人顾不得血流满面，也圆睁双眼向胖墩冲锋，展开一场厮杀。胖墩蜷成一团。他们毫不留情地踢他、骂他，直到有人喊了一声“警察”，这才救了他的一条命。乔普先生和第二个人搀扶第一个人站起来，他们飞快进入一家酒吧。胖墩也站起身来，一瘸一拐地走开，好像一头被救火车碾过的狗。

　　她躲在迪凯特一家酒店的一个黑角落里，喝了一杯咖啡和一瓶啤酒，接着又喝一杯咖啡和一瓶啤酒。三个小时喝了三瓶啤酒之后，她要了一盆煮小虾，改喝矿泉水。

　　酒精使她镇静，小虾使她定心。在这里她是安全的，她想，为什么不干脆坐在这里看球赛呢，也许可以一直坐到打烊。

　　达比坐在她的小角落里，直到球赛结束以后好久，才悄悄走进黑夜中去。

　　埃德温·斯内勒打电话给隔壁房间的卡迈尔。

　　“没错，她在这儿”，斯内勒说道。“有一个我们的人今天早晨在杰克逊广场看见她。他跟踪她走了三个街口，后来就找个到她了。”

　　“他怎么找不到她了？”

　　“没关系，是不是？她溜掉了，但是她还在这里，她的头发非常短，差不多是白色的了。”

　　“白色？”

　　斯内勒不欢喜一句话说两次，特别是对这个狗杂种。

　　“你的门底下有一张名片，你得看一下。”

　　卡迈尔把电话放在枕头上，走到门口。一秒钟后他又拿起电话。“这个人是谁？”

　　“名叫维尔希克。荷兰族，不过是美国公民。为华盛顿的联邦调查局工作。显然，他和卡拉汉是朋友。他们同时在乔治城法学院毕业，在昨天的追悼会上维尔希克是荣誉的抬棺人。昨天晚上他在离校园不远的酒吧找人打听这个姑娘。两个小时前，一个我们的人在同一家酒吧假装是联邦调查局的人，他跟酒保搭讪起来，酒保原来是法学院的学生，并且还认识这姑娘。他们谈了一阵，后来那个青年拿出这张名片。你看背面。他住在希尔顿1909号房间。”

　　“那只不过是五分钟的路。”本市街道地图都摊开在另一张床上。

　　“是的。我们给华盛顿去过几次电话。他不是个密探，只是律师。他认识卡拉汉，他也可能认识姑娘。显然他是在寻找她。”

　　“她要跟他说话，是吗？”

　　“大概会。”

　　卡迈尔等了一小时便离开旅馆。五分钟后步入希尔顿的大厅。他得在人群中穿行，街上挤满了从圆顶球场回来的球迷。电梯到二十层停下，他往下走一层到十九楼。

　　他敲了1909号房间的门，没有人答应。

　　他再敲门，他一面等开门，一面便在门扉和门框之间塞进一条六英寸长的塑料直尺，轻轻拨动，直到门栓响起卡嗒一声。

　　进去之后，他把门锁上，把运动袋放在床上。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副手套，紧紧套住手指。

　　卡迈尔清理干净他的痕迹，躲进壁柜里去。他是个耐心的人，他可以等待几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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