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大自然在反抗

　　我们冒着极大的危险竭力把大自然改造得适合我们心意，但却未能达到目的!这确实是一个令人痛心的讽刺。然而看来这就是我们的实际情况。虽然很少有人提及，但人人都可以看到的真情实况是，大自然不是这样容易被塑造的，而且昆虫也能找到窍门巧妙地避开我们用化学药物对它们的打击。

　　荷兰生物学家C.J·波里捷说：“昆虫世界是大自然中最惊人的现象。对昆虫世界来说，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通常看来最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也会在昆虫世界里出现。一个深入研究昆虫世界的奥秘的人，他将会为不断发生的奇妙现象惊叹不已。他知道在这里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完全不可能的事情也会经常出现”。

　　这种“不可能的事情”现在正在两个广阔的领域内发生。通过遗传选择，昆虫正在发生应变以抵抗化学药物，这一问题将在下一章进行讨论。不过现在我们就要谈到的一个更为广泛的问题是，我们使用化学物质的大举进攻正在削弱环境本身所固有的、阻止昆虫发展的天然防线。每当我们把这些防线击破一次，就有一大群昆虫涌现出来。

　　报告从世界各地传来，它们很清楚地揭示了一个情况，即我们正处于一个非常严重的困境之中。在彻底地用化学物质对昆虫进行了十几年控制之后，昆虫学家们发现那些被他们认为已在几年前解决了的问题又回过头来折磨他们了。而且还出现了新的问题，只要出现一种哪怕数量很不显眼的昆虫，它们也一定会迅速增长到严重成灾的程度。由于昆虫的天赋本领，化学控制已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由于设计和使用化学控制时未曾考虑到复杂的生物系统，化学控制方法已被盲目地投入了反对生物系统的战斗。人们可以预测化学物质对付少数个别种类昆虫的效果，但却无法预测化学物质袭击整个生物群落的后果。

　　现今在一些地方，无视大自然的平衡成了一种流行的作法;自然平衡在比较早期的、比较简单的世界上是一种占优势的状态，现在这一平衡状态已被彻底地打乱了，也许我们已不再想到这种状态的存在了。一些人觉得自然平衡问题只不过是人们的随意臆测，但是如果把这种想法作为行动的指南将是十分危险的。今天的自然平衡不同于冰河时期的自然平衡，但是这种平衡还存在着：这是一个将各种生命联系起来的复杂、精密、高度统一的系统，再也不能对它漠然不顾了，它所面临的状况好象一个正坐在悬崖边沿而又盲目蔑视重力定律的人一样危险。自然平衡并不是一个静止固定的状态;它是一种活动的、永远变化的、不断调整的状态。人，也是这个平衡中的一部分。有时这一平衡对人有利;有时它会变得对人不利，当这一平衡受人本身的活动影响过于频繁时，它总是变得对人不利。

　　现代，人们在制定控制昆虫的计划时忽视了两个重要事实。第一是，对昆虫真正有效的控制是由自然界完成的，而不是人类。昆虫的繁殖数量受到限制是由于存在一种被生态学家们称为环境防御作用的东西，这种作用从第一个生命出现以来就一直存在着。可利用的食物数量、气候和天气情况、竞争生物或捕食性生物的存在，这一切都是极为重要的。昆虫学家罗伯特·麦特卡夫说：“防止昆虫破坏我们世界安宁的最重大的一个因素是昆虫在它们内部进行的自相惨杀的战争。”然而，现在大部分化学药物被用来杀死一切昆虫，无论是我们的朋友还是我们的敌人都一律格杀无论。

　　第二个被忽视的事实是，一旦环境的防御作用被削弱了，某些昆虫的真正具有爆炸性的繁殖能力就会复生。许多种生物的繁殖能力几乎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力，尽管我们现在和过去也曾有过省悟的瞬间。从学生时代起我就记得一个奇迹：在一个装着干草和水的简单混合物的罐子里，只要再加进去几滴取自含有原生动物的成熟培养液中的物质，这个奇迹就会被做出来。在几天之内，这个罐子中就会出现一群旋转着的、向前移动的小生命——亿万个数不清的鞋子形状的微小动物草履虫。每一个小得象一颗灰尘，它们全都在这个温度适宜、食物丰富、没有敌人的临时天堂里不受约束地繁殖着。这种景象使我一会儿想起了使得海边岩石变白的藤壶己近在眼前，一会儿又使我想起了一大群水母正在游过的景象，它们一里一里地移动着，它们那看来无休止颤动着的鬼影般的形体象海水一样的虚无飘渺。

　　当鳕鱼迁移经过冬季的海洋去它们的产卵地时，我们看到了大自然的控制作用是怎样创造奇迹的。在产卵地上，每个雌鳕产下几百万个卵。如果所有鳕鱼的卵都存活下来变成小鱼的话，这海洋就会肯定变成鳕鱼的固体团块了。一般来说，每一对鳕鱼产生几百万之多的幼鱼，只有当这么多的幼鱼都完全存活下来发展成成鱼去顶替它们双亲的情况下，它们才会给自然界带来干扰。

　　生物学家们常持有一种假想：如果发生了一场不可思议的大灾难，自然界的抑制作用都丧失了，而有一个单独种类的生物却全部生存繁殖起来，那时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一个世纪之前，托马斯·修克思勒曾计算过一个单独的雌蚜虫(它具有不要配偶就能繁殖的稀奇能力)在一年时间中所能繁殖的蚜虫的总量相当于美国人口总重量的四分之一。失常的大自然自己所造成的可怕结果曾被动物种群的研究者们所见识。畜牧业者们消灭山狗的热潮已造成了田鼠成灾的结果，而以前，山狗是田鼠的控制者。在这方面，经常重演的那个关于亚利桑那的凯白勃鹿的故事是另外一个例子。有一个时期，这种鹿与其环境处于一种平衡状态。一定数量的食肉兽——狼、美洲豹和山狗——限制着鹿的数量不超过它们的食物供给量。后来，人们为了“保存”这些鹿而发起一个运动去杀掉鹿的敌人——食肉兽。于是，食肉兽消逝了，鹿惊人地增多起来，这个地区很快就没有足够的草料供它们吃了。由于它们采食树叶，树木上没有叶子的地方也愈来愈高了，这时许多鹿因饥饿而死亡，其死亡数量超过了以前被食肉兽杀死的数量。另外，整个环境也被这种鹿为寻找食物所进行的不顾一切的努力而破坏了。

　　田野和森林中捕食性的昆虫起着与凯白勃地区的狼和山狗同样的作用。杀死了它们，被捕食的昆虫的种群就会汹涌澎湃地发展起来。

　　没有一个人知道在地球上究竟有多少种昆虫，因为还有很多的昆虫尚未被人们认识。不过，己经记录在案的昆虫已超过七十万种。这意味着，根据种类的数量来看，地球上的动物有70一80%是昆虫。这些昆虫的绝大多数都在被自然力量控制着，而不是靠人的任何干涉。如果情况真是这样，那么就很值得怀疑任何巨大数量的化学药物(或任何其它方法)怎么能压制住昆虫的种群数量。

　　糟糕的是，往往在这种天然保护作用丧失之前，我们总是很少知晓这种由昆虫的天然敌人所提供的保护作用。我们中间的许多人生活在世界上，却对这个世界视而不见，查觉不到它的美丽、它的奇妙和正生存在我们周围的各种生物的奇怪的、有时是令人震惊的强大能力。这就是人们对捕食昆虫和寄生生物的活动能力几乎一无所知的原因。也许我们曾看到过在花园灌木上的一种具有凶恶外貌的奇特昆虫，并且朦胧地意识到去祈求这种螳螂来消除其他昆虫。然而，只有当我们夜间去花园散步，并且用手电筒瞥见到处都有螳螂向着它的捕获物悄悄爬行的时候，我们才会理解我们所看到一切;到那时，我们就会理解由这种凶手和受害者所演出的这幕戏剧的含义;到那时，我们就会开始感觉到大自然借以控制自已的那种残忍的压迫力量的含义。

　　捕食者——那些杀害和削弱其他昆虫的昆虫——是种类繁多的。其中有些是敏捷的，快速得就象燕子在空中捕捉猎物一样。还有些一面沿着树枝费力地爬行，一面摘取和狼吞虎咽那些不移动的象蚜虫这样的昆虫。黄蚂蚁捕获这些蚜虫，并且用它的汁液去喂养幼蚁。泥瓦匠黄蜂在屋簷下建造了柱状泥窝，并且用昆虫充积在窝中，黄蜂幼虫将来以这些昆虫为食。这些房屋的守护者黄蜂飞舞在正在吃料的牛群的上空，它们消灭了使牛群受罪的吸血蝇。大声嗡嗡叫的食蚜虻蝇，人们经常把它错认为蜜蜂，它们把卵产在蚜虫滋蔓的植物叶子上;而后孵出的幼虫能消灭大量的蚜虫。瓢虫，又叫“花大姐”，也是一个最有效的蚜虫、介壳虫和其他吃植物的昆虫的消灭者。毫不夸张地讲，一个瓢虫可消耗几百个蚜虫以然起自己小小的能量之火，瓢虫需要这些能量去生产一群卵。

　　习性更加奇特的是寄生性昆虫。寄生昆虫并不立即杀死它们的宿主，它们用各种适当的办法去利用受害者作为它们自己孩子的营养物。它们把卵产在它们的俘虏的幼虫或卵内，这样，它们自己将来孵出的幼虫就可以靠消耗宿主而得到食物。一些寄生昆虫把它们的卵用粘液粘贴在毛虫身上;在孵化过程中，出生的寄生幼虫就钻入到宿主的皮肤里面。其他一些寄生昆虫靠着一种天生伪装的本能把它们的卵产在树叶上，这样吃嫩叶的毛虫就会不幸地把它们吃进肚去。在田野上，在树篱笆中，在花园里，在森林中，捕食性昆虫和寄生性昆虫都在工作着。在一个池塘上空，蜻蜓飞掠着，阳光照射在它们的翅膀上发出了火焰般的光彩。它们的祖先曾经是在生活着巨大爬行类的沼泽中过日子的。今天，它们仍象古时候一样，用锐利的目光在空中捕捉蚊子，用它那形成一个篮子状的几条腿兜捕蚊子。在水下，蜻蜓的幼蛹(又叫“小妖精”)捕捉水生阶段的蚊子孑孓和其它昆虫。在那儿，在一片树叶前面有一只不易查觉的草蜻蛉，它带着绿纱的翅膀和金色的眼睛，害羞得躲躲闪闪。它是一种曾在二叠纪生活过的古代种类的后裔。草蜻蛉的成虫主要吃植物花蜜和蚜虫的蜜汁，并且时时把它的卵都产在一个长茎的柄根，把卵和一片叶子连在一起。从这些卵中生出了它的孩子——一种被称为“蚜狮”的奇怪的、直竖着的幼虫，它们靠捕食蚜虫、介壳虫或小动物为生，它们捕捉这些小虫子，并把它们的体液吸干。在草蜻蛉循环不已的生命作出白色丝茧以度过其蛹期之前，每个草蜻蛉都能消灭几百个蚜虫。

　　许多蜂和蝇也有同样的能力，它们完全依靠寄生作用来消灭其他昆虫的卵及幼虫而生存。一些寄生卵极小的蜂类，由于它们的巨大数量和它们巨大的活动能力，它们制止了许多危害庄稼的昆虫的大量繁殖。

　　所有这些小小的生命都在工作着——在晴天时，在下雨时，在白天，在夜晚，甚至当隆冬严寒使生命之火被扑灭得只留下灰烬的讨候，这些小生命仍一直在不间断地工作着。不过在冬天时，这种生气勃勃的力量仅仅是在冒着烟，它等待着当春天唤醒昆虫世界的时候，它才再重新闪耀出巨大活力。在这期间，在雪花的白色绒毯下面，在被严寒冻硬了的土壤下面，在树皮的缝隙中，在隐蔽的洞穴里，寄生昆虫和捕食性昆虫都找到了地方使自己躲藏起来以度过这个寒冷的季节。

　　螳螂的卵安全地贮放在一个被它妈妈粘在灌木枝条上的薄羊皮纸样的小小匣子里，它的妈妈曾生活在已经逝去的整个夏天里。

　　一个在一些楼阁的被人遗忘的角落里营造自己栖身之地的雌胡蜂在其身体内带有大量的卵，这些卵将形成未来的整个蜂群。这一个单独生活的雄蜂在春天时着手做一个小小的纸窝，在每个巢孔中产卵，并且小心地养育起一支小小的工蜂队伍。借助于工蜂的帮助，她得以扩大她的巢，并且发展她的蜂群。在整个夏天炎热的日子里，工蜂都在不停地找吃的，它这样，由于存在看这样的昆虫生活特点和我们所需要的天然特性，所有这一切都一直是我们在保持自然平衡使之倾倒到对我们有利一面的斗争中的同盟军。但是，现在我们却把我们的炮口转向了我们的朋友。一个可怕的危险是，我们已经粗心地轻视了它们在保护我们免受黑潮般的敌人的威胁方面的价值，没有它们的帮助，这些敌人就会猖獗起来危害我们。杀虫剂逐年数量增大，种类繁多，毁坏力加强;随之，环境防御能力的全面持续降低正在日益明显地变成无情的现实。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可以预料昆虫的骚扰会逐渐更加严重，有的种类传染疾病，还有的种类毁坏农作物，其种类之多将超出我们已知的范围。

　　“然而，这不过只是纯理论性的结论吧?”你会问：“这种情况肯定不会真正发生——无论如何，在我这一辈子里将不会发生。”但是，它正在发生着，就在这儿，就在现在。科学期刊己经记载下了在1958年约50例自然平衡的严重错乱。每一年都有更多的例子发现。对这一问题进行的一次近期回顾，参考了215篇报告和讨论，它们都是谈由于农药所引起的昆虫种群平衡灾害性失常。

　　有时喷撒化学药物后，那些本来想通过喷药来加以控制的昆虫反而惊人地增多起来。如安大略的黑蝇在喷药后，其数量比喷药前增加了16倍。另外，在英格兰，随着喷撒一种有机磷化学农药而出现了白菜蚜虫的严重爆发——这是一种没有见过类似记载的大爆发。

　　在另外几次喷药中，虽然有理由认为它们在对付要控制的那仲昆虫方面是有效的，但它们却使得整个盛放灾害的潘多拉盒子被打开了，盒子中的害虫以前从来没有多到足以引起这么大的麻烦。例如，当DDT和其他杀虫剂将蜘蛛螨的敌人杀死之后，这种蜘蛛螨已实际变成一种遍布全世界的害虫了。蜘蛛螨不是一个昆虫种，它是一类有着几乎看不出来的八条腿的生物，与蜘蛛、蝎子和扁虱属于一类。它有一个适应于刺入和吮吸的口器和摄食使世界变绿的叶绿素的胃口。它把它的细小、尖锐的口器刺入叶子和常绿针叶的外层细胞，并且抽吸叶绿素。这种害虫的缓慢蔓延使得树木和灌木林染上了象椒盐那样黑白相间的杂色点;由于带着沉重的蜘蛛螨群体，叶簇转黄而陨落。

　　几年前，在美国西部一些国家森林区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当时(1956年)美国森林服务处对约885，000英亩的森林地喷撒了DDT。原来的意图是想消灭针枞树的蓓蕾蠕虫，然而那年夏天却发现产生了一个比蓓蕾蠕虫危害更糟糕的问题。从空中对这个森林进行了观察，可以见到巨大面积的森林枯萎了，那儿的雄伟的道格拉斯枞树正在变成褐色，它们的针叶也掉落了。在海伦娜国立森林区和大带山的西坡上，还有在蒙塔那和沿埃达荷的其他区域中，那儿的森林看起来就好象已被烧焦一样。很明显，1957年的这一夏天带来了历史上最严重和最惊人的蜘蛛螨的蔓延。几乎所有被喷过药的土地都受到了虫害的影响。没有什么地方比这儿受灾更明显了。护林人回顾历史、他们想起了另外几次蜘蛛螨造成的天灾，但都不象这次如此给人印象深刻。1929年前在黄石公园中的麦迪逊河沿岸，1949年在弗罗里达州，还有1956年在新墨西哥，都曾发生过类似的麻烦。每一次害虫的爆发都是跟随在用杀虫剂喷撒森林之后而来的。(1929年的那次喷药是在DDT时代之前，当时使用的是砷酸铅。)

　　为什么蜘蛛螨会因使用杀虫剂而变得更加兴旺?除了蜘蛛螨相对地对杀虫剂不敏感这一明显的事实而外，看来还有两个其他的原因。在自然界，蜘蛛螨的繁殖受到了许多种捕食性昆虫的制约，如瓢虫、一种五倍子蜂、食肉螨类和一些掠食性臭虫，所有这些虫子都对杀虫剂极为敏感。第三个原因必须到蜘蛛螨群体内部的数量压力上去寻找。一个不构成灾害的螨群体是一个稠密的、定居下来的集团，它们拥挤在一个躲避敌人的保护带中。在喷药之后，这个群体就解散了，这时螨虫虽未被化学药物杀死，但却受了刺漱，它们溃散开，去寻找它们能以安身的地方。当发生这种情况时，螨虫就发现了有比在从前的集团中能得到多得多的空间和食物。螨虫的敌人死掉了，螨虫没有必要再去花费它们的能量去维持那神秘的保护带了。它们就集中能量进行大量繁殖。它们的产卵量能增加三倍，这是不寻常的，——这一切都是得济于杀虫剂的效果。

　　在一个有名的苹果种植区维多尼亚的山南边山谷中，当DDT开始代替砷酸铅时，一大群被叫做红带叶鸽的小昆虫就发展起来，变成了种植者们的一种灾难。它的危害过去从来没有这样严重过;这种小强盗索取的买路钱很快就增长到要人们付出50%的谷物;另外，在这个地区，而且在美国东部和中西部的大部分地区，随着DDT使用量的增加它很快变成了苹果树最有毁坏性的灾虫。

　　这一情况饱含讽刺。四十年代后期在诺瓦·斯克梯亚苹果园中，鳕蛾(引起“多虫苹果”)的最严重蔓延出现在这个反复喷药的果园里。而在未曾喷药的果园里，这种蛾并不曾多到足以造成真正的麻烦。

　　积极喷药在苏丹东部得到了一个同样不满意的报应，那儿的棉花种植者对DDT有一个痛苦的经验。在盖斯三角洲的大约60，000英亩棉田一直是靠灌溉生长的。当DDT的早期试验得到明显良好结果的时候，喷药就加强了。但这就是以后麻烦的开始。棉桃蠕虫是棉花的最有破坏性的敌人之一。但是，棉田愈喷药，棉桃蠕虫出现得就愈多。与喷过药的棉田相比，未喷药的棉田的棉桃和成熟的棉朵所遭受的危害较小，而且在两次喷药的田地里棉籽的产量明显地下降了。虽然一些吃叶子的昆虫被消灭了，但任何可能由此而得到的利益也全部被棉桃蠕虫的危害抵消了。最后，棉田种植者才不愉快地恍然大悟，如果他们不给自己找麻烦，不去化钱喷药的话，他们的棉田本来是可以得到更高的产量的。在比属刚果和乌干达，大量使用DDT对付咖啡灌木害虫的后果几乎是一场“大灾大难”。害虫本身几乎完全没有受到DDT的影响，而它的捕食者都对DDT异常敏感。在美国，由于喷药扰乱了昆虫世界的群体动力学，农民们田里的害虫愈来愈猖狂。最近所执行的两个大规模喷药计划正好取得了这样的后果。一个是美国南部的捕灭红蚁计划，另一个是为了消灭中西部的日本甲虫。(见第10章和第7章)

　　当1957年在路易斯安娜州的农田里大规模使用七氯后，其结果使甘蔗的一种最凶恶的敌人——甘蔗穿孔虫得到解放。在七氯处理过后不久，穿孔虫的危害就急骤增长起来了。旨在消灭红蚁的七氯却把穿孔虫的天敌们杀掉了。甘蔗如此严重地被毁坏，以致于农民们都要去控告路易斯安娜州，因为该州没有对这种可能发生的后果提前发出警告。

　　伊利诺斯州的农民也得到一次同样的惨痛教训。为了控制日本甲虫，在狄氏剂的破坏性喷液已在伊利诺斯州东部的农田施用之后，农民们发现谷物穿孔虫在处理过的地区大量地增长起来。事实上，在施药地区谷物所生长的田野里所存在的这种昆虫的破坏性幼虫的数量相当于其他地区的两倍以上。那些农民们可能还不知道所发生的事情的生物学原理，不过他们并不需要科学家来告诉他们说他们已经买了个高价货。他们在企图摆脱一种昆虫的尝试中已为自己带来了另一个危害严重得多的虫灾。根据农业部预计，日本甲虫在美国所造成的全部损失总计约为每年1000万美元，而由谷物穿孔虫所造成的损失可达8500万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人们过去一直是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着自然力量来控制谷物穿孔虫的。在这种昆虫于1917年被意外地从欧洲引入之后的两年中，美国政府就开始执行一个收集和进口这种害虫的寄生生物的得力计划。从那时起，24种以谷物穿孔虫为宿主的寄生生物以一个可观的代价由欧洲和东方引入美国。其中，有5种被认为具有独立控制穿孔虫的价值。无需多说，所有这些工作所取得的成果现在已受到了损害，因为这些进口的谷物穿孔虫的天敌已被喷药杀死了。

　　如果有人怀疑这一点，请考虑加利福尼亚州柑桔丛树的情况。在加利福尼亚，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出现了一个生物控制的、世界最著名和最成功的例子。1872年，一种以桔树树汁为食料的介壳虫出现在加利福尼亚，并且在随后的十五年中发展成了一种有如此巨大危害的虫灾，以致于许多果园的水果收成丧失殆尽。年轻的柑桔业受到了这一灾害的威胁。当时许多农民丢弃并拔掉了他们的果树。后来，由澳大利亚进口了一种以介壳虫为宿主的寄生昆虫，这是一种被称为维达里亚的小瓢虫。在首批瓢虫货物到达后才过了两年，在加利福尼亚所有长桔树地方的介壳虫已完全置于控制之下。从那时以来，一个人在桔树丛中找几天也不会再找到一个介壳虫了。

　　然而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这些柑桔种植者开始试用具有魔力的新式化学物质来对付其他昆虫。由于使用了DDT和其他随后而来的更为有毒的化学药物，在加利福尼亚许多地方的小瓢虫群体便被扫地出门了，虽然政府过去为进口这些瓢虫曾花费了近5000美元。这些瓢虫的活动为果农每年挽回几百万美元，但是由于一次欠考虑的行动就把这一收益一笔勾销了。介壳虫的侵扰迅速卷土重来，其灾害超过了五十年来所见过的任何一次。

　　在里沃赛德的柑桔试验站工作的保尔·迪白克博士说：“这可能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现在，控制介壳虫的工作已变得极为复杂化了。小瓢虫只有通过反复放养和极其小心地安排喷药计划才能够尽量减少它们与杀虫剂的接触而存留下来。且不管柑桔种植者们怎么干，他们总要多多少少对附近土地的主人们发点慈悲，因为亲虫剂的飘散可能给邻居带来严重灾害。

　　所有这些例子谈的都是侵害农作物的昆虫，而带来疾病的那些昆虫又怎么样呢?这方面己经有了不少警告。一个例子是在南太平洋的尼桑岛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那儿一直在大量地进行喷药，不过在战争快结束的时候喷药就停止了。很快，人群传染疟疾的蚊子重新入侵该岛，当时所有捕食蚊子的昆虫都已被杀死了，而新的群体还没来得及发展起来，因此蚊子的大量爆发是极易想见的。马歇尔·莱尔德描述了这一情景，他把化学控制比做一个踏车;一旦我们踏上，因为害怕后果我们就不能停下来。世界上一部分疾病可能以一种很独特的方式与喷药发生关系。有理由认为，象蜗牛这样的软体动物看来几乎不受杀虫剂的影响。这一现象已被多次观察到。在佛罗里达州东部对盐化沼泽喷药所造成的、通常的大量生物死亡中，唯有水蜗牛幸免。这种景象如同人们所描述的是一幅可怖的图画——它很象是由超现实主义画家的刷子创作出来的那种东西。在死鱼和气意奄奄的螃蟹身体中间，水蜗牛在一边爬动着，一边吞食着那些被致命毒雨害死的被难者。

　　然而，这一切有什么重要意义呢?这一现象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许多蜗牛可以作为许多寄生性蠕虫的宿主，这些寄生虫在它们的生活循环中，一部分时间要在软体动物中度过，一部分时间要在人体中度过。血吸虫病就是一个例子，当人们在喝水或在被感染的水中洗澡时，它可以透过皮肤进入人体，引起人的严重疾病。血吸虫是靠蜗螺宿主而进入水体的。这种疾病尤其广泛地分布在亚洲和非洲地区。在有血吸虫的地方，助长蜗螺大量繁殖的昆虫控制办法似乎总导致严重的后果。

　　当然，人类并不是蜗螺所引起的疾病的唯一受害者。牛、绵羊、山羊、鹿、麋、兔和其他各种温血动物中的肝病都可以由肝吸虫引起，这些肝吸虫的生活史有一段是在淡水蜗螺中度过的。受到这些蠕虫传染的动物肝脏不适宜再作为人类食物，而且照例要被没收。这种损失每年要浪费美国牧牛人大约350万美元。任何引起蜗螺数量增长的活动都会明显地使这一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在过去的十年中，这些问题已投下了一个长长的暗影，然而我们对它们的认识却一直十分缓慢。大多数有能力去钻研生物控制方法并协助付诸实践的人却一直过份忙于在实行化学控制的更富有刺激性的小天地中操劳。1960年报道，在美国仅有2%的经济昆虫学家在从事生物控制的现场工作，其余98%的主要人员都被受聘去研究化学杀虫剂。

　　情况为什么会这样?一些主要的化学公司正在把金钱倾倒到大学里以支持在杀虫剂方面的研究工作。这种情况产生了吸引研究生的奖学金和有吸引力的职位。而在另一方面，生物控制研究却从来没有人捐助过——原因很简单，生物控制不可能许诺给任何人那样一种在化学工业中出现的运气。生物控制的研究工作都留给了州和联邦的职员们，在这些地方的工资要少得多了。

　　这种状况也解释了这样一个不那么神秘的事实，即某些杰出的昆虫学家正在领头为化学控制辩护。对这些人中某些人的背景进行了调查，披露出他们的全部研究计划都是由化学工业资助的。他们的专业威望、有时甚至他们的工作本身都要依靠着化学控制方法的永世长存。毫不夸张地说，难道我们能期待他们去咬那只给他们喂食物的手吗?

　　在为化学物质成为控制昆虫的基本方法的普遍欢呼声中，偶尔有少量研究报告被少数昆虫学家提出，这些昆虫学家没有无视这一事实，即他们既不是化学家，也不是工程师，他们是生物学家。

　　英国的F·H·吉克勃声称：“许多被你为经济昆虫学家的人的活动可能会使人们认为，他们这样干是由于他们相信拯救世界就要靠喷雾器的喷头……他们相信，当他们制造出了害虫再起、昆虫抗药性或哺乳动物中毒的问题之后，化学家将会再发明出另外一种药物来治理。现在人们还认识不到最终只有生物学家才能为根治害虫问题提出答案”。诺瓦.斯克梯雅的A.D.毕凯特写道：“经济昆虫学家必须要意识到，他们是在和活的东西打交道……，他们的工作必须要比对杀虫剂进行简单试验或对强破坏性化学物质进行测定更为复杂一些。”毕凯特博士本人是创立控制昆虫合理方法的研究领域中的一位先驱者，这种方法充分利用了各种捕食性和寄生性昆虫。

　　毕凯特博士大约在35年前，在诺瓦·斯克梯雅的安那波里斯山谷的苹果园中开始了他的研究工作，这个地方一度是加拿大果树最集中的地区。在那时候，人们相信杀虫剂(当时只有无机化学药物)是能够解决昆虫控制问题的，人们相信唯一要做的事是向水果种植者们介绍如何遵照所推荐的办法使用。然而，这一美好的憧憬却未能实现。不知为什么，昆虫仍在活动。于是，又投入了新的化学物质，更好的喷药设备也被发明出来了，并且对喷药的热情也在增长，但是昆虫问题并未得到任何好转。后来，人们又说DDT能够“驱散”鳕蛾爆发的“恶梦”;实际上，由于使用DDT却引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螨虫灾害。毕凯特博士说：“我们只不过是从一场危机进入另一场危机，用一个问题换来了另一问题”。

　　然而，在这一方面，毕凯特博士和他的同事们闯出了一条新的道路，他们抛弃了其他昆虫学家还在遵循的那条老路;在那条老路上，昆虫学家们还在继续跟在不断变得愈来愈毒的化学物质的鬼火的屁股后面跑。毕凯特博士及其同事们认识到他们在自然界有一个强有力的盟友，他们设计了一个规划，这个规划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自然控制作用，并把杀虫剂的使用压缩到了最小限度。必须使用杀虫剂时，也把其剂量减低到最小量，使其足以控制害虫而不致于给有益的种类造成不可避免的伤害。计划内容中也包括选择适当的撒药时机。例如，如果在苹果树的花朵转为粉红色之前，而不是在这一时刻之后去喷撒尼古丁硫酸盐，那么一种有重要作用的捕食性昆虫就会保存下来，可能这是因为在苹果花转为粉红色之前它还在卵中未孵出。

　　毕凯特博士特意仔细挑选那些对寄生昆虫和捕食性昆虫危害极小的化学药物。他说：“如果我们在把DDT、对硫磷、氯丹和其他新杀虫剂作为日常控制措施使用时，能够按照我们过去使用无机化学药物时所采用的方式去干，那么对生物控制感兴趣的昆虫学家们也就不会有那么大意见了。”他主要依靠“尔叶尼亚”(由一种热带植物的地下茎演化而来的一个名字)、尼古丁硫酸盐和砷酸铅，而不用那些强毒性的广谱杀虫剂，在某些情况下使用非常低浓度的DDT和马拉硫磷(每100加仑中1或2盎斯——而过去常用100加仑中1或2磅的浓度)。虽然这两种杀虫剂是当代杀虫剂中毒性最低的，但毕凯特博士仍希望进一步的研究能用更安全、选择性更好的物质来取代它们。

　　他们的那个规划进行得怎么样呢?在诺瓦·斯克梯雅，遵照毕凯特博士修订的喷药计划的果园种植者们和使用强毒性化学药物的种植者一样，正在生产出大量的头等水果，另外，他们获得上述成绩其实际花费却是较少的。在诺瓦·斯克梯雅苹果园中，用于杀虫剂的经费只相当于其他大多数苹果冲植区经费总数的10——20%。

　　比得到这些辉煌成果更为重要的一个事实是，即由诺瓦·斯克梯雅昆虫学家们所执行的这个修改过的喷药计划是不会破坏大自然的平衡的。整个情况正在向着由加拿大昆虫学家G·C·尤里特十年前所提出的那个哲学观点的方向顺利前进，他曾说：“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哲学观点，放弃我们认为人类优越的态度，我们应当承认我们能够在大自然实际情况的启发下发现一些限制生物种群的设想和方法，这些设想和方法要比我们自己搞出来的更为经济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