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与西藏的和平解放

　　3月22日是贺龙诞生116年纪念日。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贺龙为西藏的和平解放倾注了大量精力，体现出非凡的才智。他作为决策者参加并领导了进军西藏和西藏和平解放的具体工作，为祖国大陆的完全解放、为西藏各族人民的团结进步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问计寻策，准备进军西藏

　　1949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第二、第三书记，贺龙任西南军区司令员。11月23日，毛泽东提出“解放西藏宜早不宜迟”的战略构想。尽管在红军长征过藏族聚居区时，贺龙曾率军顺利通过藏族聚居区，但对那里的了解非常有限。而这次是要指挥千军万马进西藏，并尽可能地实现中共中央和平解放西藏的战略部署，要担此重任，前提就是对西藏和藏族有深刻的了解。接到党中央解放大西南和经营西藏的指示后，贺龙开始主动拜访藏学专家，为进军西藏问计寻策。

　　进驻成都后，贺龙经朋友露琳介绍，到华西协和大学拜访了知名藏学专家李安宅、于式玉夫妇。李安宅夫妇向贺龙介绍了西藏的发展历史和藏族与其他民族的交往情况，以及佛教的大乘、小乘、显宗、密宗各教派在西藏各地区的地位、影响和分布情况，并向贺龙推荐了地理专家、地方志学者任乃强教授和其他熟悉西藏情况的学者、高僧等。

　　第二天下午，贺龙派副参谋长李夫克用车把任乃强接到他的办公地。对西藏颇有研究的任乃强向贺龙介绍了藏军的军制、优势和通常的布局，还就进军西藏要注意的问题以及如何处理西藏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的观点是“攻心为上，攻城次之”。任乃强还将自己即将完成的花费20年心血、由20部分拼接绘制而成的西藏地图交给了贺龙。其中没画完的两部分，由贺龙派人协助完成。这份二十万分之一的西藏地图完成后，贺龙指示立即付印，尽快发给进藏部队。在李安宅、于式玉、任乃强的引荐下，贺龙又和一些通晓藏族文化的高僧、学者座谈，进一步了解西藏情况。

　　1950年1月23日，贺龙邀王维舟、廖志高等与曾任国民政府西康省主席的刘文辉进行了一次长谈，中心议题就是康藏问题。贺龙十分坦诚地说： “你对西藏的情况比我们熟悉，我们是来向你请教的。如何解决西藏问题，请你也出一出主意。”刘文辉提出：“要解决西藏问题必须依靠藏族上层。藏族上层不光经济实力雄厚、政治地位高，而且大多是宗教领袖，对藏族群众的影响非常大。只要把藏族上层争取过来，其他问题就都好解决了。”

　　贺龙在初步了解康藏地区的特殊区情、把握藏族社会历史的基础上，撰写了《康藏情况报告》。报告指出了经川西进藏通常所走的3条线，并指出不论走哪条线，均需将甘孜作为补给线；分析了藏军情况，并指出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不宜过多，但必须装备精良；指出了康藏地区恶劣的气候条件；分析了康藏教派关系和国民党在康藏地区统治失败的原因，对宗教政策提出了建议。

　　为了进一步使党中央、中共西南局、西南军区对西藏及四川藏区各方面情况有一个深入的了解，贺龙亲自安排筹组了西藏问题研究室。

　　1950年2月28日，西藏问题研究室（3月改称“十八军研究室”）成立，第十八军副政委王其梅兼任研究室主任，李安宅、于式玉、谢国安、刘立千、祝维汉、傅斯仲等一批研究西藏问题的专家、学者、教授共20余人（后发展到40多人），带着自己的研究成果和研究资料投入了工作。研究室成立短短两个多月，就写出了《西藏各阶层对我军进军态度之分析》、《对各种政策具体实施的初步意见》、《进军康藏应注意的事项》、《英美帝国主义干涉西藏问题之趋向和我之对策》、《西藏财经问题研究提纲》、《进军守则》、《藏人的风俗和禁忌》、《清廷对西藏用兵的研究》等资料，又编写了进军口号、对藏军的简单喊话材料、一套藏文课本和供进军西藏部队战士学习的教材，还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翻译成藏文。根据贺龙的指示和安排，西藏问题研究室将藏族的风俗习惯、民间文学、艺术，藏传佛教的教义，西藏的哲学、医学、建筑学，历代汉藏关系及近代帝国主义对西藏的侵略等整理汇编成资料，使进军西藏的指战员在短时间内对西藏各方面都有一个概括的了解。藏文课本和战士教材等被迅速下发到进藏部队的干部战士手中，进藏部队形成了学习藏语和了解藏族民风民俗的热潮。而在其后的进军过程中，广大官兵也做到了纪律严明，秋毫无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