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利学家严恺

　　1988年初夏，地处长江之滨的江阴市想搞一个港口，建几个码头，在改革开放中一显身手。他们登门请中国科学院院士严恺教授为这个重大决策进行科学论证。这位大名鼎鼎的水利专家一听就爽快地答应下来，他与几名专家一连去了两次，认认真真搞勘察、选港址、作规划。

　　深受感动的江阴人只能把感激之情表现在餐桌上。第一天，严老望望餐桌，皱着眉头拿了两个馒头，夹几筷菜独自回了宿舍。主办者想：“是不是大专家吃惯了高级筵席，看不上我们这里的玩艺儿？”于是第二天的菜更上了一层楼。哪知严老的眉头皱得更紧了，而且打天窗说亮话：“钱要用在刀刃上，哪能为吃喝一掷千金！”主办者这才恍然大悟。

　　严老一行临走时市里送来了礼品，可严老一改常态，竟拒人于千里之外。江阴的同志又把礼品送上门去。这可把严老气坏了：“你们把我看成什么人了，我说不要就不要。谈工作，可以；送礼，马上就走！”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商品经济的浪潮冲出着每个人道德的、心灵的、“堤坝”，人人都面临严峻考验。“堤坝”发出碎裂声响者有之，“堤坝”轰然倒塌者有之。而严恺教授的“堤坝”却“我自岿然不动”──他不愧是中国人坝委员会主席。

　　严恺教授奉献给长江的最优美的抒情曲在长江中游。

　　1970年，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上马，严老担任工程技术委员会顾问。

　　1973年，基辛格访华，在中美建交紧张谈判的间隙，周总理向基辛格发出了一个试探性的友好动议：派一个水利考察组到美国。言者有心，听者有意。由严老担任组长的考察组迅速成行。

　　考察组成员的视觉、听觉集中在以下一系列问题上：船闸的规模、布置与通航条件、闸门与启闭机、水利枢纽的航道淤积、溢洪道闸门与消能防冲、鱼道、大坝导流截流……他们充分吸取国外在大型水利工程中的经验与教训，然后运用自己的学识，提出了解决葛洲坝工程有关难题的方案。1981年，当葛洲坝工程荣获国家优质工程奖时，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给严老颁发了奖金，并专函致谢。

　　昂首矗立的葛洲坝，成了年轻的共和国雕塑于长江之上的一大景观；然而，葛洲坝工程不过是三峡配套工程中的一环。

　　对于三峡工程，严恺急──三峡工程成了他有生之年未竟之业中梦绕魂牵的最重要一项。他参加了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的全过程，是工程上马的积极主战派。

　　作为三峡工程航运与泥沙、生态与环境两个专题预审专家组成员，他与专家同行为党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的宏观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1992年九十月间，严恺教授凭借他在国际水利界的威望，再次访美，介绍长江三峡工程，为消除误解奔走呼号，为引进外资，牵线搭桥。

　　作为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技术委员会顾问，严老多次赴三峡工地参与技术及其审查工作。

　　他终于看到自己多年夙愿已经步出蓝图，正在变成现实。

　　1991年农历大年初一的《人民日报》海外版上，登载着严恺教授《羊年春节寄语海外学子》一文。他在文章中说：“五十多年前我在欧洲留学……那时我在国外的心情，你们现在恐怕很难想像。一方面对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忧心忡忡，寝食不安；另一方面作为一个中国人，在国外到处受到歧视，日子很不好过。好不容易完成学业回国，想为国家献出自己绵薄之力，但在当时的情况下，真是困难重重，几无再武之地……”

　　1936年夏，在柏林举办的第十一届奥运会正在进行。看台上，在荷兰留学、利用暑假到柏林学习德语的青年学子严恺如同掉在冰窖里。参赛的中国代表团人数倒也不少，一百多号人，可上赛场，就全军覆没！能怪运动员吗？国弱民也弱！一位看客注意到这位青年人，问道：“你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我看你像日本。”那位看客的“抬举”深深刺伤了严恺。他的脸憋得通红：“不，我是中国人！”说罢愤然离座。

　　抚今思昔，严恺教授怎样不感慨系之呢？

　　他说：“春节就要来到了，不禁又使我想到远在异国、为祖国繁荣昌盛勤奋学习的海外学子们。他们身在国外，一定很关心国内的情况，一定很关心举世瞩目的长江三峡工程。这一座世界最大的水利枢纽，继1992年4月全国人大审查通过后，又经过两年多的初步设计、技术设计和施工准备工作，已于1994年12月14日开工了。长江口深水航道的整治方案也已得到国家计委主持召开的鉴定验收会通过。这一方案一旦实现，5万吨乃至10万吨级的巨轮将能进入长江口，直驶南京港……以上这些工程建设，对我国国民经济发展都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给予我们莫大的鼓舞，特别是作为水利工作者，更是大显身手的难得机遇。”

　　“不尽长江滚滚来”。长江未了情，奔涌着严老心头的激昂一腔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