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培养出“鸿儒”?

  王充不满意儒家传统培养出来的所谓儒生。他认为两汉学校教育中所培养的儒生在知识结构上是有严重缺陷的,他们的知识只限于五经章句,或知今不知古,或知古不知今。这种人不可重用。
  王充主张首先培养博览古今的通才。“通人”是比儒生高一等的人才,他的知识结构比较合理,他们广泛地阅读各种书籍,但却不能把所学到的书本知识运用于社会实践,他们既缺乏理论思辨的能力,又缺乏实际的任事之才,他们的发展前景也是十分有限的。
  “文人”就不一样了,他们“好学勤勉,博学强记”,知识渊博,掌古论今,能把各种社会知识融汇贯通,能把书本知识运用于社会生活实践,成为称职的行政管理人才。
  “鸿儒”是“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他们是王充理想中的最高级的人才,这种人才能够“兴论立说”,既具有创造性的理论思维能力,又善于实践,他们不受前人思想束缚,敢于创新。
  因此,王充提出教育的培养目标是培养“文人”和“鸿儒”。
  至于如何培养出“文人”乃至“鸿儒”,王充有一套自己的理论。他主张要在教育内容上下功夫,即要构建“博览古今,众流百家之言”的教育内容的思想。
  自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以来,儒家的《五经》成为官学必读的,甚至是惟一的教材,对经书的注疏解说日趋繁杂,五经博士各立门户,师法家法极严,学术空气令人窒息。春秋战国以来百家争鸣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极大地限制了人们的思想自由和学术文化的发展。到王充生活的东汉时期,对儒经典籍的注疏更杂入阴阳谶纬之说,使儒学“千疮百孔”,面目全非,甚至许多有名望的学者也如法炮制,随波逐流。
  王充对这种“守信经文”的教学是持批评态度的。他指出这种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是一些“所当知,然而不知”的庸碌无能之辈。甚至有的人连儒家经典中的起码常识也不知晓,但却自恃才高,装腔作势。王充把那些儒生喻为“腹为饭坑,肠为酒囊”的“死人之徒”。
  只有改变上述教育状况,调整课程内容体系,才能培养出才高智大的“文人”、“鸿儒”。为此,王充提出教学内容不应局限于儒家经典,而应包括道、法、墨等百家之言。也不应仅仅局限在治术之学,而应包括天文、历算、医学等自然科学和实用技术;不应仅仅局限在“先王之教”,即对古代知识的传授上,而应包括对当代知识的探究和掌握上。
  总之,王充提倡扩充教育内容,力主学者治学应该“博览古今,众流百家”之言,他认为唯有如此,才能培养出“德优”、“才大”,能够“治百族之乱”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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