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我开始独立生活，但我并不喜欢这种生活

　　现在我已相当练达世故，几乎丧失了为任何事感到吃惊的能力了;但是我当时那么小就这么被人轻而易举地给抛弃了，就是现在也叫我多少有些吃惊呢。一个才能优异的孩子，一个具有很强的观察力的孩子，机敏、热心又纤弱，身体和精神很容易被伤害，却没有一个人表示出半点为我着想，我至今觉得不可思议。没人为我着想，而我年方十岁便成了默德斯通——格林伯公司的小苦力了。

　　默德斯通——格林伯公司的批发店就设在河边，位于黑弗莱尔的一角。那地方已被现代的改良举措改变了，不过那批发店还是一条窄窄街道尽头的最后一所房子，而那条窄窄街道弯弯曲曲从小山上下来直达河边，街尽头有几级供人们上、下船的台阶。那房子相当破旧，但有自己的码头，涨潮时它与水相连，退潮后则与烂泥栉比，事实上它已被老鼠占据了。它那镶板房间的颜色已被一百多年——我敢这么说——的污垢和烟气改变了，他的地板和楼梯也已腐朽，在地下室里争斗的灰老鼠吱吱尖叫，充斥那里的是腐败和龌龊;这一切在我心中并不是多年前的事，而是具在眼前。就像当年被奎宁先生握着我颤抖的手第一次走过这一切一样历历在目。

　　默德斯通——格林伯公司和很多种人有生意来往，不过主要交易还是给一些邮船提供萄葡酒和烈性酒。现在我记不得这些船主要是去什么地方了，不过，我想它们中有一些是前往东印度群岛和西印度群岛的。我还知道这种来往的结果之一就是有了许许多多空酒瓶，于是一些男子和男孩被雇来把那些瓶子对着阳光来检查，剔出有裂纹的再擦洗。空瓶子洗完了，就往装满酒的瓶子上贴标签或配木塞，或封住木塞，或把这一切都就绪的瓶子装箱。所有这些活都是我干的活，也是和我一起被雇的少年们干的活。

　　我们——连我算在内——有三或四个。我的工作地点设在批发店的一角，奎宁先生想站在帐房凳脚上的横木上就能从写字台上的窗口里看见我。在我如此幸运地开始独立生活的第一个早上，那几个长期在此干活的少年中最年长的那个被派来指点我干活。他名叫米克·沃克尔，系着条破破烂烂的围裙，戴着顶纸帽子。他告诉我说，他父亲是个船夫，系着黑天鹅绒的头巾在伦敦市市长就职举行的赛会上竞走过①。他还告诉我，我们中为头的是另一个男孩，并告诉我这男孩的名字——这名字真是奇特怪异——叫白粉·土豆。可我发现那年轻人的教名并不是这样的，这只是批发店里人们给他取的名，因为他肤色很浅很白，像粉一样。白粉的父亲是个水手，并以任消防员而名气大，从而又被一家大剧院雇来灭火;白粉家的年轻成员——我想是他的小妹妹吧——在那剧院的哑剧里扮演精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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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沃克尔(walker)：意为步行者。

　　我沦落到这么一个圈子里，把这些从此与我朝夕为伴的人与我快乐童年时代的那些伙伴——不必说斯梯福兹，特拉德尔，以及其他同学了——相比较，我觉得我要成为博学多识、卓越优秀的人希望在心头已破灭了。当时的彻底绝望，因所处地位的卑贱，深信过去所学、所想、所喜爱、并引起遐想和上进心的一切正一天天、一点点离我而去，那年轻的心所受的痛苦，对这一切的深刻记忆是无法写出来的。当米克·活克尔上午离开后，我的眼泪立刻流进了洗瓶子的水里，我哽咽着，好像胸头有一道裂缝随时行将迸开一样。

　　帐房的钟指到十二点半，大家都准备去吃午吃了。这时，奎宁先生敲敲帐房的窗子，作手势要我进去。我进了帐房，看到那里有个大块头中年人，穿着褐色外套、黑色紧身裤和黑鞋。他的头很大，亮光光的;上面的头发决不比一个鸡蛋上的多，他把那宽宽的大脸完全转向我。他衣衫寒酸，却戴一条很打眼的硬假领。他的手杖挺帅气，上面还系了对褪色的大穗子，外套上还挂了个单片眼镜——后来我发现这只是个饰物，因为他几乎从不用它看什么东西，就算他看也看不见什么。

　　“这，”奎宁先生指着我说，“就是他。”

　　“这，”那位陌生人说，他给我印象很深的是那种屈就下交的语调，还有那种从事上流职业的无法形容的神态，“就是科波菲尔少爷了。我希望你贵体无恙，先生。”

　　我说我很好，也希望他很好。我当时十分不安，上天知道;但我不愿在那时诉苦，所以我说我很好，并希望他也很好。

　　“谢天谢地，”那陌生人说，“我很好。我收到默德斯通先生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说，希望我把我那现在未住人的后一部房屋当作——简言之，出租——简言之，”那陌生人笑了笑，迸发出勇气说，“当作卧室——租给我此刻有幸结识的年轻创业人——”那陌生人挥挥手，把下巴搁进那硬衬领里。

　　“这是米考伯先生，”奎宁先生对我说。

　　“嗯哼!”陌生人说，“这是我的姓氏。”

　　“密考伯先生，”奎宁先生说，“和默德斯通先生相识。他给我们拉生意，只要他拉到了客户，我们就付他佣金，他收到了默德斯通先生请他替你安排住处的信，并愿意收你当他的房客。”

　　“我的地址是，”米考伯先生说，“都会路，温泽巷。我——简言之，”米考伯先生又一度迸发出勇气说，但还是用那种上流人的神态——“我就住在那里。”

　　我向他鞠了一躬。

　　“依我之见，”米考伯先生说，“你在这大都市的见闻尚不甚广泛，要穿过这现代巴比伦的迷宫时都会路——简言之，”米考伯先生又一次迸发出勇气说，“你可能会迷失方向——我很高兴今晚来这里，用最近的路线的知识将你武装起来。”

　　我真心真意地谢了他。因为他竟愿意费神，真是太热诚了。

　　“几点，”米考伯先生说，“我可以——”

　　“八点左右。”奎宁先生说。

　　“大约八点，”米考伯先生说，“再见，奎宁先生。我不再打扰了。”

　　于是，他戴上帽，夹着手杖，身子挺得笔直地走了出去，哼着曲子离开了帐房。

　　就这样，我正式被奎宁先生雇在默德斯通·格林伯公司的批发店里做我力所能及的事，薪水嘛，我想是一星期六先令吧。我记不清是六先令还是七先令了。在这一点上我不能确定，我倾向于是六先令;先是六先令，后来是七先令。他立刻付了我一星期的(我相信是他从自己口袋里掏的)，我又从中拿出六便士给白粉，请他晚上帮我把那箱子拿到温泽巷去——箱子虽说不重，仍不是我那时的力气所能扛起的。我又为我的午饭付了六便士，那由一张肉饼和街头水龙头的饮水组成。我还在街上散步了一会，把规定用来吃那顿饭的一个小时打发掉了。

　　晚上，到了约定的时间，米考伯先生又来了。我洗了手和脸，以示对他的那种派头的敬意，然后我们一起朝我们的住宅走(我想，这时我也该这么说了)。一路上，米考伯先生把街名、拐弯住房屋式样都教我记住，这样明天早上我就不会费事地找到回去的路了。

　　到了他在温泽巷的住宅后(我看出，这住宅也和他一样寒酸，也和他一样尽可能装体面)，他把我介绍给米考伯太太。米考伯太太是个瘦削憔悴的女人，一点也不年轻了，她正坐在客厅里(楼下没有任何家具，窗帘总是放下好挡住邻居的眼光)给一个婴儿喂奶。这婴儿是一对双生子中的一个。我在这里可以说一下，我和这家相处时，从没见过那对双生子同时不在米考伯太太怀里的时候，总有一个在吃奶。

　　还有两个孩子——米考伯少爷，大约四岁;米考伯小姐，大约三岁。还有一个皮肤很黑的年轻女仆，她有哼鼻子的习惯。不过半个小时，她就告诉我她是个“苦儿”(意思是孤儿)，从附近的圣路加贫民习艺所里来这儿的。这一家就有这么些人。我的卧室在后面的顶楼上，小小的房间全贴着一种花纹的墙纸，我童稚的想象力把那花纹和蓝松饼联想在一起，屋里只有很少的几件家具。

　　“没结婚之前，”米考伯太太喘着气说，她带了双生子和另两个孩子上楼带我看住处，这时她坐了下来，“我和爸爸妈妈住在一起时，我从没想到过，我会不得不招收房客。可是米考伯先生遇到困难。我不能再考虑个人的感受了。”

　　我说：“是的，夫人。”

　　“目前，米考伯先生的困难几乎把人压倒，”米考伯太太说，“我不知道他能不能度过这难关，在娘家，我和爸爸妈妈住在一起时，我真不懂困难这词是什么意思，不懂我现在所说的这个词的意思，可是经历使我懂得了——正如爸爸常说的那样。”

　　我不能肯定，究竟是从她那里我知道米考伯先生做过海军军官，还是出于我想象。我只知道，至今我仍然相信他一度入过海军，但不知道为什么。他现在为各种商户在城里拉顾客，但我恐怕他收入很少或几乎没有进项。

　　“如果，米考伯先生的债主不肯给他时间，”米考伯太太说，“他们就得自食其果了。他们把这事办得越快就越好。石头榨不出血，米考伯先生也榨不出钱还帐(更别说付诉讼费了)。”

　　可怜的米考伯太太!她说她曾努力试过，我并不怀疑她曾这样做过。临街门上中间几乎被一块大铜牌全遮住了，那铜牌上刻着：“米考伯夫人青年妇女宿舍”，可我从没见到任何青年妇女在这里住宿过，没见过任何青年妇女来过或提出过要来，也没见过这里做过任何接待青年妇女的最低标准的准备。我见到或听到的来客全是债主。他们总是在任何时候来到，其中一些还好凶。有一个一脸脏兮兮的人，我猜他是个鞋匠，总是早上七点钟就钻到走廊里，朝楼上的米考伯先生嚷嚷说：“下来!你还没出门呢，你知道的。还我们钱，好不好?别藏着，你知道，那太可鄙了，我要是你就不会这么可鄙。还我们钱，好不好?你要还我们钱，听见了吗?下来!”这番辱骂得不到回应，他就气得骂出“骗子”、“强盗”，而这样仍得不到回应，他就走到街对面，冲着二楼窗子(他知道米考伯先生在那里)叫骂。这时，米考伯先生好生伤悲羞愧，以至(有一次，我从他太太的尖叫声中得知)用把刮胡子刀对自己比划了一下。可是半个小时不到，他就会不惜力气地擦亮皮鞋，哼着曲子出门时，那神气较平日还更像个体面人。米考伯太太也具有一样的弹性。我曾亲眼看到她在三点钟时被法庭批下的帐单和讼费单逼昏过去，可是四点钟时，她就吃裹面炸的羊排，喝热麦酒(这些是当掉两个茶匙后买回的)。有一次，我偶然提前在六点钟回家，见她昏倒在火炉前(还带着双生子中的一个)，头发披在脸上，原来法庭刚刚强行采取了手段。可就在那天晚上，她一面在厨房的灶前烤牛肉，一面给我讲她爸爸妈妈的故事，还告诉我他们过去的交往，我再没见过她那样兴高采烈过了。

　　在这所住宅里，和这一家人一起，我度过工余的时间，我给自己的早餐是一便士的面包和一便士的牛奶。我把另一小片面包和另一小块干酪收在一个特殊的碗橱里特殊的一层，留着我晚上回家做晚餐。这在那六或七先令里是笔很大的开支了。我对此很有数;我整天就呆在那批发店里，整整一星期就靠那笔钱养活自己。从星期一早晨直到星期六的夜晚，我记不得有任何人给予我任何忠告、意见、鼓励、安慰、帮助或支持，到我希望到天堂时也记不起。

　　我是那么年轻、那么幼稚、那么缺乏能力——我不是那样又能怎么样呢?——处理我自己的一切生活事务，每天早晨去默德斯通·格林伯公司时，我常因不能抗拒摆在糕饼店前以半价出售的隔夜蛋糕而花去了我预备买午饭的钱。这样我就不吃午饭，或只买一个蛋卷或一薄片布丁。我记得有两家布丁店，我根据我的财政情况在两者之间做选择。一家就在靠近圣马丁教堂的一个广场上——就在教堂的背后——现在已全迁走了。这家店里的布丁是用葡萄干做的，是种很特别的布丁，价格很不菲，两便士能买到的不比一便士的普通布丁量多。另一个店在斯特兰大街——在后来已改建的什么地方。这家的布丁是一种灰色的大块布丁，沉甸甸，松软软，里面稀稀落落地撒了些大葡萄干。每天我下班时，正好这种热布丁上市，我就吃它当晚饭。如果要吃得像顿正经晚饭，我就在一家小餐馆里吃一条香肠和一便士的面包，或一份四便士一碟的红牛肉;或者去我们营业地点对面的一家又破又旧的酒店里吃上一碟面包和干酪，还喝上一杯啤酒。那家酒店店名叫狮子或狮子和别的什么来着，我已经不记得了。我记得，有一次我胳膊夹了块面包(那是我早上从家里带出来的)，面包被张纸包着像本书，我夹着它到杜里巷附近那家赫赫有名的牛肉店①，点了一“小碟”那种精致食品和面包一块吃下去。对我这么一个独往独来的奇怪小家伙，那招待是如何想的，我不知道;不过我吃饭时，他那盯着我的样子至今我还记得，他还叫了另一个招待来看我。我给了他半个便士，真希望他当时没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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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18世纪英国学者约翰森常去该店吃饭。

　　我想，我们有半个小时吃茶点的时间。我钱够时，总买半品托冲好的咖啡和一片奶油面包。我没钱时，就去看舰船街的野味店，在这种时候，我也间或走到考文特花园市场去看菠萝。我喜欢在阿德尔菲街一带徘徊漫步，因为那地方有一个黑色拱门而显得神秘。我记得，一天晚上我从靠近那河边小酒店的一个拱门里走出，酒店前有片空地，一些扛煤的工人在那里跳舞;我坐在一张凳子上看他们。不知道他们对我作何感想!

　　我是那样一个孩子，那么小，当我走进陌生的酒店要买杯麦酒或黑啤酒以佐我带来作午饭的东西时，他们竟不敢给我。我记得，一个很热的晚上，我走进一家酒店，对老板说：

　　“你这儿最好的——特别特别好的——麦酒一杯要多少钱?”因为那天是个特别的日子。我不知道是个什么日子。也许那天是我生日。

　　“两个半便士，”老板说，“这价钱买的是货真价实的斯丹宁麦酒呢。”

　　“好吧，”我拿出了钱说，“请给我上满满的一杯货真价实的斯丹宁吧。”

　　老板听后，露出一丝怪怪的笑，在柜台那儿把我从头到脚打量着;他没去倒酒，反而朝屏风后望来望去，对他妻子说了些什么。他妻子拿着针线活从屏风后走出来，和他一起打量我。现在，我们当时仨人的模样都在我眼前活灵活现了。老板没穿外套，靠在柜台的窗架上;他的妻子从那下面那小部门关住的门上方往外看;我呢，就在柜台外面莫明其妙地仰脸看他们。他们问了我很多问题，如我叫什么，多大了，住哪儿，怎么做工，怎么来的。为了不牵连什么人，恐怕我对所有这些问题进行的回答有的是编造。他们把麦酒给我，不过我怀疑这不是货真价实的斯丹宁;那老板娘推开柜台的那半节门，俯下身来，把银退还给我，还怀着半称赞半同情的心情吻了我。我相信这一切都是出于好心和善意。

　　我知道，我并不是有意或无意地夸张我的经济匮乏和生活困难。我知道，如果奎宁先生给我一先令，无论何时，我就把它花到一顿饭或一顿点心上。我知道，我是个穷小子，从早到晚，跟普通的成年人和少年郎一起干活。我知道，我又饿又馋地在街上逛来逛去。我知道，如果不是蒙上帝眷顾，在我所受的那种照顾下我会很容易地就变成一个小强盗或小流氓。

　　我在默德斯通·格林伯公司也始终处于某种地位。奎宁先生是个不细心的人。又那么忙，事情又那不寻常，也顾不上对我另眼相看，何况不论对成年人还是少年人，我也从不说我的来历，对于我在这里的愁苦也不流露半分。我暗自忍受，我乖巧忍受，除了我自己，没人知道。我忍受了多少，正如我已经说过，是完全超出我叙述能力的。但我坚守这秘密，苦做我的那份工。我一开始就知道，如果我不能像任何其他人那样干活，我就必然受到轻视和侮辱。不久，我就变得至少和那两个少年一样利索和熟练了。虽然我和他们都很熟了，可由于我的行为神态与他们的相异之甚而使我们之间有种距离。他们和那些成年人总叫我“小先生”，或“小萨福克人”。装箱工头是个叫葛里高利的成年人，另一个穿着红衣的车夫叫提普，这两人有时也常叫我大卫，但我想这总是在我们很亲热的时候，也就是我在大家干活时给他们讲我看过的那些书让他们高兴时(很快，那些书也从我记忆中消失)。白粉·土豆曾对我的优越地位抗争过一次，但马上就被米克·沃克尔制服了。

　　我认为我没希望摆脱这种生活了，也就完全放弃了这种希望。我认认真真这么想：我从没对这种生活退让过，也从没不因它而苦恼，哪怕一个小时也没有这样过。但我忍受下去，连对皮果提也不曾在任何书信中透露过只字片语(我们通了很多信)，这样部分是出于爱她，部分是因为我羞于那样做。

　　米考伯先生的困难更加重了我的精神痛苦。我在这种孤苦伶仃的情形下，和那家人建立了很深的感情，时时惦着米考伯太太的各种筹款计划，时时心头压着米考伯先生的债务。星期六的夜里是我的好时光——部分因为我口袋里有了六或七个先令，回家的路上望着那些店铺，盘算着这笔钱可以买什么，这可是了不起的事;部分因为我能回得早——米考伯太太会把最伤心的秘密向我倾诉;星期天早上她也会这样，那时我把头天晚上买回的茶或咖啡在一个刮脸用的小罐里调好，开始坐下吃那已过了钟点的早餐。在这类星期六的夜间谈话开始时，米考伯先生总要痛苦忘情地哽咽一番，而谈话将近结尾时，他却又在唱“杰克快乐地和南在一起”了。我曾看到他流着泪回家吃晚饭，嘴里叨念说只有进监狱是唯一出路;然后又盘算“如果有什么机会出现”(这是他很引以自得的句子)可以弄到装弓形窗所需的费用入睡了。米考伯太太跟他完全一样。

　　我们各自的境遇在我们之间形成了(我深信)一种奇特的友好平等关系，虽然我们的年龄悬殊得可笑。在米考伯太太把我视作她的心腹之交以前，我从不肯接受他们的邀请而由他们掏钱、和他们吃喝，因为我知道他们和屠户及面包商关系紧张，他们自己通常也没什么太多的吃食。一天夜里，米考伯太太就像下面所说的那样和我结成了心腹之交。

　　“科波菲尔先生，”米考伯太太说，“我把你不当外人，所以不怕对你说：米考伯先生的困难已达到危急关头了。”

　　听到这话，我好生难过，看着米考伯太太红红的眼睛，我满怀着无限同情。

　　“除了一块荷兰干酪的皮——这是不适合一个有这么多小孩的一家所需的”——米考伯太太说，“食品间里真是什么也没有了。我和爸爸妈妈住在一起时，总习惯了说食品间，我几乎不知不觉就说这个词。我的意思是：家里什么吃的也没有了。”

　　“天哪!”我很关切地说。

　　那时我口袋里那星期的工钱还有两或三先令——由此我猜我们谈话时是在一个星期三的晚上——我忙掏了出来，诚恳地请米考伯太太把它们收下权当向我借的。可那太太一边吻我，一边叫我把钱放回口袋，并说她连想也不能这么想。

　　“不能这样，我亲爱的科波菲尔先生，”她说，“我压根就没往这上面想!不过，你显得比你的实际年龄要老成，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在另一件事上帮我，我一定满怀谢意接受这种帮助。”

　　我请米考伯太太说出来。

　　“我已亲自把日常餐具脱手了，”米考伯太太说，“六把茶匙，两把盐匙，一把糖夹，都由我分别在几次拿出去抵押借了钱。想到爸爸妈妈，我为这交易痛心，但这双生子是个大包袱呀。我们还有几件小物件可以脱手。米考伯先生的感情决不允许·他·亲·自来处置这些东西，克莉吉特呢，”——这是那个从习艺所来的女孩——“又生就下流，如过于信任她，反会令她叫人痛心地放纵。科波菲尔先生，如果我可以请求你——”

　　这时，我明白了米考伯太太的意思，便求她只管差使我。就在当天夜里，我开始处置那些较轻便的财产了;几乎每天早晨，在去默德斯通·格林伯公司之前，我总要为同样的交易出门一次。

　　在米考伯称做图书室的屋里一个小柜上，有几本书，先被脱手的就是它们。我把这些书一本接一本拿到都会路一家书摊上——那条路在靠近我们住所的部分在那时几乎全是书摊和鸟铺——不管多少钱就都卖了。摊主住在书摊后的小房子里，他每天晚上都酩酊大醉，早晨就被他妻子痛骂一顿。不止一次，我一早上到那儿时，他就在一张翻得直立起来的床前接见我，他额上的一处伤痕或一只又肿又青的眼睛证明他头夜又喝得太多(恐怕他喝酒时喜欢和人争吵);他伸出发颤的手在乱扔在地板上的衣服口袋里一只只搜，想找到所需的钱，他的妻子则抱着一个小毛头，趿着双便鞋，骂他个没完没了。有时，他把钱弄丢了，就请我再去一次，可他老婆总有点钱(我猜是趁他大醉时拿了他的)，我们一起下楼时，就偷偷了结了那笔交易。

　　在当铺，我也开始小有名气了。在柜台后主事的主要人物很留心我了。我记得，他和我谈生意时，常要我用一个拉丁文的名词或形容词变位、或活用一个拉丁文的动词给他听。每次这种交易成交后，米考伯太太就举行一个小型宴会，大致是顿晚餐，这些样的晚餐我都记得很清楚，每次都有一种特别的美味在其中。

　　米考伯先生的困难终于到了危急关头。一天清早，他被捕并被送进市里最高法院的监狱。他走出住宅时对我说，他的末日降临了——我真的以为他的心都碎了，我的心也碎了。可后来我听说，有人在午前看见他快快活活地玩了九柱戏。

　　他被送进那里后的第一个星期天，我打算去看望他，和他一起吃午饭。我得问路到那么一个地方，到那地方我会看到附近另外一个地方，在后者我又看到附近有一个院子，走过那院子一直走下去，直到看到一个看守。我一一如此这般做来，当我终于看到一个看守(我是多么可怜的一个小东西!)，我就想到洛德利克·兰顿在债务人监狱时那里有怎样一个身上仅有一块破布的人，那看守顿时在我神色暗淡的眼中和跳得很快的心上浮游晃动起来了。

　　米考伯先生正在大门里等我。我们走上去到了他的房间(从顶上往下数的第二层)大哭了一场，我记得，他郑重其事地请求我以他的遭际为鉴，并要我注意到：如果一个人年收入为二十磅，他花去十九磅十九先令又六便士，他会快活;但如果他花了二十镑一先令就会苦恼。这以后，他向我借了一先令给看守，并给我写了一张收条凭其可向米考伯太太要回那一先令，然后就收起小手帕，兴致又高了起来。

　　我们坐在一个小火炉眼前。生了锈的炉门里一边放了一块砖，以免烧煤太多。我们在那里一直坐到和米考伯先生住一间屋的另一个债务人从面包店回来，他还带来了我们合伙吃午饭用的羊里脊肉。然后，我又被派到最顶头的房间去见“霍普金斯船长”，带去米考伯先生的问候，并说明我是米考伯先生的小朋友，向他借一把刀和叉。

　　霍普金斯船长借给我了刀和叉，并附上对米考伯先生的问候。在他的小房间里有个脏兮兮的女人，还有两个病恹恹的女孩蓬着头发，那女孩们就是他的女儿。我想好在是借霍普金斯船长的刀叉而不是借他的梳子。船长本人实在邋遢得无以复加，他长着一脸大糊子，穿着件很旧的褐色外套，外套下再无别的衣物。我看到他的卧具被卷着放在一个角落里，还看到他架子上放的锅碗瓢盆是些什么样的，我断定(上帝知道我是怎么断定的)那两个蓬头发的女孩是霍普金斯船长的女儿，可那脏兮兮的女人并没嫁给霍普金斯船长。我怯怯地在他门口呆了不过两分钟，却带回这么多见识，就像我握在手里的手叉一样实在可靠。

　　那顿午饭有种吉普赛的风情在其中，而且很惬意。过午后不久，我去还霍普金斯船长刀叉，然后就回家，将探访的情况向米考伯太太报导以给予她安慰。一看到我回来，她就昏了过去;然后我们谈着这事的时候，她用一小罐热鸡蛋甜酒来慰劳我们。

　　我不知道，为了这一家的好，那些家具是怎么卖出去的，又由谁经手卖的，我只知道我没经手它们。不过，家具都被卖掉了，由辆货车拖走的，只剩下床和几把椅子，还有一张厨房用的桌子。带着这点东西，我们像驻营地一样住在温泽巷那所空房子的两间客厅里。米考伯太太，孩子们，那孤儿，还有我，都日夜住在那两间房间里。我不知道到底住了多久;不过我觉得很久很久。米考伯太太终于决定搬进监狱去住，米考伯先生现在在那里住着一个单间了。于是，我把钥匙还给房东，他很乐意地收回钥匙，除了我的床，其它的床全送到最高法院监狱;我的床送到监狱围墙外不远的一个小房间里了，这很合我意。因为在我们的坎坷中我和米考伯一家人彼此相处得太好，谁也舍不得离开谁了。那孤女也在那附近找到一个房租低廉的住处。我的卧室是一个斜屋顶下的后顶楼，面朝一个木场的大好风景。住在这里，想到米考伯先生的困难已到了危急关头，我觉得这小屋实乃天堂了。

　　在那段日子里，我一直在默德斯通·格林伯公司，怀着和一开始时同样的屈辱感，同样卑贱地和同样卑贱的工友为伍做苦力。可我从没结识任何人——无疑这是我的幸事——也不和每天进出于批发店而在吃饭时间里游荡在街头的那些少年中任何一人交谈。我还是那么过着暗自不快的生活，我仍那么独自地过那生活而不仰仗任何人。我能觉察到的唯一不同是：我变得更寒伧了，这是其一;其二是我对米考伯夫妇的种种忧虑已减轻;因为在他们困难时有些亲戚和朋友帮助他们，他们在狱中反比在狱外的许多时间还过得更惬意。凭着某种安排(具体情形我已记不得了)，这时我常和他们一起吃早饭。我也不记得监狱的门早上什么时候开，我可以进去;可我知道我常常六点起床，没事我喜欢走来走去的地方是老伦敦桥，我常坐在那里的一个石龛里，看过往行人，或从栏杆上俯看那在纪念碑顶上燃烧的太阳投在水中的倒影。那孤女有时在这里看到我，我把关于码头和伦敦塔的一些恐怖故事告诉她;说到这些故事，我也只能说我希望自己能相信是真的。晚上，我总回监狱去，和米考伯先生在空地上走来走去，或和米考伯太太玩牌，听她回忆她的爸爸、妈妈。默德斯通先生是否知道我在什么地方，我也说不准。我从来不告诉默德斯通·格林伯公司的那些人。

　　米考伯先生的事虽然挨过了紧急关头，却又卷入了某个契据的麻烦中。关于那种契据，我听说过不少，据我现在想来那应该是一种先前写给债权人的文书，不过当时我怎么也闹不明白，现在看来我当时是把这玩艺和那些被认为一度在德国广为时兴的魔鬼般的文件混为一谈了。后来不知怎么搞的，这契据似乎失效了，不管怎么说，它不再像先前那样妨碍人了。于是，米考伯太太告诉我，“她娘家人”已决定：米考伯先生应当根据破产债务人法要求被释放。她预计这可在六个星期内办成。

　　“那时，”米考伯先生说，当时他也在一旁，“我再也不欠债了，谢天谢地呀，我一定要过一种全新的生活，如果——

　　简言之，如果出现了什么机遇的话。”

　　为了把可记的事都写下来，我想起大约在这时，米考伯先生起草了一篇呈文给下议院，恳请修改因债务坐牢的法律。我所以把这事记下来，因为我用以往读过的书来套我已发生了变化的生活，把那些街头所见和男男女女来编入我的故事，记下这就给我自己提供了我当时这种做法的一个例证;而且，在我写自传时，这也能向我自己证明我无意间性格发展得具有某些特点是怎样在那时逐渐形成的。

　　监狱中有个俱乐部，由于米考伯先生是上流人物，他成了其中了不起的权威人士。米考伯先生把这呈文的意见在俱乐部里宣布后，得到那里的人们热烈赞同。于是，米考伯先生——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好好先生，他对凡与他自己无关的事都非常热心积极，只要忙着于他自己绝无利益可言的事，他就兴致勃勃——就着手写起呈文来。他起草后又用一张大纸誊好，铺在一张桌子上，并指定一个时间，让全体俱乐部成员和所有关在墙内的人来他房里签名，只要他们愿意。

　　听说了这即将进行的盛典后，我是那么急于想看他们一个接一个进屋的场面，虽说我已经认识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他们也认识我了，我还是向默德斯通·格林伯公司请了一个小时的假，为了能仔细观察，我把自己安置在一个角落里，俱乐部的要员们尽这小房间能容地拥进来，米考伯先生被簇拥在那呈文前，而我的老朋友霍普金斯(为了表示对这一庄严事件的敬意，他把自己洗过了)就站在呈文附近，把它读给那些尚对其内容不详的人听。然后房门大开，普通的男友开始排成长队，一个接一个地进去签了名后就走出去。霍普金斯对每一个进来的人都说：“你读了呈文吗?”——“没有。”——“你想听人读呈文吗?”哪怕那人略有半点想听的表示，霍普金斯就会响亮地把呈文逐字读给他听。如果有两万个人想听他读，这位船长一定会把它读上两万遍。我还记得，每当读到“出席国会的人民代表们”、“故请愿人敬向贵院请求”、“仁慈陛下的不幸小民”这类话时，他总要摇头晃脑，好像这些话在他嘴里变成了什么美味的实在东西一样;这时，米考伯先生听着，怀着一个作者的些许虚荣心，并且把目光停驻在(并不是认真看)对面墙上的大铁钉上。

　　每天我都在萨德克和黑弗莱尔之间行走，而午饭时间里，我都在一些无名小街上徘徊，这些地方的石头说不定已被我童年的脚底踩平了。不知道，当时伴着霍普金斯洪亮的声音一个个受我检阅的那么些人中，多少已不在了!当我现在回忆往事时，想起青少年时那种钝钝的痛苦，我就猜想：我为那些人编造的身世也有多少是像一层迷幻的雾一样笼罩在记得清清楚楚的事实上!当我脚踏到旧日的地面上，我似乎看到我前面走着一个天真浪漫的少年，经历那么奇特，处境那么龌龊，却使他创造出一个想象中的世界，我对他怀一掬同情;这一切并不让我惊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