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远征实现了

　　事情是这样开始的：在南海小岛上一堆篝火畔，一位当地的老人坐着讲述他本族的神话和故事。许多年之后，我又和一位老人坐在一起，这次是纽约一所大博物馆楼上一间光线暗淡的办公室里。

　　“你错了，绝对错了!”他说，并且愤怒地摇着脑袋，拒绝我的意见。

　　“但是你还没有读过我的辩词。”我迫切地说道，一边说，一边怀着希望地向放在桌上的论文点头。

　　“辩词!”他又说了一遍，“你对待人种学的问题，不能像对待一桩神秘的侦探案那样!”

　　“为什么不能?”我说道，“我全部的结论，是根据我自己的考察以及科学所记载的事实得来的。”

　　“科学的任务是简单明白的调查研究，”他安静地说道，“不是想要证明这个或者那个。”

　　他把没有开封的论文谨慎地推在一边，身体斜倚到桌子上。

　　“这是很对的，南美洲是古代若干最奇特的文化的发源地，而我们既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也不知道在印加人取得政权时，他们消失到哪里去了。但是有一件事我们肯定是知道的——那就是，没有一个南美洲的人，到了太平洋中的岛上。”

　　他目光灼灼地望着我，继续说道：

　　“你知道为什么吗?答案简单之至。他们没法到那里去。他们没有船!”

　　“他们有木筏，”我迟疑地驳道，“你知道的，筏木木筏。”

　　那老人笑了，静静地说道：

　　“嗯，你可以试试，坐在一只筏木木筏上，从秘鲁到太平洋岛上。”

　　当天晚上，我去格林威治村一个僻静的角落里，到一所旧公寓房子的一层楼上。每当我碰到一些小问题或生活中发生一些纠缠，就愿意把问题带到这里来。

　　我敲了敲门。一个长鼻子的瘦小的人先把门开了一条缝，然后满面笑容，把门大开，拖我进去。他直接领我走进小小的厨房，让我动手搬盘子叉子，同时他自己把他正在煤气灶上烧的、叫不出名目来的、但是香气扑鼻的烹调品加了一倍。

　　“你不错，来看我了，”他说道，“怎样了?”

　　“糟得很，”我答道，“没人肯看我的论文。”

　　他把盘子装满了，我们向盘子里的东西进攻。

　　“情形是这样，”他说道，“你所见到的人，都以为这是你一个心血来潮的意见。你知道，在这里，美国，常有人带着许多奇怪念头，在各处出现。”

　　“还有另一方面呢。”我继续说道。

　　“是的，”他说道，“你处理这问题的方法。他们这许多人，全都是专家，他们不相信这样的工作方法：从植物学到考古学，每个科学领域中都沾上一点。他们限制自己研究的范围，为的是能深挖下去，更集中力量来搞细节。现代的研究要求每一部门都挖它自己特定的洞。至于选择洞里挖出来的东西，再要把它们联系起来，那不是一个普通什么人能做的事。”

　　卡尔是对的。但是在我看来，要解决这太平洋上的问题，而不从各方面去设法解决，那等于只有一种颜色的木块，却想拼成一幅彩色图案。

　　我们把桌子收拾干净。我帮他把盘子洗净擦干。

　　“芝加哥的大学那边没有新消息?”

　　“没有。”

　　“今天你那博物馆的老朋友究竟怎样说的?”

　　“他也不感兴趣，”我嗫嚅地说道，“他说，既然印第安人所具有的只是光秃秃的木筏，那考虑到他们会发现太平洋群岛是没有道理的。”

　　这瘦小的人突然开始猛力地擦干盘子。

　　“是的，”他到最后说道，“说老实话吧，依我看来，这一点也是证明你的理论的一个实际障碍。”

　　我沮丧地看着这个瘦小的人种学家，我还以为他是我的死党哩。

　　“但是别误会我，”他赶紧说道，“从一方面考虑，我觉得你是对的;但是从另一方面考虑，又是那么不可思议。我在图案上的研究帮助了你的理论。”

　　“卡尔，”我说道，“我是完全肯定印第安人坐在他们的木筏上横渡太平洋的。我情愿自己造一只同样的木筏，坐着过海，来证明这是办得到的。”

　　“你疯了!”

　　我的朋友当是说笑话，大笑起来，却又害怕我是当真。

　　“你疯了!一只木筏?”

　　我现在看到了，实际上没有一个人会接受我的理论，因为在秘鲁和波利尼西亚之间，明摆着渺无边际的海洋，而我想要把两头联系起来，却没有别的帮助，只有一只史前的木筏。

　　我的房租这星期到期。同时挪威银行来了一封信通知我，我不能再支取美元了。外汇限制。我提了箱子坐地铁到布洛克林。我住进了挪威“海员之家”，这里的伙食好而且量多，价钱也适合我的钱袋。我住在楼上一间小房间里，但是吃饭是在楼下大餐厅里，和所有的海员一起。

　　海员来了，海员去了。他们的类型、见解和好酒的程度各人不同，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之点—当他们谈到海，他们是言之有物的。我学到了，海浪的大小和海面的汹涌情况，并不随着海的深度和离岸的距离而正比例地增加。情况正相反，沿海的狂风比大海上的更危险。浅滩上的水，沿海的倒流，靠近陆地夹峙中的洋流，比起远洋来，更能使波涛汹涌。一只船，如果能够单独沿海航行，便也能够单独远洋航行。我又学到，在风浪大作的海上，大船常会连头带尾没入浪涛中，成吨的水会冲上船，像扭铁丝一样把铁管子扭弯了;而一只小船，在同样的海面上，情况会好得多，因为它能在一排排浪涛之间找到空隙，像海鸥一般自由自在地在浪涛上漂动。我曾和脱险的海员谈过话，他们在海水把大船冲沉后，坐着小船安全地逃生得救。

　　但是这些人对木筏知道得很少。木筏——那不是一只船，没有龙骨也没有船舷。那只是一样浮着的东西，紧急时爬上去救自己的命，等候一只什么船来营救。

　　“但是你无法驾驶一只木筏，”他又说道，“它向旁边去，向后退，兜圈子，完全跟着风转。”

　　我在图书馆中找出曾经到达南美洲太平洋海岸的第一批欧洲人遗下的记录。记录中并不缺少印第安人的大筏木木筏的图样和解说。木筏上有一片方帆，也有能移动的龙骨板，船尾上有一枝长长的、可以把舵的橹。因此木筏是可以操纵的。

　　我在“海员之家”过了好几个星期。无论从芝加哥或者其他城市，都没有就我的论文回信来。我曾把我论文的抄本分送各地。没有人看了这篇论文。

　　于是，在一个星期六，我打起精神，走到水街一家做船上生意的铺子里，买了一张太平洋的航行海图，我被很客气地称为“船长”。我把海图卷起来夹在胳膊下，坐上去近郊的火车到奥雪宁，一对年轻的挪威人夫妇在那里有一所舒适的乡间别墅，我是他们的周末常客。这位主人以前是轮船的船长，现是福来特·奥尔森轮船公司纽约办事处经理。

　　阿姆乔格端来了放着鸡尾酒的盘子，我们在大太阳下坐在草地上。我无法再憋下去，便把海图铺在草地上，问威廉，照他看来，一只木筏能否载着人从秘鲁到南海岛上，人还活着。

　　他不看海图看着我，有点吃了一惊，但是立刻答道是能够的。我觉得松快得好像从我衬衫里放出一只气球，因为我知道，对于威廉来说，凡是有关驾驶和航行的事，既是工作，又是爱好。他立刻初步了解了我的计划。然后他出乎我意料地宣布，我这想法简直是发疯。

　　“但是你刚才说过，你以为这是可能的。”我插话道。

　　“确实不错，”他承认道，“但是事情搞糟的可能性也很大。你自己从来没有坐过筏木木筏，而突然间你想像自己坐上一只，漂渡太平洋。说不定木筏会散了，说不定不散。秘鲁的老印第安人有着好几代造木筏的经验。说不定每有一只木筏渡了过去，便有十只木筏沉到海底——在若干世纪中，说不定有好几百只沉到海底。照你所说的，印加人在大海上航行时，这种筏木木筏是成群结队的。那时，如果发生了意外，最靠近的木筏可以把他们救起来。但是，在大洋中心，谁会来把你救起?就是你带着一架无线电准备紧急时使用，你也不要以为，在离陆地几千英里的浪涛之中，找到一只小小的木筏，是很容易的事。在一阵暴风中，你可能被冲下木筏，在任何人能找到你之前，你已经淹死过好几回了。你还是在这里静静地等候好，等到有人有时间读到你的论文。再写信去，把他们激动起来;你不这样做是不行的。”

　　“我现在不能再等了。不久我就要一个钱也没有了。”

　　“那你可以来和我们同住。关于这件事，你没有钱，怎能打算发起从南美洲出发远航?”

　　“远航总比一篇没有读过的论文容易使人发生兴趣。”

　　“那你从中能得到什么呢?”

　　“除了科学界对这事多少要注意之外，还是击溃反对我理论的一个最有力的论辩。”

　　“但是如果事情搞糟了?”

　　“那我什么也没有证实。”

　　“那你就是在大家面前毁灭了你自己的理论，你看是吗?”

　　“说不定是这样的，但是这是无所谓的。像你说的，在我们之前，或者有十分之一闯过去了。”

　　孩子们跑出去玩槌球戏，那天我们没有再讨论这件事。

　　接着的一个周末，我又到奥雪宁，带着那张海图。接连好几个钟头坐在一起，计算木筏大致的速度。

　　“九十七天，”威廉说道，“但是记住，这只是在理论上的理想情形中才如此，全程都是顺风，并且假设那木筏确实能像你所说的那样航行。你绝对要打算全程至少走四个月，还得准备要延长许多日子。”

　　“就是，”我乐观地说道，“我们至少打算四个月，但是在九十七天中完成。”

　　在第七十二西街，靠近中央公园的地方，有一家纽约很高贵的俱乐部。对于行路人来说，除却门上钉了一块擦得很亮的小铜牌，牌上写着“探险家俱乐部”之外，没有其他东西可以看出那门内的情况与众不同。但是，一旦走了进去，就好像是跳降落伞跳到一个很新奇的世界里。这世界离纽约市长长的汽车行列、两旁对峙着的摩天大楼，有十万八千里。当通向纽约的那扇门关上了，你就被猎狮、爬山、北极生活的气氛所吞噬了。当会员们在一起聚餐，或者来听远方来客的讲演，围绕着他们的是河马和鹿的纪念装饰品、猎取猛兽的猎枪、象牙、战鼓和标枪、印第安毯子、偶像和船的模型、旗帜、照片以及地图。

　　当我在11月的一个雨夜里走进俱乐部的时候，地板的中央放着一只打足了气的橡皮艇，附带粮食和辅助用品，墙上和桌上放满了降落伞、橡皮护身衣、救生衣和北极的配备，还有滤水用的球形玻璃瓶和其他古怪的发明。一位新近当选的会员，空军物资司令部的配备试验所的赫斯金上校要发表讲演，并且表演若干新的军事发明。他认为，这些新发明，在将来到北极和南极作科学探险时会有用的。

　　讲演后有一番热烈的讨论。著名的丹麦北极探险家彼得·福洛庆，人又高又大，站起来，晃着一把大胡子，表示怀疑。他对这些新奇专利品没有信心。有一次他到格陵兰探险，不用爱斯基摩人的海豹皮船和冰屋，用了一只橡皮艇和一顶袋形帐篷，几乎送了命。首先是，他在一次暴风雪中差一点冻死，因为帐篷上的拉链冻住了，他没法钻进去。这之后，他出去钓鱼，鱼钩挂上了打足气的橡皮艇，艇上扎了一个洞，像一块烂布似的往下沉。幸亏有一只海豹皮艇来援助，他和一位爱斯基摩朋友才上了岸。他肯定，没有一位聪明的现代发明家，坐在试验室里想来的东西，能比得上千百年来的经验教会的爱斯基摩人在本区内所用的东西。

　　在讨论的结尾，赫斯金提出一个惊人的建议：俱乐部的正式会员在他们下次出去探险时，可以选用他所展览的任何一项新发明，惟一的条件是，当他们探险归来，要通知他的试验所，对这些东西有什么意见。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那晚上我是最后一个离开俱乐部的。我要仔细观察这所有崭新的配备的每一个细节。这些配备突然落到我手里来，只要我要，就可以归我使用。

　　第二天早上，在“海员之家”，我坐在早餐桌前，脑子里还被这些配备占据着。一个衣着整齐、有着运动员体格的年轻人，拿了他放早餐的盘子，跑来和我同桌坐下。我们闲谈起来，原来他也不是一个海员，而是来自特隆赫姆的、大学里训练出来的工程师，到美国来买机器零件，并且要在冷藏技术方面取得经验。

　　他问我正在做什么，我把我的计划简单向他谈了。我这位同桌没有说什么，只是带着极大的兴趣静听。

　　四天之后，我们又在这餐厅中碰到了。

　　“你决定了没有?去远航还是不去?”他问道。

　　“决定了，”我说道，“我是要去的。”

　　“什么时候?”

　　“尽可能快去。如果我现在老是拖延下去，南极的风就要来了，岛上也就到了飓风季节。我一定要在最近几个月内离开秘鲁，但是首先我一定要搞钱，还要把整个事情组织起来。”

　　“会有几个人去?”

　　“我想一共要有六个人，这样在木筏上彼此不会寂寞，而且二十四小时都要把舵，四小时一班，六个人正好。”

　　他站在那里有一会儿，像是在细细考虑一件事，然后爆出了激动的声音：

　　“真见鬼，我能参加该多好!我能负责技术方面的测量和试验。你当然需要关于风、水流和波浪的正确测量来帮助你的试验。记着，你所要横渡的广阔海面，是在一切轮船航线之外，那里情况如何，实际上没人知道。像你这样的远航，可以进行有趣的水路学和气象学的考察。我可以好好用上我的热力学。”

　　我对这个人，除了看见他那一张开朗的脸上所表露的以外，什么也不知道。但是脸上所表露的却可能很丰富哩。

　　“就是，”我说道，“我们将来一起去。”

　　他的姓名是赫曼·华辛格，作为一个陆地汉，他和我是半斤八两。

　　几天之后，我把赫曼作为我的客人，带到探险家俱乐部。在那里我们直接碰上了北极探险家彼得·福洛庆。

　　我们带他到墙上一幅大地图面前，告诉他我们要坐一只印第安人的木筏横渡太平洋的计划。

　　“他妈的，小伙子!我真想和你们一起去!”

　　这位格陵兰的老旅行家把酒上满我们的啤酒缸儿，他一边谈着，一边捋须，并且说我们一定会有一番伟大的经历的。

　　通过福洛庆对我们计划的热烈帮助，轮子开始转了，转得快得怕人，不久就转到《斯堪的纳维亚新闻》上。就在第二天早上，“海员之家”中我的房门上响起了一片猛烈的敲门声，楼下过道中有我的电话。电话中谈话的结果是：在这天晚上，赫曼和我到城里一个高等住宅区中，按一所公寓的门铃。迎接我们的是一位衣着漂亮的年轻人，穿一双精美的皮拖鞋，一身蓝衣服上套一件丝质睡衣。他给我们的印象是，人很虚弱。他向我们道歉，手里拿着一块洒了香水的手帕，堵在鼻子底下，说他伤了风。可是我们知道此人在大战中是一位飞行员，以作战英勇闻名全美国。在我们这位显然是很娇贵的主人之外，在场还有两个精力充沛的年轻人，十分活跃。我们知道其中一位是很能干的特派记者。

　　主人拿出一瓶上等威士忌酒来招待我们。他一边喝，一边解释，他对我们的远航有兴趣。他建议，如果我们回来后负责替报纸写稿，旅行讲演，他便筹集我们所需要的资金。最后我们达成协议，并干杯庆祝远航的资助人和远航的参加者之间的成功合作。

　　第二天，赫曼辞了职，我们认真地进行准备。我已经得到空军物资司令部试验所的许诺，我要什么就给什么。通过探险家俱乐部，又得到很多东西。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现在我们最重要的任务，首先是找到愿意和我们乘筏同行的适当的人，再就是为这次航行准备供应品。

　　我们在木筏上无论如何需要一个人能用六分仪，在海图上记录我们的航程，作为我们全部科学报告的基础。

　　“我认识一个好角色，是一个画家，”我对赫曼说道，“他长得又高又大，会弹六弦琴，非常风趣。他曾念完航海学校，在回家弄画笔和调色板以前，曾航海周游世界多次。在孩子时代我就认识他，在家乡时，常和他出去到山里露营。我要写信去问他，我相信他会来的。”

　　“听上去这人不错，”赫曼点头道，“我们还要一个会弄无线电的。”

　　“无线电!”我吓了一跳，说道，“我们要这东西干什么?在史前的木筏上，它是不相宜的。”

　　“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它是一种安全预防工具，只要我们不用来发出紧急呼号求救，对你的理论便没有任何影响。我们需要无线电来发送天气报告和其他报告。我们并不能用它来收取强风预号，因为在这片洋面上并没有风讯报告，而且，即使有的话，对我们在木筏上又有什么用?”

　　他的意见渐渐压倒了我的全部抗议，我提抗议的主要根源，是对揿揿电钮、转转开关这一套没有兴趣。

　　“说来真巧，”我承认道，“在使用很小的收发报机做远距离无线电通讯方面，我正好有最好的关系。大战时期，我是被编入无线电通讯队的。你知道，这是人尽其才。但是我一定要写信给纳德·豪格兰和陶斯坦·瑞贝。”

　　“你认识他们吗?”

　　“是的，我第一次碰到纳德是1944年在英国。他是无线电报务员，他参加了跳伞出击，破坏了在罗堪的重水，阻止了德国人造原子弹的努力，因此得到了英国的奖章。”

　　“我自己这时正受完了伞兵训练，我们的计划是共同跳伞降落到奥斯陆附近的诺马克。但是那时苏联军队攻入克尔基尼斯区域，于是一小支挪威部队奉命从苏格兰到芬马克，从苏军手里把作战任务接替过来。我也不跳伞了，被派了去。到那里我碰到了陶斯坦。”

　　“这些地区的冬天才是真正的北极冬天，繁星密布的天空覆盖着我们，北极光在天空闪烁，整天整夜都漆黑。我们走到芬马克焚毁后的废墟上，穿着皮衣还冻得发抖。这时有一个蓝眼睛、硬头发、面色樱红的人从山上的小茅屋里爬出来。他就是陶斯坦·瑞贝。他以前先逃到英国，在那里受了特殊训练，然后潜入挪威，呆在特洛姆索附近。他带着一架小发报机，躲在德国战斗舰‘铁贝兹号’附近，接连十个月，每天把舰上情况发到英国去。他利用一个德国军官架起的收音机天线，晚上把他的秘密发报机接到天线上发报。后来英国的轰炸机根据他的不断报告把‘铁贝兹号’结果了。”

　　“陶斯坦逃到瑞典，从那里又到了英国，然后他带了一架新电台，跳伞降落在德军后方——芬马克的野地里。德军撤逃，他发现自己变为处身在我军后方了，便带着他的小电台从藏身的地方钻出来帮我们，因为我们主要的电台被地雷炸毁了。我敢打赌，纳德和陶斯坦两个现在在家里都住得发腻了，一定会高兴坐上木筏做一次小小的旅行。”

　　“写信去问问他们。”赫曼建议道。

　　我便写了一封简单的信给艾立克、纳德和陶斯坦。

　　第二天，陶斯坦来了这样一份电报：

　　“就来。陶斯坦。”

　　另外两个也答应来。

　　关于我们的第六个同伴，赫曼和我要解决供应问题。我们在航行中并不想吃驼马肉或者晒干了的美洲薯，因为我们并不需要证明我们这些人一度曾是印第安人。我们的意图是要试验印加木筏的性能，木筏的耐航程度和载重量，并且要考核大自然是否真能推动木筏，横渡大洋到达波利尼西亚，而筏上的人还活着。我们的先驱者在木筏上时，一定能够靠吃肉干、鱼干和薯干过日子，因为他们在岸上的时候，经常也就是吃这些东西。我们也要设法发现，在航行渡海时，他们能否取得新鲜鱼类的供应，能否取得雨水。至于我们自己的食粮，我已经想到，就吃我们在大战中常吃的战地配给食品。

　　正在这时候，挪威驻华盛顿的武官新任助理到了。在芬马克时，我是他那一连的副连长，知道他是“一团火球”，碰到什么问题，就勇往直前，拼命设法去解决。

　　我写信把情况都告诉了他，请他运用他那跟踪侦察的本领，在美军供应部门中嗅出一个可以接触的人来。有可能那里的试验所正在试验新的战地配给食品，那我们可以应试，就像我们在为空军的试验所试验配备一样。

　　两天之后，包恩从华盛顿打电话给我们。他曾和美国国防部的国外联络科联系过，他们要知道全部情况。

　　赫曼和我马上坐火车到华盛顿。

　　我们在武官办公处包恩的办公室里找到了他。

　　“我看事情是顺利的，”他说道，“如果我们带上一封上校的正式介绍信，明天早上国外联络科就会接待我们。”

　　上校是挪威武官奥图·孟特卡斯。他是一个好性情的人，他听到了我们的事情之后，十分情愿地给了我们一封正式介绍信。

　　第二天早上我们去拿介绍信时，他突然站起身来说，他想最好是他自己陪我们去。

　　在过道和走廊中间转了无数次以后，我们到了国外联络科的门口。不久，我们围着一张桃花心木的大桌坐下，四周都是穿着崭新制服的人。国外联络科科长亲自来主持会议。

　　这个坐在桌子一头的、脸色严肃、身体魁梧的西点军官，起初不太能够了解，美国国防部和我们的木筏究竟有什么关系。但是上校的十分得当的言词，以及围桌而坐的军官发出飓风般的考问所产生的良好结果，缓缓地使他对我们有了同情了，他很感兴趣地读了空军物资司令部配备试验所的信。然后他站起身来，对他的部属发了一个简单明了的命令，要通过正当手续来帮助我们，又预祝了我们好运，便走出会议室。他出去，门关上了，一位年轻的上尉参谋在我耳边轻轻道：

　　“我敢打赌，你准能得到你所要的东西。这件事像是一次小规模的军事行动，给我们的日常工作带来了小小的变化。此外，这也是一个严格试验配备的良好机会。”

　　联络科立刻安排好，让我们去和后勤部试验所的李维奇上校见面。赫曼和我坐上汽车去了。

　　李维奇上校是一个大个子，运动员的体格，和和气气的。他立刻把负责试验的各科的人找来。大家都一番好意，立刻提出一大堆配备要我们彻底试验。他们超过了我们最高的期望，一连串说了许多东西，把我们所能要的东西都包括进去了，从战地配备食品到防晒的油膏，不透水的睡袋都有。然后他们带我们到处去看这些东西。我们尝试了装潢讲究的特种定量食品，我们使用了就是曾掉在水里也能擦着的火柴，小火炉和水桶，橡皮袋和特种皮靴，厨房用具和能在水里浮起的刀子，以及一切远航所能要的东西。

　　等到各处走完了，办事员已经记下了我们需要的东西和数量。我以为这一仗已经赢了。不料这位高大的、友好的上校说道：

　　“嗯，我们现在一定要进去和老板谈一下。我们能不能给你们这些东西，他才能决定。”

　　我觉得我的心跌落到我的皮靴里去了。原来我们还得卖弄口才，从头说起，而且天晓得那“老板”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们发现那位老板是一位身材矮小的军官，十分精明干练的样子。他坐在写字台后面，在我们进他办公室的时候，用尖锐的蓝眼睛端详我们。他请我们坐下。

　　“嗯，这几位先生来干什么?”他单刀直入地询问李维奇上校，同时他的目光没有离开我。

　　“噢，一点小事。”李维奇赶快回答。他简单扼要地把我们的整个事情解释了，那位首长耐心听着，一根手指也不动。

　　“他们能报答我们什么?”他问道，对我们的事显然并不觉得什么。

　　“嗯，”李维奇低声下气地说道，“我们希望在这次远航中，说不定可以根据他们所处的艰苦环境，将使用这些新食粮和若干配备的情况写成报告。”

　　在写字台后面的十分精明干练的军官毫无所感地、慢慢地向椅背靠去，眼睛还注视着我，然后冷冷地说道(此时，我觉得自己沉到大皮椅子底下去了)：

　　“我一点也看不出他们能报答我们什么东西。”

　　办公室里一阵死寂。李维奇上校摸摸衣领，我们谁也不说一句话。

　　“但是，”那位首长突然说道，这时他的眼角上闪着光，“勇气和胆量也该算上。李维奇上校，把东西给他们!”

　　我们带着联络科的介绍信飞到纽约，会见哥伦比亚大学的伯尔教授。他是国防部地理研究委员会的主任。由于他的帮助，后来赫曼拿到了所有做科学测量的贵重仪器和用具。

　　然后我们飞到华盛顿，会见海军水路学研究所的格罗孚将军。这位性情温和的航海老手，把他的部属军官都叫进来，指着挂在墙上的太平洋海图，把赫曼和我介绍给大家。

　　“这两位先生想要考核一下我们的潮流图，帮助他们!”

　　当准备远航的车轮又向前滚了一段的时候，英国的伦斯顿上校在华盛顿的英国军事代表团举行了一个会议，讨论我们将来的问题，和胜利完成的可能性。我们得到了许多可贵的建议和若干精良的英国配备。这些配备是从英国空运来的，也准备在木筏远航中试验。那位英国军医是一种神秘的鲨鱼粉的热心拥护者。如果有一条鲨鱼来得太冒昧了，你只要在水面上洒几撮这种粉，鲨鱼就会立刻不见了。

　　“先生，”我很礼貌地说道，“这种粉靠得住吗?”

　　“嗯，”那英国人微笑着说道，“这正是我们自己想要知道的事!”

　　时间很紧促，不能坐火车而要乘飞机，不能两条腿走路而要雇出租汽车，钱袋像破旧的蜡制植物标本般干瘪了。我们把我原来准备回挪威的旅费也花了。我们便去找在纽约的朋友和资助人，来解决经济问题。一到那里，我们就遭遇到了困难而沮丧的问题。那位资助人生病发烧躺在床上，在他没有恢复健康以前，他的两个同伴无能为力。他们还是坚决遵守我们之间的经济协定，但是目前他们无计可施。他们要求我们推迟事情的进程。这个要求是没有用的，因为很多个车轮现在正转得飞快，我们无法停止。现在我们只能继续前进，要减速或者刹车，都太迟了。这些资助我们的朋友同意取消协议，使我们可以无需顾虑他们，可以不受拘束地迅速进行。

　　我们走在街上，双手插在裤袋里。

　　“12月，1月，2月。”赫曼说道。

　　“到3月，”我说道，“那时候我们就要动身了。”

　　我们能够得到挪威的钱，但是并不能解决我们在美国的问题。我们可以向什么学术机关申请贷款，但是我们很难为了一个尚在争论中的理论而取得贷款;而且，我们所以做木筏远航，原因也在此。我们不久就发现，无论是报馆或者私人，都不敢投资到他们和所有的保险公司都称为自杀的航行中。但是，如果我们安全归来，那便是另一回事了。

　　事情看上去很暗淡，有许多天我们看不到一线希望。正在这时候，奥图·孟特卡斯上校又插进来了。

　　“你们现在是进退两难，小伙子们，”他说道，“这里有一张支票，先拿去用吧。你们从南海群岛回来时再还给我。”

　　另外有几个人照他的样做了。隔不久，我们的私人借款已经足够应付开支，无需再向别人求援。我们可以飞到南美，动手建造木筏了。

　　这古老的秘鲁木筏是用筏木做的，筏木在干燥时比软木还轻。筏木长在秘鲁，但是长在安第斯山区里，因此，印加时代的航海人是要沿海岸到赤道国(厄瓜多尔)，就在那里把高大的筏木树砍倒在太平洋岸边。我们打算如法炮制。

　　旅行问题在今天和印加时代不同。我们有汽车、火车、旅行社;但是，好像是好事多磨，我们也有叫做“边界”的阻碍。那里有穿着铜钮扣制服的办事人员，若怀疑旅客的话，就乱翻旅客的行李，叫旅客填写一大堆盖着印戳的表格，这还是说旅客能侥幸入境的话。由于对这些穿铜钮扣制服的人的恐惧，我们决定：我们不能带着装满了希奇古怪的东西的小箱大箱到南美，举帽行礼，用词不达意的西班牙话，要求入境，并且乘一只木筏扬帆而去。如此这般，我们会被抓进监狱的。

　　“不行，”赫曼说道，“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官方介绍。”

　　在和我们解除协议的三个朋友中，有一个是驻联合国记者，他建议带我们坐车到联合国求援。我们走进联合国大楼的大厅，得到深刻的印象：世界各国的人并肩坐着，后面墙上挂着极大的世界全图，大家在静听一位黑头发的苏联人站在地图前发表流利的演说。

　　我们那位记者朋友乘着会议情况比较平静的时机，先抓住一位秘鲁代表，后来又抓住一位赤道国代表。他们坐在休息室的大皮沙发里，很高兴地听我们的计划：要横渡大洋来帮助证明这一理论：他们本国远古时代的人，是到达太平洋群岛上的第一批人。两人都答应把这件事告诉他们的政府，并且保证我们到达两国的时候会得到帮助。特里格韦·赖伊⑾从这休息室走过，听说我们是他的本国人，走了过来。有人建议他应当和我们一道上木筏去。但是陆地上的惊涛骇浪已经够他受的了。智利的本杰明·柯恩博士是联合国的助理秘书长，他本人是著名的业余考古学家，他给了我一封写给秘鲁总统的介绍信，秘鲁总统是他的朋友。我们还在大厅中碰到了挪威大使威廉·冯·孟德，他是挪威的英琴斯顿人。从那时候起，他给了远航无可估量的支援。

　　于是我们买了两张票，飞向南美。当那四个大推进机一个接一个发动时，我们瘫坐在位子上，精疲力竭了。我们有一种说不出的轻松，计划的第一部分已经办完了，现在我们是直奔前方，准备冒险远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