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典妻现象

　　典妻制度是人类买卖婚姻的一种，它和娼妓制度一样，都是正式婚姻制度的一种补充。它的历史可谓“渊远流长”，早在汉代就有记载。《汉书?主父偃传》记载：“男子疾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于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养。”由于战争频繁，大量民众无法自活，《汉书?贾捐之传》记载：“嫁妻卖子，法不能禁，义不能止。”卖妻是以妻子作为商品进行买卖，尽管还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典妻婚，但它为后来的典妻现象作了准备。

　　典妻现象的存在，如同中国婚姻制度的一个毒疾，让那些封建士人无法回避，又羞于启齿。到了清代，中国的典妻现象达到了“全盛”，这个词也就不断地出现在士人的著作、史家的记载里。

　　典妻现象遍及全国各地，名称各不相同，“浙江宁、绍、台各属，常有典妻之风”。在北方，典妻现象曾在辽宁、甘肃一些地方传播，辽宁称为“搭伙”，甘肃叫做“僦妻”。范围很广，形式多样。

　　清代典妻现象大量发生的时代背景

　　第一，清军入关前后，大量抢夺他人妇女，因此民间买卖妻女之风兴盛。清初康、雍、乾三朝号称“太平盛世”，然而汪景棋在其所著的《西征随笔》中以陕西为例写到：“然督抚藩臬，皆满洲人为之。此辈不谙吏制，贪暴成性。三十年来，有司民以奉仁官。取之闾左者，十倍正供，桁杨桎梏，至卖儿贴妇以偿。”

　　第二，生活极度贫困。根据毛泽东《兴国调查》中所述，我们从中不难推想清代的情形。“在兴国，地主和富农不仅有妻，还有若干妾，中农的百分之十，贫农和手工业者百分之三十，游民的百分之九十，雇农的百分之九十九，连妻子都没有。”生活的贫困使典妻现象大量存在。

　　第三，出于随俗、从众的心理。据《琢县志》记述，当地民俗“尚有一种卖妻之恶风。男子家贫，嫁卖妻子以自活，女家概不干涉。且卖至某姓，女家与某姓依然以亲戚相往来。其不讲礼教之过，有如此者”。

　　第四，夫权思想的影响很深，妇女地位十分低下。封建婚姻是建立在女性对男性的人身依附关系基础上，女子一旦结婚，就成为男性家族的私属物；妇女没有政治地位，只能依附于丈夫，夫荣妻荣，夫损妻损；妇女没有经济权力，必须依靠男子生存，受其支配。妻子的作用在于“上承先祖，下继万世”，如果男人不能自活，典妻也就顺理成章了。

　　第五，清代社会通奸现象的大量存在，引起了众多的休妻事件。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婚姻奸情类”档案数统计，乾隆年间，各省区每年上报朝廷批决的婚姻类命案要案平均在800件左右。这800件中，因通奸引发的约为250-530件。

　　第六，传宗接代的观念，是典妻婚的思想根源。典妻婚从表面看，好像与封建的贞节观自相矛盾，实际上正是这种封建妇德所造成的恶果。因为封建的贞节观片面要求妇女对丈夫忠贞，以保持血统的纯正。当“断子绝孙”的威胁直接关系到家族的兴衰存亡时，贞洁观只能服从“传宗接代”，正所谓“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

　　第七，社会保障体制的缺失。在封建社会，农民生活极其贫困，因此很多地区的宗族组织在制定族规时都写有要求族人相互帮助的条文，如有些家谱中规定：“夫亡独可哀而节义至重，如有寡妇孤儿最宜存恤使幼有所依而节得以全。”但这种保障是有条件的，“其有媒孽夺志或谋其财产而故离其母子者众共击之甚假公以正其罪也”。

　　这种互助不仅条件严格，而且在执行中效果也大打折扣，更不用说如东北地区这样的移民目的地了，人口流动使宗族组织不复存在或十分薄弱。到了清代末期随着经济的转型和外国资本的进入，农村经济的崩溃，对困难群体的保障就显得更加杯水车薪。

　　形式

　　清代典妻婚现象，因为地区的不同，名称和形式也各有所异，习惯上古人通常把典妻婚分为典妻与雇妻。雇妻主要是验日取值，期满则归。大体上，时间长的叫典妻，时间短的叫雇妻。按各个地方的不同，大体上可以分为：

　　典妻与租妻

　　此类现象大体上发生在江浙地区。在宁波，典妻双方要有媒证，订契约，载明期限和价格，通常是一、二年为租，三、五年为典，所生的孩子归典夫所有。有钱人家的妇女如长期无子，在征得妻子同意后，经中间人介绍，可以向穷汉典妻。

　　坐堂招夫

　　在松阳，因原夫贫病，妻子征得原夫的同意，把典夫招到家中，收取典金，以供原夫的生活，这种情况被称为“坐堂招夫”。

　　租妻借妻

　　在江苏地区也有这样的典妻形式，有人长期贫病，经三方同意，请中间人说合，将妻子借或租给无子的男人为其生子；条件是典夫要承担其家务劳动，借妻期间所生子女随生父姓，入生父宗；一旦满足原订的条件，就解除关系。不同的是借妻不离开家，租妻通常要离家。

　　捆妓

　　就是原夫将妻子，通常为童养媳出身的妻子典给妓院。出典时，双方立“捆身字据”，这个字据按时间长短可以分为大年(16个月)、中年(14个月)、小年(10个月)。妓院根据女子的容色、年龄支付典金。这种习俗在天津被称为“押帐”。不过，在字据上还要写明典妻的营业年限，注明“俟限满，帐还清，准其妻离馆”等字样。

　　搭伙

　　东北地区流行的一种风俗，夫在外长期不归，妻生活困难，就出典自己与另一男人建立搭伙关系，签订搭伙字据，字据写明：“因贫难度日，并为债务所迫，今由搭伙之夫代为还债。本夫回家时，将钱付清就可领回妻子。”还有一件关于搭伙合同的档案：“立打伙人孙长义因无钱使，将自己贤妻张金香中人说允，情愿送与张现思名下打伙，言明身价小洋钱三佰元正，押帐钱当面交清，分文不欠，有官钱使用，两家均纳，倘有天灾病业、逃走等情，各安天命。此系两家情愿，恐口无凭，立字为正。” 在清代，东北地区是一个重点移民地区，整个清代直到改革开放之初，几百年的时间里大量关内民众移往东北地区，同时东北地区内部也存在着大量移民现象。特别是清朝末期，随着东清铁路和满州铁路的兴建，大量的工业移民进入东北地区，因此搭伙现象正是同东北地区人口流动性高、男女比例失调的情况相适应的一种习俗。

　　特点：第一，典妻习俗十分公开。平南地处广西东南部，并不是太封闭的地方，但也存在对妇女立券典质的情况。第二，典妻现象在民间已经习以为常。通常典妻都是因贫困无法生活，急需用钱，被迫典妻。第三，典妻仍然保持同前夫的夫妻关系。

　　第四，典妻目的多以生育为主，留子不留娘，原妻为正式母亲。如定海一带，典子对亲生母亲叫“婶婶”。其子可入宗谱，而生母作为典妻，大多不能上事宗庙，下列宗谱。被典妇女在典期内生了男孩后，就可归回原夫家，故被典女子在典租期间通常住在典夫家，由男方负担其生活费用。有的典夫允许典妻一年回家几次，但不得与原夫发生性关系，有的典夫则不许典妻回家探望。第五，有的典妻现象具有社会自救性质，俗称“租肚皮”。

　　清代顺治初年沿用《明律》对此也屡发禁令，但清代对典雇妻妾的量刑，比明代宽松得多。《大清律例便览?户婚》载：“必立契受财，典雇与人为妻妾者，方坐此律：今之贫民将妻女典雇于人服役者甚多，不在此限。”这种宽松，几乎是认可了典雇妻女现状的存在，因为只要不正式立契标明价钱，同时被典雇的妻女又有劳役在身，这种典雇便为法律所许可。其结果不但不能遏止此风，反而波及到社会的中上阶层。

　　总之，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典妻和商品交易上的物权转移相同。男子典妻导致离婚，随之失去对妻子的占有权，买者却相应地获得这种权利。雇妻则是男子以租赁形式转让妻子，在租赁期间仍然保持名义上的夫妻关系，却不再有夫妻生活，待期满后才能恢复。但无论典雇妻妾，都是封建夫权制的产物。

　　事实上，清代的典妻现象是与父权制、夫权制相适应的，也是封建社会夫权、父权至尊至贵的伦理秩序的真实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