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的衰落原因

　　徽商大致产生于明中叶，在明清商业史上与晋商齐名，"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徽商在中国历史上大约存在了600余年，其贸易活动领域遍及全国各地，其商品曾远销到世界市场并大受欢迎，对当时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中国近代对外贸易的兴起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徽人经商的基本经验

　　灵活的资本运作方式

　　徽商的资本组合形式是多样化的、灵活的，主要类型有自由资本和借贷资本相结合、独资和合资相结合、委托和非委托经营相结合等。每一类中又有许多形式，如行商坐贾并行、商品的囤积与垄断贸易并行，产销一体化与赊销赊购并行等。 徽商很早就懂得资本对于经商成功的重要性，因此，其所采取的资本运作方式十分灵活。

　　善于开拓市场

　　值得一提的是徽商的途程观念。途程是指地理、水陆交通路线方面的知识。明清时期，徽州"商贾四出"，他们奔走于世界各地，主要从事长距离的商品贩运贸易。长途贩运活动不了解有关的地理、交通、关津、民俗以及物产行情等常识是无法进行的。徽商在前辈商人的传授下和行走四方的过程中熟谙了这些知识，并将自己的多年积累编纂成商旅路程图书作为经商行路的指南。 其中最著名的是明中叶休宁大贾黄汴的《一统路程图记》，书中详细介绍了各地道路的起讫分合、距离、行走难易和水陆驿站名称、食宿条件、物产行情、社会治安、行会特点、船轿价格、名胜古迹等。

　　以德治商

　　徽商本质上是儒商，其经营策略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以德治商"，对此徽商有自觉和内在的理解和把握。徽商有很好的品牌意识，注重这种无形资产的建立，涌现出一批"老字号"。徽商具有商业上的远见，并不惑于眼前小利。他们认为商家与顾客的关系是互惠互利、相互依存的，如果一时贪图小利或敲诈顾客，虽然能给自己带来暂时的利益，但却毁坏了双方长期合作的基石。徽商将商誉看作商品价值的一部分，认为树立起良好的商业信誉，并以此获得顾客的充分信赖才是商业兴旺发达的保证。 因此，徽商大都通过长期艰苦的努力去建立起良好的商业信誉，并极力维护这种信誉，视之比金钱更宝贵。这些思想在徽商的经营活动中处处可见。

　　重视教育

　　徽商教育是一种良性循环的教育，自古以来形成的重视教育的风气不仅造就了一大批缙绅官僚，也为徽商造就了大量具有相当文化基础的商业人才，从而提高了徽商集团的文化品位和徽州人的整体素质，而有了一定文化品位的徽商集团，又更自觉地去重视教育，从而形成了徽州教育的良性循环。徽商重视教育，自古至今已成为习俗，纳入其生命的一部分，成为根深蒂固的观念。徽州人文化底蕴深厚，"富而教不可缓"是徽商笃信的信条，正是如此才"代不乏人"，使徽商几百年不衰，造就了一代徽商帝国。 徽商贾而好儒，徽州人在经商致富后都十分重视发展教育，重视对人才的培养。他们在"振兴文教"上总是毫不吝惜地输金资助。为了让更多的子弟习儒就学，徽商积极捐资，广建书院。明清时期，"天下书院最盛者，无过东林、江右、关中、徽州"。在清初时，徽州书院多达54所。徽商对子弟业儒无不寄予厚望，期待甚殷。有的家族明确规定，对族中聪颖好学的子弟，无力从师者，必须给予资助，并将此列入家典，世世遵行。徽州在这种重视教育、重视人才培养的风气下，出现了大量人才。清代各省状元人数，安徽居第三位，有九人。安徽八府五州中徽州一府便占四人。这是徽州异于其他商帮之处，也是徽商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 由于徽商掌握了一定的文化知识，能够做到冷静地分析市场形势，分析自然和社会诸因素对供求关系的影响，从而在进退取舍之间不失时机地作出正确的判断。

　徽商的衰落

　　客观原因

　　客观上，徽商的衰落原因课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封建政权政策的改变给徽商，尤其是其支柱盐商带来的打击。商业作为传统的“末”业，在历朝历代都是被盘剥的重点对象之一，清朝也不例外。开朝时以示贤德而免各省之补赋，然而当时因战争造成社会的千疮百孔是很难愈合的，这部分补赋除了贤明的统治者廉洁执政外，剩下的应该就是取自其他税收。

　　徽州商帮的衰落是由盐商的失势开始的。而徽州盐商的失势原因主要是受政府政策的直接影响。其具体表现之一就是由陶澍进行的盐法变革取消了徽商对于食盐销售的垄断权。据《清史稿》载，“时两淮私枭日众，盐务亦日坏”，道光帝任命陶澍进行盐法改革。道光十二年，陶澍先拟行票盐法与淮北，后推及其他地区。票盐法虽然在一定时期内达到了既定目的，即减少了私盐的销售，却并非长久之策，结果很快得到了印证，不久之后私盐贩运有增无减。这不仅使得徽州盐商从此失去了其世袭的行盐专利权，导致原来官商一体的包销制被打破。而且，由于该法的推行并没有能因地制宜，淮南盐商更是陷入困境。因此，同治三年，曾国藩上疏，“淮南盐务，运道难通，筹办有两难，一在邻盐侵灌太久。西岸食浙私、粤私而兼闽私，楚岸食川私而兼潞私，引地被占十年，民藉以济食，官亦藉以抽厘，势不能骤绝……”。不仅仅是盐商，其他行业商人也因清廷为了摆脱统治危机而进行各方面的政策变革造成了大小不等的损失。

　　其次，清政府迫于财政困难，开始无休止的对商人进行残酷的剥削。自康乾盛世起，清廷开销日增，此后，政府增设税收名目，巧取豪夺，对商人进行压榨。“康熙年间，淮商有三项大笔浮费：一是程仪。现任或候补官员进京路过淮扬时，不论该官与淮商有无交往，都要索取一笔程仪。二是规礼。本地的文武大小衙门，无论与盐务是否有关，都要向商人收取规礼。三是别敬。先是每年于御史任满时，照例要向商人收别敬钱。后来发展到无论地之远近或与商人是否有交情，只要是达官显贵，在任满时都要向商人索取别敬。这三项浮费，每年盈千上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