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华背后的宋朝

宋朝表象繁华盛世，实质积贫积弱。

　　宋朝，是个很有深味的王朝，无论赞者还是骂家都不算少。记得汪盛铎先生在《两京梦华》一书中称宋朝是个“令人困惑的朝代”。何处令人困惑呢？实际上与那些人颂人骂之处大有关系。比如，颂者曰：宋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封建时代是空前绝后的，是封建时代的巅峰；唾弃的人则说，历史上没有比宋朝更窝囊的了，与别人打仗胜不了几次，最后都是以割地赔款画句号。都传言汤因比说愿意生活在中国宋朝，请问汤因比在哪部著作里讲过这样的话？

　　学术上多元是好事，益处远胜于舆论一律。不论赞还是骂，都有利无害。别的不说，在两宋统治的几百年里，仅没有大的文字狱这一项宋朝就很可爱。据说在皇宫的一个秘殿里面，太祖皇帝有三条遗训刻在碑上，其中一条就是不得杀害士大夫，上书言事者无罪。在封建时代，这一条太了不起了。有人说宋朝是知识分子最幸福的朝代，这一点是起了绝对作用的。假如写几句诗作一篇文章，就要遭受“阴谋造反”或是对朝廷“大不敬”的指责，谁会舍命侍弄诗词研究学问？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三项发明始于宋代，宽松的政治环境和充裕的物质生活不可小觑。再看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汴京的生气扑面而来，感到宋朝的汴京比现在一些城市还发达，只是没有汽车、霓虹灯之类。史家说，北宋时期汴梁的人口已超过百万，堪称世界之最。此言不虚。陈寅恪先生对宋朝的评价很高：“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

　　记得在一次某书发行会上，大部分时间由一位先生高谈阔论，他强调宋朝经济“落后”，这当然是无知之说。其实，宋朝确是当时世界上经济和文化最发达的国家。古代的人口统计数字不可信，按今人估计，唐朝极盛时的人口约八千万，而宋朝约有一亿。在古代手工生产时代，人口多，就意味着经济总量大。宋朝经济比唐朝有显著增长。中国传统所谓精耕细作，其实主要开始于宋代，表现为南方稻的亩产量有了提高，并在较大范围内实现了稻麦两熟制。古代当然不可能有经济总量的数字。但也有一些可作明显对比的数字。唐朝供应京城的漕运粮额，往往是几十万唐石，水运和陆运最多达250万唐石。北宋的漕运额最多达800万宋石，一般定额为600万宋石。(按:宋石容量还大于唐石)唐玄宗天宝年间，铜钱产量为32.7万贯，而北宋一般年产量为100万至300万贯，而最高记录为506万贯。

　　有人认为，唐朝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鼎盛期。唐代文明最重要的代表是唐诗，是公认的古代诗歌发展巅峰，唐诗胜于宋诗。但宋代文明胜过唐代文明的主要有教育、经学、科技、史学、宋词和散文六项，可知宋文明总的说来，是胜过了唐文明。宋代在教科文方面继续处于世界的领先水平。

　　说宋朝军事“落后”，是不准确的。在军事技术上，宋朝并不落后，例如古代黑火药的应用，主要是在宋朝，特别到南宋中后期，火药兵器已在兵器中占有相当比例。世界上第一次使用火药兵器的海战，是南宋初的胶西海战。准确的说法应是宋朝在军事上孱弱或软弱。但也须作具体分析，例如对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军而论，最顽强的抵抗对手就是南宋。

　　人们常说，宋朝“积贫积弱”。其实，北宋的人力超过唐朝，物力和财力、政府财政收入更大大多于唐朝。但丰厚的财政收入难以负荷冗兵、冗官等支出，而横征暴敛又加重了民贫，这就是积贫。军事无非是客观的实力加之以主观的实力运用。宋朝的综合国力无疑强于辽朝、西夏、金朝等，但因各种因素，实力的运用水平却是劣等的，这就是积弱。宋朝消极接受中唐、五代的教训，着重于推行文官政治，实行崇文抑武，其军制是以牺牲军事效能，以束缚武将才能，降低武将地位和素质为代价的。宋朝继承自中唐以降丧失养马区的现实，缺乏马源，不重视骑兵的建设，而古代的骑兵犹如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坦克部队，主要以步兵对抗辽朝、西夏、金朝和元蒙的骑兵，就处于弱势。加之自北宋建国不久，就逐渐形成“守内虚外”、消极防御等军事传统，故其武力一直不振，整个时代的尚武精神沦落。逐步实行文臣统兵和宦官统兵，降至北宋末，举国竟无折冲御侮之将。

　　宋朝的治国有得分的方面，也有失分的方面。按照皇帝集权，臣僚分权，中央集权，地方分权的原则，北宋各种政治制度的设计和操作，还是有效地维护了政治稳定，消弭各种内讧，有利于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自宋太宗始，以兴盛的科举制，造就了发达的文官政治。官场中从重视门第到重视出身，是唐宋期的一大转变。文官政治，即“以儒立国”，对政治稳定和文化发展是有正面影响的。文官政治并不意味着就是保守，但宋朝文官政治的特点在总体上说则是保守。正如王安石讥评说，“因循苟且”，“侥幸一时”，不求振作有为，但求勉强维持，得过且过，缺乏行政效率。宋朝形成了经学、教育和科举的三位一体的教育和文化环境，这无疑又酿成中华文明在后来落伍的重要因素。

　　在人类历史上，政争是不可避免的，但在专制时代，政争又往往是十分残酷的。宋太祖立下了秘密誓约:“藏于太庙，誓不诛大臣、言官，违者不祥。”故北宋的政争少有诛杀，较为文明。即使在北宋后期有三次大规模贬窜士大夫的运动，一般也不开杀戒。宋人称“古者士大夫多被诛夷，小亦鞭笞。太祖皇帝以来，始礼待士大夫，终始有恩矣”。赵宋一代在强调皇帝大权独揽的同时，又兼顾对臣僚的体貌宽柔，在中华古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北宋除后期外，将“异论相搅”作为“祖宗之法”，其初意是使“臣僚各不敢为非”。在较为宽松的政治和舆论环境下，宋朝台谏政治的发达，超越前朝后代。在人治条件下，台谏政治固然有各种流弊。但按照儒家理论，台谏官作为政治上的反对派，行使监督权，发表异论，对于“扶直道”，维系一个时代的正派士风，有一定意义。

　　金元时代评论，认为宋政失之于“宽柔”。“宽柔”表现为对误国败事者有罪不罚，罚不当罪，罪废复用，所谓“赏重于罚，威不逮恩”。宋朝的上层官员，大多治国救国无方，而彼此勾心斗角，玩弄机谋权术，又有足够的聪明才智。发展到顶点，则是不管国家存亡，百姓死活，自己不能治国和救国，却必须破坏他人治国和救国。

　　总的说来，北宋的专制政治有开明的成份，保守的成份，拙劣和荒唐可笑的成份，互相交织着。

　　宋朝的弊病有历代皇朝的通病，也有自己的特点。中国的古史过于悠久，历代兴亡的往事也积累得过多。一方面是每代开国，总是企求长治久安，致力于堵塞各种招致败亡的漏洞，另一方面又是从来无不亡之国，无不败之朝。尽管每朝每代的覆灭，总是各有许多具体的条件和情况，而其中一个根本性的因素，一条贯穿历代败亡的基线，说来说去，还只是“腐败”两字。腐败的根源，说来说去，也无非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下的等级授职制。史实证明，等级授职制必然成为贪官污吏的温床；贪腐现象滋生不息的怪圈，必然出现官官相护的情况，而编织成庞大的贪腐保护网。腐败与专制是一对双生子，专制必然滋生腐败，腐败必然依赖专制。历代皇朝覆亡留下的最重要的历史教训，就是从腐败走向灭亡。马克思主义强调著名的巴黎公社原则，批判等级授职制，力主以直接选举制取代等级授职制，这其实也是深刻地、科学地总结了中国以往政治体制根本性的弊病，为“走出轮回”，指明了一条唯一可行的历史变革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