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幕府政治

　　日本幕府政治

　　幕府政治的形成——源氏的镰仓幕府时期

　　从公元1192 年到1867 年，在日本历史上是武士阶级掌握政权、实行军事封建统治的“幕府政治”时期。

　　日本的幕府政治是怎样形成的呢？为了说明这点，我们需要先来谈一下日本武士阶级的来历。

　　在公元645年（日本的孝德天皇大化元年）的时候，日本曾实行过一次自上而下的重要的政治改革，就是所谓“大化革新”。这次改革，可以说是日本进入封建社会的一个界碑。经过了这次改革，日本废除了过去贵族占有土地和农民的奴隶占有关系，把一切土地都收归国有，把农民变为国家份地的租种者，这就是称为班田制的封建土地国有制。

　　与此同时，又实行了兵农合一的征兵制度。按规定，农民男子一生之中要服三年兵役。应征入伍后，有的编入首都的“卫府”，有的编入各地的“军团”，有的则被派往边疆充当“防人”。被派充当“防人”的士兵，常常有去无还，多半死在遥远的边疆。而地方官员们又常常把征来的士兵当做奴隶，驱使他们长年服劳役或种地，因此训练废弛，士兵也谈不上有什么战斗力。士兵们不甘心客死异乡和过奴隶式的生活，常常大批地从兵营中逃跑。日本统治阶级为了改变这种情况，从公元792年（桓武天皇延历十一年）起，又把征兵制度改为募兵制度，应募入伍的士兵称为“健儿”。但是，没有经过多久，这些“健儿”也变得有名无实了。

　　正当日本政府威令不行，武备废弛的情况下，庄园制度在日本日益盛行起来。原来“大化革新”后施行的土地国有制度是不彻底的，贵族们仍旧可以按照品级的高低和功劳的大小而获得国家给与的位田、职田、功田等；同时，又允许新开垦的土地归私人占有。贵族们占有的土地，后来发展成为“不输”（不向国家交税）、“不入”（不许官吏进入）的庄园。此外，寺院、神社以及地方豪强们也都占有庄园。随着庄园的发展，地方豪强的势力也日益强大起来。地方豪强们为了保护自己的庄园，经常驱使庄丁学习武术。因为主要是练习射箭和骑马，所以自称为“弓马之家”。这样，一族便自成为一家，庶子称为“家子”，仆从称为“郎众”。人数众多的便编成一“党”。这种“党”，实质上就是一种按照血缘关系和主从关系而组成的军事集团，它的成员称为“武士”。这就是武士阶级的起源。

　　每当地方上发生农民起义或东北方面的虾夷人发生骚动时，日本中央政府常常派当地有势力的武士领袖率领所部前住镇压。这样一来，武士的势力就越来越大了。

　　当时，最大的两家地方豪强是源氏和平氏。他们都是日本皇室的疏族：源氏是清和天皇的后裔，平氏是桓武天皇的后裔。在他们的领导下，武士阶级主要也分成源氏、平氏两大集团。源氏集团的根据地在东国（位置在日本本州的东部），平氏集团的根据地在西国（位置在日本本州的西部）。

　　十一世纪时，源、平二氏的势力愈来愈大。当时日本中央政权中的皇室和外戚（大贵族藤原氏）两大集团，正在进行着尖锐的政治斗争。他俩因为本身都缺乏军事实力，便都拉拢武土阶级做他们的爪牙。一般地讲，源氏往往支持外戚藤原氏，而平氏则支持天皇。双方斗争的结果，最后，皇室、外戚两败俱伤，政权落入平氏集团手中，由平清盛掌握了京都的中央政权。

　　平氏掌握中央政权的期间内（1159~1183年），以平清盛为首的上层武士，沾染了京都贵族的浮华习气，很快地蜕化成为与藤原氏无异的贵族，因此使得地方下层武士对他们深表不满。这样，便给他的敌人源氏集团造下了夺取政权的良好机会。从1180年开始，源氏把不满意平氏的地方武士们组织起来，到处起兵。1183年，源氏打进京都，迫使平氏全族逃往西国。到1185 年，终于灭了平氏全族。

　　在源、平二氏斗争的过程中，源氏集团内部也发生了源赖朝和他的兄弟源义仲、源义经之间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源赖朝获得了最后胜利。他在灭平氏的同年（1185年），在各地方放置了称为守护和地头的行政统治机构；再加上他以前在镰仓（现在东京以南）设立的三个武士政权机关（1180年设立的侍所、1184年设立的公文所和问注所），就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央政权性质的“镰仓幕府”。镰仓幕府是日本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幕府。“幕府”这个名称的由来，是因为过去将军带兵出征时，常以营幕为府署，所以就称将军的府署为幕府。

　　这样，日本的政治经过了上述演变后，从1193 年源赖朝做“征夷大将军”（通称“将军”）开始，就正式进入了武士阶级掌握政权的“幕府政治”时期。在这个时期内，日本国内形成了一种畸形的政治局面：以天皇为首的贵族政权的朝廷仍旧在京都存在着，天皇名义上仍旧是国家元首，但是他并无实权；以将军为首的武士政权——幕府与朝廷同时并存，将军名义上由天皇任命，实际上却是掌握实权的最高统治者。

　　镰仓幕府的最高首领在职位上就是征夷大将军。下面的机构在中央方面设有政所（即公文所）、侍所、问注所三个机关。政所是幕府的行政机关。它的首长最初称为别当，后来改称执权。执权一职最初系由大江广元担任；后来改由源赖朝的岳父北条时政担任，以后变成北条氏一族的世袭之职。侍所是幕府的军事机关，它的首长称为别当，最初是由和田义盛担任后来和田氏为北条氏所灭，由北条时政的儿子北条义时兼任。从此，文、武大权遂均归北条氏一族掌握。问注所是幕府的司法机关。它的首长称为执事，后来成为太田、町野两氏的世袭之职。

　　在地方方面，全国各地及庄园内都设立了守护和地头。守护是由幕府委派的地方官，掌握军事、警察之权。地头是由幕府安置于各地庄园内的管理人，掌握着庄园内的警察权和土地收益权。镰仓幕府是以庄园制为其经济基础的。它通过地头控制庄园。当时的庄园名义上虽然仍旧为过去的领主所有，有领主和地头的双重领导，但是领主不能撤换地头，所以地头就逐渐侵占了领主的利益，成为庄园的唯一支配者。

　　守护大都由将军家的直属武士——“家人”们来担任，而地头则全由家人们来担任。他们就成为镰仓幕府的支柱。

　　此外，又在贵族政权所在地的京都设置了都守护；在奥州（本州东北部）、九州等边远地区设置了奥州奉行和九州奉行。这些职务，到后来也都变成了执权北条氏一族的世袭之职。

　　综上所述，可知幕府政治本质上就是军事封建主的统治，将军就是全国最大的封建主，他属下的武士都是占有土地的大、小封建主；而镰仓幕府的特征则是一个以将军为首、以家人为主要支柱、以小领主土地占有制的庄园为经济基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政权。

　　从1192年镰仓幕府正式成立起，武士政权虽告确立，但是它与京都朝廷的贵族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

　　在镰仓幕府方面，当1199年源赖朝死后，由长子赖家于1203年继立为二代将军；而实权则掌握在他的母亲北条政子和外祖父北条时政的手中。第二年，赖家被时政废掉，幽禁于伊豆修禅寺，不久并且被杀死。赖家的年仅十二岁的弟弟实朝被立为三代将军，由时政自为执权，操纵幕政。时政死后，由其次子义时于1205年继为执权。他先在1213年灭掉担任侍所别当的和田氏—族，而自兼待所的别当，以扩大权力；接着又在1219年唆使人暗杀了实朝，而从京都迎来一个年仅两岁的小孩藤原赖经（源赖朝的远房亲戚）做傀儡将军。从此，镰仓幕府的实权遂完全落入北条氏一族手中。

　　京都的朝廷方面，乘着镰仓幕府闹内部斗争的机会，积极准备发动进攻。当源实朝身死、北条氏乘机窃夺政权的时候，京都方面认为时机已到，便在1221年以讨伐北条义时为名，由后鸟羽上皇颁布了“院宣”（译注：日本天皇往往在成年后让位给太子，而自己以上皇名义掌握实权。上皇居住、办公的地方叫作院，所以上皇颁须发的诏书称为院宣），号召全国各地举兵“勤王”。

　　起初，后鸟羽上皇主观地认为院宣一经发出，“勤王之师”就会云集京都；并且正在闹着内部斗争的镰仓幕府的家人们，也会有一部分人转到朝廷方面来。但是，事态的发展却和他所预期的完全相反：不但“勤王之师”是意外地少，并且贵族中间还有倒向幕府方面的人；而幕府方面则非但没有倒向朝廷方面的武士，反倒在源赖朝之妻北条政子的号召下，停止了内部斗争，共同抵抗来自京都方面的进攻。一些从源赖朝以来就牢固地与将军家结成主从关系的家人们，都陆续聚集到镰仓，由北条义时的儿子北条泰时率领，向京都进攻，在宇治、濑田一带击溃了后鸟羽上皇的军队，很快地占领了京都。这次贵族与武士间的战争，因为是发生在承久三年（1221年），所以日本历史上称做“承久之乱”。

　　承久之乱以后，镰仓幕府对京都朝廷施行了最严厉的惩治措施。幕府把仲恭天皇废掉，把后鸟羽上皇等予以流放；凡是曾经参加反幕府战争的贵族们的领地，都予以没收。总计没收的领地达到三千余处之多。这些领地，都由幕府分别赏赐给在战争中立过功劳的家人们，使他们充当地头。

　　此外，为了防止反对幕府的事件再度发生，幕府又把原先设置在京都的都守护改组为“六波罗探题”（译注：六波罗是京都东部的地名，探提是机构的名称，因探提设在六波罗，故全称为六波罗探题），由北条泰时担任这个机构的首长。这个新机构，就成为掌握西部地区行政、司法大权的重要机关。

　　北条义时死后，由北条泰时继任为执权。在北条泰时任执权的期间内，曾经实行过两项重要措施，就是“评定众”的设置和“贞永式目”的制定。

　　“评定众”是类似议会的机构，是在1225年设置的。设置的理由表面上是为了能使家人们合议幕政，“以防专断之弊”，实际上则是执权北条氏一族为了缓和武士阶级的内部矛盾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而采取的措施。它的具体办法是由北条氏、大江氏、三善氏等十一名有势力的家人充当“评定众”，参与幕府重要政务的讨论与决定。其后，至北条泰时的孙子北条时赖担任执权时，又在1249年新设置了“引付众”来协助“评定众”。“引付众”的任务主要是“听断诉讼”和“兼理庶政”。这样一来，幕府的组织机构就较前更加完备了。

　　“贞永式目”类似施政纲领，也可以说是法律，是在1233年制定的。这一年，北条泰时与“评定众”三善康连等人合议，制定了“关东御成败式目”五十一条。因为这一年是贞永元年，所以通称为“贞永式目”。它的第一条是“修神社，重祭祠”，第二条是“造寺塔，勤佛事”，其目的是想要借着宗教对人民所起的麻醉作用来维持封建统治；而第三条以下则为武士、庶民们必须遵守的法律，其内容相当于后世的刑法和民法。

　　这样，在“承久之乱”中获得胜利的镰仓幕府，在经济上由于没收了为数达三千余处之多的贵族领地而较前更为宽裕；在政治上由于六波罗探题的设立和评定众、引付众的设置而较前更为完备；在法律上由于贞永式目的制定而使武士政权有了一定的法律准则。于是，在十三世纪中期以后，不仅政治益趋巩固，并且经济也有了发展。

　　当时的农业生产，是在地头的管理下，驱使着农民来经营、耕作的。农民们须向领主缴纳百分之四十至六十的苛重地租，所以他们的生活是很苦的。但是，由于他们不断努力的桔果，使得农业生产的技术得到了改进；更由于“二毛作”（即一年收获两次农作物）的广泛推行，使农作物的收获量有了显著的增加。

　　随着农业的发展，作为农村副业的家庭手工业也得到了发展。这个时期的手工业，已经不像过去那样专限于给京都的贵族阶级制造奢侈品，而是更广泛地制造民间日用品了。

　　由于农业、手工业剩余生产品的投入市场，商业也盛行起来。镰仓幕府为了增加税收，对手工业和商业采取了奖励政策。这样，由于商品交换的盛行，货币也成为必要的东西了。起初，主要是拿米、绸、布等实物来做为物价计算单位的；后来便改用了中国宋朝的铜钱。九州和中国（日本本州西部的地区）地方的武士们，为了获得宋朝的铜钱、奢侈品和日用品，便和南宋进行了频繁的海上贸易，因而更促进了商业的兴盛。

　　但是镰仓幕府的巩固局面并不能维持多久。到十三世纪末期，日本一连遭受了元朝军队的两次进攻。在这以后，镰仓幕府就日趋衰落了。

　　元朝第一次进攻日本是在1274年。因为这一年是龟山天皇文永十一年，所以日本历史上称为“文永之役”。第二次是在1281年。因为这一年是后宇多天皇弘安四年，所以日本历史上称为“弘安之役”。镰仓幕府在执权北条时宗的领导下，进行了抵抗，又加上偶然地吹来了飓风，使元军遭到很大损失，元朝的进攻被挫败了。但是，在经过这两次战争以后，镰仓幕府的统治力量就开始衰落。

　　促成镰仓幕府统治力量衰落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做为幕府支柱的家人阶层的分化，而其具体表现别为中小武士的破产和守护大名的日趋强大。

　　在抵抗元军进攻中，中小武士们不但出了人力，并且还担负了作战经费。但是，在战争结束后，他们却没有从幕府那里得到一点赏赐。这是因为当时日本国内的情况和“承久之乱”以后不同了，已经没有可被没收的土地来赏赐给武士。幕府虽曾对镇西（即九州）的家人们编功行赏；但是行之未久，即在 1294 年不得已宣告中止。这样，中小武士们由于生活日益贫困，就不得不把祖传的领地押给重利盘剥的各种高利贷者而趋于破产。幕府为了救济破产的中小武士，并借此挽回自已的威信，曾在1297年颁布“德政令”，禁止家人们出卖领地或把它当做抵押品；如果已经出卖者，可以无偿收回。但是，由于这个命令遭到了高利贷者的坚决反对，并又引起了财政、经济上的混乱，所以在第二年就自动废止了。这样一来，幕府不但没有能够挽回威信，反而因此使更多的中小武士们对它失去了信任。

　　在另一方面，当中小武士日趋破产的时候，守护大名们的势力却日益强大起来。他们一方面利用中小武士破产的机会，将其领地收买、夺取过来；另一方面又利用中小武士对幕府的不满情绪，把他们拉拢过来做为自己的部下。这样一来，守护大名们便在各个地区内积蓄了人力、物力，而幕府的力量就相对地减弱了。

　　同时，幕府在抵抗元朝的战争以后，为了解决财政团难，对人民又进一步加强榨取。人民的负担更加重了，再加上当时全国各地普遍发生天灾，农业歉收，时疫流行，使农村田地荒芜。于是，在十三、四世纪之交，农民起义事件便层出不穷，并且声势越来越大。

　　到十四世纪初期，日本国内三种反对镰仓幕府的势力已经形成，一种是因破产而对幕府心怀不满的中小武士；一种是积蓄力量，想要打倒执权北条氏，以便取而代之的地方大封建领主——守护大名；还有一种是因反对苛重负担而到处发动起义的农民。这三种势力加在一起，就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动摇了镰仓幕府的统治基础。当时镰仓幕府的执权北条高时因为无法控制家人而对政治抱消极态度，沉溺于斗犬等嬉戏中。这样一来，更弄得幕政日非，人心离叛。

　　就在幕府声威日坠的情况下，京都的朝廷想乘机团结一切反对幕府的力量，恢复旧日的统治地位。1331年，后醍醐天皇在近畿地方河内国守护楠木正成的支持下，发动了讨伐幕府的战争。1333年，关东地方（本州东部）的大封建领主足利高氏（后改名尊氏）也从幕府阵营中倒戈投降天皇。同年，关东上野的领主新田义贞也举兵“勤王”，在八月二十二日攻陷镰仓，迫使执权北条高时自杀。这样，在反对幕府的浪潮中，统治日本达一百四十余年之久的镰仓幕府便宣告灭亡了。

　　镰仓幕府灭亡后，以后醍醐天皇为首的京都贵族政权又暂时地恢复了它的统治地位。为了象征日本皇室的“中兴”，从1334年起，后醍醐天皇模仿中国东汉光武帝改年号为“建武”。所以，旧日的日本史书便称这次贵族政权的暂时复活为“建武中兴”。

　　幕府政治的发展——足利氏的室町幕府时期

　　镰仓幕府灭亡后，贵族政权虽然重新恢复了它的统治地位，但是，由于贵族阶级长期脱离生产管理和没有自己的武装，所以当时以后醍醐天皇为首的朝廷，仍不过是一个既无经济基础、又无军事实力的空架子。再加上“中兴”后不久，就施行了一系列的荒谬政策：例如滥行没收武士领地；论功行赏时厚于公卿而薄于武士；以及因大兴土木营造宫殿而加重农民负担等，所以弄得人心离怨。

　　本来，当时的地方武士们，并不是真心拥护贵族政权，他们只不过是为了打倒镰仓幕府，才和京都朝廷暂时合作的。所以，当幕府一旦被推倒后，便立刻变成贵族政权的反对势力了。

　　另一方面，农民们由于在镰仓幕府统治时期内负担着繁重的年贡和劳役，所以他们起初幻想着贵族政权复活后，会比幕府的赋役减轻一些；但是，当他们看到负担反而更形加重时，便也马上表示反对了。

　　这样，从1335年开始，武士阶级中最有势力的关东地方的大封建领主足利尊氏便乘机在镰仓发动叛乱。

　　足利尊氏初名高氏，是源氏的旁系后裔。北条氏执权时代，在幕府中颇有势力。镰仓末年，因为北条高时政令紊乱，产生了取而代之的思想。当 1333 年后醍醐天皇发动对幕战争时，他便乘机倒戈响应，促成了北条氏的迅速灭亡。贵族政权复活后，他被推为第一功臣；任为武藏、常陆、下总三国守护；并且赐名 “尊氏”，以示尊崇。但是，由于尊氏的本意是想在推倒北条氏之后，由自己来做将军。所以，当他见后醍醐天皇任命皇室护良亲王为征夷大将军，并且把军权交给新田义贞执掌；而自己所得到的只是一个空头街时，便决定重新发动叛变。于是，便乘着 1334 年后醍醐天皇派他带兵前往信浓讨伐北条氏残余势力北条时行的机会，在击败时行、平定关东地区以后，占据镰仓，拒不返京。至第二年（1335年），他自称征夷大将军，以讨伐新田义贞为名，正式揭起叛旗。

　　足利尊氏发动叛乱后，击败新田义贞的军队，于1336年正月攻入京都。其间虽曾一度为北畠（“畠”是个日本字，当田地讲，也念作田，这里“北畠”是姓。）显家所败而不得已退往九州；但在西部豪族少贰、大友、岛津等氏的援助下，不久即重整旗鼓，纠合了二十万军队，大破楠木正成于凑川（神户），于同年五月再度攻入京都，迫使后醍醐天皇逃往南方吉野的深山中。这样，从1333年六月镰仓幕府灭亡到1336年五月足利尊氏攻入京都，只经过了短短的三年时间，所谓的“建武中兴”便宣告失败了。

　　足利尊氏占领京都以后，另拥立光明天皇，作为自己的傀儡。1338年八月，在京都设置了和镰仓幕府的组织机构大致相同的幕府；并且从他所拥立的光明天皇那里正式获得了征夷大将军的称号。其后，又在1378年把幕府迁住京都的室町（街道名），在日本历史上这就是室町幕府。

　　不过在足利氏的室町幕府建立起来以后，逃往南方吉野深山中的后醍醐天皇仍旧继续反抗，并且还以正统天子自命。因此，从1336年开始，日本国内就形成了“南北朝”分裂的局面：京都的天皇朝廷称为“北朝”，吉野的天皇朝廷称为“南朝”。

　　南北朝分裂局面继续了将近六十年。双方斗争的结果，北朝获得了最后胜利。南朝贵族政权在1392年从吉野的深山中跑出来，向北朝投降。从此，南北朝分裂的局面宣告结束，足利氏的室町幕府在形式上完成了全国的统一。

　　室町幕府的支柱是全国各地的守护大名。但是，这些地方大封建领主们，并不完全服从幕府的政令。他们都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实行封建割据；足利氏只不过是名义上的武士共主罢了。所以，在室町幕府时代，日本形成了地方分权的封建政治形态。

　　造成封建割据形势的原因，是由于室町幕府没有像镰幕府那样拥有众多的家人，致使幕府在完成国内统一和镇压国内人民时，不得不依靠守护大名们的武装力量。这样一来，就使守护大名们的势力因此坐大了。

　　割据称雄的守护大名们，乘着战乱的机会，一方面把中小武士们收为自己的家人；另一方面又把从前由地头管理的土地征税权收归已有。这样一来，日本的土地占有制度，就由镰仓时代封建武士的小领主占有制，变成为封建诸侯的大领主占有制了。这种大领主占有制，就是地方分权政治的经济基础。

　　综上所述，可知室町幕府是一个以地方大封建领主守护大名为支柱、以大领主土地占有制为经济基础的地方分权的封建政权。这就是它所具有的特点，也是它和镰仓幕府的不同处。

　　当时，占有大量领地的守护大名们，把城堡建立在平原上的重要地方，并又把农村手工业者和商人都逐渐聚集到城下，这样就形成了称为“城下町”的新兴商业城市，著名的城市有博多、山口等。

　　为了增加税收，守护大名们又注意发展手工业和商业，以后又发展了采矿业。这样一来，他们的经济力量就超过了仅仅靠有限的直辖领地来维持局面的幕府。

　　由于地方经济力量超过中央经济力量，使室町幕府从一开始就感到财政收入不足的困难。幕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一方面在国内增收各种名目的捐税，例如“段钱”（土地税）、“栋别钱”（房屋税）、“关钱”（商业税）等；一方面又和中国明朝进行海上贸易。例如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在 1403 年时就曾自称“日本国王臣源道义”，通过朝贡形式来和明朝直接通商。

　　从室町幕府的组织机构中，也可以看出它的政权支柱是地方大封建领主的守护大名。

　　室町幕府的最高首领和镰仓幕府一样，也称为征夷大将军。将军以下，设有相当于镰仓幕府执权的管领。因为这个职务是由斯波、阳川、畠山三家轮流担任，所以称为“三管领”。管领以下，设有政所、问注所、侍所三个机构。政所在镰仓幕府时代是掌管行政的重要机关，在室町幕府时代，它的职权大大缩小，仅限于管理幕府的财政税收及诉讼等事务。问注所本来是幕府的司法机关，因诉讼裁判权移归政所，它就形同虚设了。侍所是幕府的军事机关，它的首长称为所司，由赤松、山名、一色、京极四家组任，合称“四职”。它和“三管领”合在一起，就构成了室町幕府的领导核心。“三管领”和“四职”，都是最有势力的守护大名。

　　此外，又在政所之下设置了评定众和引付众。评定众由山名、赤松、阳川、畠山、上杉、大内等有势力的守护大名二十四人组成，其职务是与将军、管领“合议庶政”。引付众是评定众的辅佐机构，主要是协助处理有关诉讼的事务，也是由上述的几家守护大名来担任。

　　地方机构方面，在全国各地分别设置守护和地头。但是，其中的绝大多数并不是在室町幕府完成统一后任命的；与此相反，他们在幕府成立前已经存在，倒是幕府在他们的支持下才在表面上完成统一的。所以，他们在名义上虽然是由幕府任命的地方官，但是实际上并不完全听从幕府的政令。加以足利氏为了争取地方武士，从一开始就对他们采取了纵容政策。因此，就养成了所谓“下尅上”的风气。即使在室町幕府势力最盛的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时代，地方武士也常常发动叛乱；等到幕府势力衰落后，就进一步形成为地方割据势力了。此外，室町幕府又在形势重要的关东、九州、奥羽等地分别设置了关东管领、九州探题、奥州探题、羽州探题等机构。这些机构的首领，也都是由有势力的守护大名们来担任的。

　　从上述室町幕府的组织机构看来，可知无论是中央方面的“三管领”、“四职”、 “二十四评定众”以及地方方面的关东管领等，都是有势力的守护大名。例如“四职”之一的山名氏一家，即兼任十一国守护，其领地之广，竟相当于全国领地总数的六分之一；又如“二十四评定众”中的大内氏，也兼任六国守护；而关东管镇则兼任十国守护。由于他们拥有雄厚的经济力量和强大的武装力量，所以时常发动武装叛乱。较著名的有1391年由山名氏发动的“明德之乱”、1399年大内氏发动的“应永之乱”等。其中如关东管领一职，本来是幕府为了镇压关东地方的反对势力才行设置的，它的首领也是由将军家（足利氏）的近支来担任，但是在“应永之乱”发生时，他反而和中国地方的大内氏勾结在一起，举兵反抗幕府。其后，更于 1438 年发动“永享之乱”，竟想用武力夺取将军的地位。

　　不仅地方诸侯时常发生叛乱，就是在中央方面也曾在1441年发生过所谓“嘉吉之乱”，将军足利义教竟被“四职”之一的赤松满祐杀死。这种叛乱迭起的情况，足以说明在室町幕府时代守护大名们的势力是多么的大了。

　　由于足利氏的室町幕府无力控制诸侯，因此封建诸侯们开始了混战，混战的**是1467-1477年的“应仁之乱”。这次大乱，是由于第八代将军足利义政死后的继嗣问题引起的。在大乱中，敌对两派分为东、西二军：东军以细川胜元为首，支持将军足利义政的弟弟义视；西军以山名持丰为首，支持义政的儿子义尚。参加混战的诸侯军队有二十多万人。进行了十一年之久的混战，使京都化为一片焦土。在这以后，地方诸侯继续混战，直到1573年才平息。从“应仁之乱”起，到1573年止，日本历史上就称为“战国时期”。

　　在“战国时期”，日本农民的生活愈形恶化。当时他们除了交纳年贡以外，还负担着各种苛捐杂税，已经被压迫得透不过气来了；再加上水、旱、地震等自然灾害和连年不息的诸侯混战，更使他们的生活陷入绝境。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被迫起来斗争，因此从十五世纪中期到十六世纪中期，日本国内就不断地爆发了农民起义。

　　例如“应仁之乱”平息后不久，在1480年发生的“京都一揆”（“一揆”的日语含意就是起义、暴动的意思）中，起义群众曾捣毁了设在京都附近幕府直辖的七个关所（征税的关卡），并且扬言“今后如敢再行设置，当立即予以捣毁”。结果，幕府在起义群众的压力下，迫不得已地把关所取消了。又如1485年京都南方的“山城一揆”，也曾给封建统治者以沉重打击。当时由于山城的大封建主集团内畠山政长和畠山义就争夺畠山氏的族内领导权而发生了战争，致使山城国变成了战场。农民们苦于繁重的负担和残酷的战祸，被迫发动武装起义。这一年的十二月十一日，山城国境内十五岁以上六十岁以下的农民男子都集合起来，向畠山氏的双方军队提出了立即退出境外以及撤废新设的关所等条件。结果，畠山氏双方的军队都被迫退出境外。于是，起义的农民群众便于次年二月十五日在宇治平等院召集代表大会，自己制定了法律，决定了租税额，并且规定寺社领地也要纳税。他们更组织了自己的政权，选举了称为“总国月行事”的领导人，管理行政、财务等事项，由人民自己组织了政权而且维持了八年之久。这在日本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出现，所以它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但是，由于后来领导地位为农村中富裕的上层分子所窃据，致使内部发生分化，给封建诸侯造成自外攻入的机会，所以最后失败了。

　　经过十五、十六世纪不断发生的农民起义后，旧日领主完全失掉了势力，而残存的庄园制度也随着彻底崩溃；与此同时，一些有势力的守护大名们如畠山氏、山名氏、赤松氏等，在互相混战和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把力量消耗殆尽，也完全失掉势力；而代之兴起，成为新的封建势力的，则是地方豪族出身的大名。他们大都是当地土著，熟悉本地情况，并且拥有大量的土地和较强的武装，因此形成强大的地方势力。

　　当时的大名们，大都是称为“被官”、“地侍”的小武士或浪人出身。他们一方面利用诸侯混战的机会，扩张自己的势力，一方面注意在其境内奖励工商业，积蓄经济力量。因此，他们在旧日地方大封建领主守护大名们没落后，就代之而起，成为新兴的封建统治势力了。

　　由于战国时期的大名们都为了积蓄经济力量而奖励工商业，这在客观上就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从而给国内统一准备了经济条件。到十六世纪后期，由于封建统治者需要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统一政权来镇压农民的反抗；加上商人们为了便于进行贸易，也同样希望结束分裂局面。于是，在这种客观形势要求下，原来地位很低的尾张国大名织田信长（1534-1582）得以顺利地以武力进行了统一国内的活动。

　　当时，正是西欧来东方的新航路发现后不久，是欧洲的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的商人积极向东方进行掠夺性海上贸易的时代。最早到达日本的是葡萄牙人，其中包括商人和天主教耶稣会（日本人称之为“切支丹宗”）的传教土。

　　在这种西力东渐的新形势下，亟欲完成全国统一的织田信长采取了如下的政策：

　　一、为了增强自己的军事战斗力，采用了西洋式的枪、铁炮等武器和步兵的集团战术；

　　二、为了增强自己的经济力量，增加财政收入，采取了奖励工商业的政策；

　　三、为了打击占有大量土地的佛教寺院，采取了允许天主教耶稣会传教的政策。

　　由于织田信长采取上述各项政策的桔果，他的力量逐渐增强起来，在1558年到1573年的期间内，他先后打败了三十六个诸侯，最后终于在1573年进入京都，赶走了末代将军足利义昭，灭掉了早已仅存躯壳的室町幕府。因为信长首于1576年修筑了安土城（在今日本的滋贺县），做为政治军事根据地，所以日本历史上就称他统治的时期为“安土时代”（1573~1582年）。

　　但是，织田信长尚未完成全国统一，就于1583年被他部下叛将明智光秀围困在京都本能寺里烧死了。

　　继织田信长之后的，是他的部下丰臣秀吉（1536~1598）。他在信长死后成为最有势力的大封建主。1585年充任关白（关白是当时日本的最高行政官职，实际上代理日本天皇执掌政权），次年又称太政大臣（最高级的文官）。他在拥护天皇的名义下，用武力先后平定了近畿（京都附近）、四国、九州等地，到1590年平定关东（本州东部）、奥羽（本州东北部）后，完成了全国的统一。他在1594年修筑了伏见（桃山）城，作为新的根据地，所以日本历史上就称丰臣氏统治的时代为“桃山时代”。

　　丰臣秀吉掌握政权以后，对农民进行了残酷的剥削和镇压。他一方面在全国范围内施行“检地”政策（丈量全国土地），把耕地面积、粮食产量以及农民人数都做了总检查，然后根据检查桔果，定出新的征税制度：农民们必须按年交出相当于收成三分之二以上的租税；另一方面，又施行了“刀狩”政策，把民间的武器全部没收，以防止农民武装反抗。

　　在加重对农民剥削、压迫的同时，秀吉又对商人采取了一面利用一面限制的政策：他强迫堺、博多等商业城市中的工商业者迁移到新建的大阪城；又把对外贸易港口长崎等地收为自己的区辖领地；对于海上贸易，则施行了颁发许可证的“朱印船”制度，发给从事海上贸易的富商们盖有红色印章的许可证，使这些享有特权的富商们变成了他的御用商人。

　　丰臣秀吉的统一事业是在征服大名割据势力和镇压人民反抗力量的过程中完成的。当他用武力统一了日本全国以后，为了从海外掠夺更多的财富和转移被征服的大名们的敌意，就在榨取和役使农民的基础上，一连发动了两次侵略朝鲜的战争。

　　丰臣秀吉第一次发动侵朝战争是在1592年，因为这一年是日本后阳成天皇文藏元年，所以日本历史上称为“文藏之役”；而朝鲜历史上把日本的这次侵略称为“壬辰侵乱”。在这次侵朝战争中，秀吉的陆军虽曾暂时获胜，但是水军则由于遭受到以李舜臣将军为首的朝鲜水军的英勇抵抗而失败；再加上中国明朝出兵援助朝鲜奋勇抗战，所以这次侵朝战争失败了。

　　1597年，丰臣秀吉又发动了第二次侵朝战争。因为这一年是后阳成天皇庆长二年，所以日本历史上称为“庆长之役”；而朝鲜历史上则称它为“丁酉倭乱”。在发动这次战争的第二年，丰臣秀吉得病死去。他死后不久，日本侵朝军队在中朝联军的打击下被逐出朝鲜。

　　秀吉死后，只留下一个年仅六岁的小儿子秀赖。于是，地方诸侯之一的德川家康便乘机发动内战，用武力夺取政权。经过几次战争以后，丰臣氏政权终于被打倒，由德川氏建立的江户幕府，开始统治日本。

　　幕府政治的最高阶段及其衰亡——德川氏的江户幕府时期

　　德川家康是源氏的疏族。原先是织田信长的部下；信长死后，又跟随丰臣秀吉。在秀吉两次发动侵朝战争时，他的军队都被留在国内维持秩序，没有派往朝鲜，因此得以保全实力。丰臣秀吉死后，他便以关东地方为根据地，用武力来夺取政权。在1600年的“关原之役”中，他打败了拥护丰臣氏的军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1603年，德川家康做了征夷大将军，在江户（现在的日本东京）设置了幕府。这样，自1573年室町幕府灭亡以来中断了三十年的幕府政治，便又告复活了。

　　江户幕府成立后，于1615年最后灭掉丰臣氏的残余势力，完成了全国统一，建成了中央集权的封建统一国家。

　　在江户幕府完成统一后的第二年（1616年），德川家康即行死去。由于他在生前施行了种种巩固封建统一政权的措施，奠定了幕府的统治基础，所以到他的孙子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1623-1671年在职）时，江户幕府的制度遂益趋完备。

　　江户幕府的最高首领仍称为征夷大将军。在中央政权方面，将军以下设有辅佐幕政的大老、老中、若年寄等三个重要官职，合称“三役”。大老是将军之下最高级的官吏，老中是行政长官，若年寄是辅助老中的次官。“三役”以下，别为寺社、勘定、江户町等“三奉行”：寺社奉行掌管全国寺院、神社和寺社领地内的人民；勘定奉行掌管幕府直辖领地的金银米谷等出纳事务；江户町奉行掌管江户市政。此外，还设有称为目付的监察官员若干人。

　　地方政权方面，分全国为许多藩侯国，封大名们为藩主。藩主们在其领地内享有年贡征收权和行政、司法权。

　　这样，中央政权的幕府和地方政权的藩侯国加在一起，就形成了所谓“幕藩政治”。

　　德川氏为了巩固中央集权的封建政治制度，对全国大小藩主和天皇、公卿们施行了严格的控制。他把全国土地分为幕府领地、大名领地、天皇领地、公卿领地等几种。这些领地的管辖权都掌握在幕府最高首领将军的手中。将军德川氏是全国最大的领主，他的直辖领地称为“天领”，总数是四百余万石（每石约合1.864公石）；再加上归他直辖的“旗本”（直属于将军家的武士）领地三百余万石，就将近八百万石了。如果拿农业收获量来计算，则相当于全国总产量的四分之一。更由于他的直辖领地都是全国最丰饶的农业地带，并且分布着重要城市和矿山，所以比起一般的大名们来，以将军为首的幕府经济力量就占了绝对的优势。这种雄厚的经济力量，就成为中央集权封建政治的物质基础。

　　为了严格控制大名，防止他们反抗幕府，德川氏把全国的藩侯分为“亲藩”、“谱代”、“外样”三种：“亲藩”系指德川氏的同族被封者而言；“谱代”或称为“内藩”是在家康用武力统一全国时立有战功的武土和原先就是属于家康部下的藩主；“外样”或称为“外藩”，是被家康用武力征服的藩主。在领地的配置上，这三种藩侯分别得到不同的待遇。当时藩侯领地配置的原则是务求其能够互相牵制，所以三种藩侯的领地互相交错着，以备在外样发动叛乱时，亲藩或谱代得以就近出兵征讨。同时，由于亲疏、内外之分，得到的领地也是各有差别：亲藩的领地最为富庶、险要；谱代也被安置于比较重要的地区；而外样则被安置于不十分重要的地区，使他们无力反抗。

　　除了在领地的配置上加以严格防范外，幕府又在1615年颁布了“武家诸法度”，规定了大名们必须遵守的种种规则；更施行了“参觐交代”的制度，规定大名们必须每隔一年前来江户参觐一次，大名的妻子又须留居江户做为人质；此外，又施行了“御手傅普请”制度，强迫大名们担负修建江户城、东照宫等大规模土木工程的经费，借此消耗他们的财力。

　　对于闲居在京都的天皇，也制定了“公家诸法度”，并且设置叫做“京都所司代”的机构，来加以限制和监督。

　　对于寺院、神社，也制定了“诸宗诸法度”，并规定僧人必须服从“寺社奉行”（宗教事务官）及其所在地的“町奉行”（市政官）的管辖。

　　这样，通过上述一系列的制度、法令，德川氏便紧紧地掌握了政治、经济的特权。江户幕府的将军既不像镰仓幕府的源氏那样完全由执权北条氏来摆布，也不像室町幕府的足利氏那样只是虚有其名；而是有职有权，成为实际上的全国最高碗治者。

　　综上所述，可知江户幕府是一个以将军家的直辖领地为经济基础、由将军直接掌握大权的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政权。

　　为了维持和巩固中央集权的封建政治制度，德川氏还在国内确定了严格的身分制度；又对国外实行了严格的锁国政策。

　　先谈谈当时的身分制度。

　　在江户时代，日本社会上分为士、农、工、商四个等级，合称“四民”。

　　所谓“士”就是武士，他们号称“四民之首”，在当时社会上居于统治地位，享受着免缴租税及其他种种的特权。“农”是指农民，农民在江户时代通称为“百姓”。其间又按有无土地的区别，分为“本百姓”和“水吞百姓” 两大类：“本百姓”是指占有少量土地的自耕农；而没有土地的佃农则被称为“水吞百姓”，意思就是说他们穷得吃不起饭，只能喝水。农民总数约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是当时社会上最主要的劳动群众。“工”是指手工业者，其间有“师匠”（师傅）、“职人”（工匠）、“丁稚”（徒弟）的区别。他们身受着称为 “座”的行会制度和身分制度的束缚，在日常生活上受着种种的无理限制，例如在出门时即使遇雨，也不许打伞等。“商”即是商人，他们的身分很低，被列为“四民之末”。其间有“旦那”（东家）、“大番头”（大掌柜）、“小番头”（二掌柜）、“丁稚”（伙计）、“小僧”（学徒）等复杂的身分区别。当时的手工业者和商人，约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十。

　　由于这种封建身分制度的确定，遂使整个社会形成了一座由各个阶层组成的金字塔。无论任何人，从一出世开始，就被赋与了固定的身分，他只能够继承祖上的家传来从事固定的职业。在这样的封建束缚下，一切进步的发明创造精神都遭到了抑制。

　　江户幕府时代的日本社会等级身分制度，实质上就是当时社会生产关系的反映。占人口总数不到一成而占有全国绝大部分土地的武士阶级，压迫和剥削着以农民为主的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劳动人民。这就是江户时代的封建生产关系。

　　当时的锁国政策。

　　幕府实行闭关自守的锁国政策的直接原因，是为了防止农民在天主教耶稣会的宗教拥护下进行武装起义；而其根本原因，则是为了切断日本商人与外国商人间的联系，以防止在外国商业资本主义影响下日益增长起来的国内商品货币经济动摇封建统治的基础。

　　先从它的直接原因来说：自从1549年被日本人称为“切支丹宗”的天主教耶稣会传入日本后，就在日本国内传播起来。“切支丹宗”能够在日本普遍传播的原因，乃是由于耶稣会在欧洲虽然是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但是在当时的日本，它却起了反封建的积极作用。因为当时的日本农民群众听到“上帝此诸侯还尊贵”、“土地是属于上帝而不是属于诸侯”的道理后，增进了反抗情绪。这样，这个新的宗教对农民起义运动的高涨便起了一点促进作用。例如1637年九州发生的“高原一揆”。参加这次起义的群众曾经宣称：“我们是上帝的儿女，诸侯不应当再向我们征收年贡了！”“高原一揆”发生后，幕府调集了十万军队，经过了五个月时间，好容易才把起义镇压下去。在镇压过程中吃过苦头的幕府，遂下定了实行锁国政策的决心。

　　其次，再从它的根本原因来说：自从“战国时期”末年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商船到达日本进行贸易以来，日本的海上贸易开始有了发展。到了十七世纪初年，荷兰和英国的商船也到达日本。这样，日本的商品货币经济便随着海上贸易的盛行而发达起来了；同时由于商品货币经济的发达，商人们的势力也日益增大。在这种形势下，幕府已意识到了如果听其自然发展，封建统治的根基就会受到破坏。

　　由于以上两种原因，幕府决定采取闭关自守的锁国政策。它先在1636年下令禁止日本人航海；接着在1638年又下令禁造大型船舶；最后终于在1639年正式颁布了“锁国令”，禁止葡萄牙、西班牙两国商人到日本贸易。当时，英国商人因为对日贸易利益不大，早已自动地离开。所以，在锁国政策施行后，只剩下中国商人和荷兰商人在长崎一地维持着不绝如缕的贸易。

　　在江户幕府时期，尽管封建统治者用身分制度、锁国政策等束缚、限制社会经济的发展，但由于农民群众辛勤劳动的结果，在这一时期的前半期，日本的社会生产力仍旧有显著的提高，因而在日本东山天皇的元藏年间（1688~1703年）出现了江户幕府的极盛时期。

　　在农业生产方面，当时生产力的提高主要表现在下列各方面：

　　一、耕地面积增加：从丰臣秀吉统治时期，到江户幕府前期，日本全国耕地面积由于农民开辟荒地的结果，约增加了一倍。

　　二、农业技术提高：江户幕府前期，农村中出现了耕田锄革的新农具；同时，施肥法也有了改进，除人粪以外，又学会了使用油饼等肥料；更由于幕府为了消耗大名们的财力，强迫他们兴修水利工程，所以在这个时期内，农田灌溉事业也较前有了发展。

　　三、农作物品种增多：江户幕府时期，由于耕地面积增加和农业技术提高，农作物的品种也增多了。当时日本的农作物，除了稻米以外，还有桑、茶、棉花、烟草等技术作物和桔子、白薯、南瓜、豆等食品。其中如畿内的棉花、萨摩的烟草、白薯等，都成为全国著名的土产品。

　　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手工业也较前有了发展。当时的手工业如织布、榨油、制糖、造纸等都很发达。例如萨摩的制糖业和伊豫宇和岛的造纸业等，都称盛一时。

　　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商业也发展起来了。由于商品流通量的增加，货币流通量也增加了，就是连过去商品经济极不发达的乡村和山区，也废掉了物物交换的办法而使用起金、银、铜钱来。在货币经济日益发展的情况下，元禄年间称为“两替屋”的钱庄遂以大阪为中心而兴盛起来，“两替屋”经营的业务项目达二十二种之多，包括金银买卖、银钱兑换、存款、放款以及汇兑等。

　　由于商业的发达，交通也较前便利了。当时的国内交通，陆路有称为“五街道”的东海道、中山道、奥州道、日光道、甲州道等五条干线；水路则有淀川、江户川、利根川等内河航线和南海路（江户——大阪）、西海路（大阪——长崎）、北海路（下关——松前）、东海路（奥州——江户）等近海航线。随着商业的兴盛和交通的便利，城市也更发达了。当时的日本城市，以江户、大阪二市最为发达，它们和京都合称“三都”。

　　但是，经过了元禄年间的极盛时期后，不久，江户幕府就开始进入了它的衰落时期。

　　造成江户幕府衰落的根本原因，还是由于商品货币换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出现，动摇了幕府的封建统治基础。

　　在江户幕府时代，商人虽然被贬为四民之末，但是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他们的实际地位却日益提高。由于武士们想要弄钱到手，所以允许商人们通过通婚、过继等方式，或者用钱购买的手段来获得武士身分，甚至给他们“赐姓佩刀”的权利。因此，商人中间就有变成武士的；而与此相反，原先居于四民之首的武士却渐渐破产，沦为商人的债务者，不得不改行去作教师、医生等。这样一来，严格的身分制度就开始紊乱了。

　　当时的大名们，因为过着城市生活，生活费用日益增多；而他们的收入却仍旧仅限于作为贡纳品的实物。为了获得货币，他们不得不拿贡纳品做抵押去向商人借款。所以，无论封建统治者怎样加重农民的负担，征来的贡纳品也会一转手就落入放高利贷的商人手中。这样，大名们就逐渐变成债务者；而商人们则积蓄了大量的财富。

　　对于日益富有的商人，幕府和大名们曾想尽种种办法来加以抑制：他们一方面常常寻找种种借口，动不动就没收商人的财产；一方面别常常向大商人们借用巨款，赖债不还，使商人处于破产的境地。

　　但是，封建统治者们施行的这些抑制手段，在客观上却促成了大商人们相互间的联合。他们因为感觉到生命、财产处于毫无保障的危险地位，所以便结成了称为 “缔贷”的不贷款同盟。遇有大名借款时，假如发现他以前曾经有过赖债不还的事，便通知各家采取一致行动，拒越贷与。这样一来，终于迫使穷困的大名们在富有的大商人们面前低头了。因此，当时有“大阪富商一怒，而天下大名惧”的说法，表述他们相互间的这种关系。

　　江户幕府后期，幕府为了挽救封建制度的没落，曾经施行过几次改革。第一次是八代将军德川吉宗在职时，从1716年（日本中御门天皇享保元年）起进行的“享保改革”；第二次是十一代将军德川家齐在职时，从1787年起，由“老中”松平定信主持进行的“宽政改革”；第三次是十二代将军德川家庆在职时，从1841 年起，由“老中”水野忠邦主持进行的“天保改革”。

　　但是，由于这几次政治改革，本质上是妨碍商品经济发展、违背历史潮流的，所以虽曾收效一时，而最后却都不免归于失败。从此，江户幕府的封建统治就一度走向衰落的道路；而与此同时，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出现，由商人转化而成的新兴资产阶级的力量却日益壮大起来了。

　　在幕府政治日益衰落的江户幕府后期，日本国内开始出现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这是因为日本封建社会内部自室町时代末期以来日益发展的商品货币经济，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江户幕府初期，由于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发达，使商人手中积蓄大量的资本。到十八世纪幕府的封建束缚力量趋于衰落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便开始形成了。

　　从十八世纪中期到十九世经中期的一个世经当中，日本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过程经过了下列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前贷资本制”阶段。所谓“前贷资本制”，就是商人先把资金、原料或工具贷给农村手工业者，让他们在自己家中从事生产，然后再收购其全部生产品。例如十八世纪中期，在桐生、足利等地，就曾流行一种叫做“赁机”的制度，其办法是由商人先把生丝等原料贷与农家，然后再收购他们的纺织品。这种“赁机”，就是“前贷资本制”，在当时的日本，曾普遍流行过。

　　第二个阶段是“手工工场制”阶段。十八世纪后半期，收购商为了便于督促生产，就开始建立工场，把许多手工业者集中到一处工作。这样，商人收购生产品的方式就转变为工资雇佣劳动的方式，而收购商就成为剥削雇佣劳动的工场主，农村手工业者就成为被工场主雇佣和剥削的工人。在工场里，被雇佣的工人为资本家（工场主）服务，全部生产资料和生产品都归资本家所有，工人手里没有生产资料，只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取得很微薄的报酬。

　　日本的手工工场制度，首先出现在纺织业当中。十八世纪后半期，京都的西阵出现了许多手工工场性质的“机屋”，每个“机屋”的工人都在十人左右。同时，在桐生也出现了这种“机屋”，在当地“机屋”中做工的工人有七百人以上。

　　十九世纪前半期，手工工场制度逐渐扩展到榨油、制蜡、制糖、制盐、制版、酿酒、铸造等生产部门，并且在采矿和水产等生产部门中也出现了这种性质的生产组织。从分布地区来看，西南各藩境内最为发达，例如佐贺藩的制陶业，萨摩藩的制糖业，土佐藩的矿山业，长门藩的制蜡业等，都是由民营或藩营的手工工场来经营的。西南各藩的工业能够获得发展，在经济上是因为这个地区的商业资本比较发达，并且通过长崎较早地吸取了西洋的新技术；在政治上则是因为在资产阶级化了的 “藩士”们的推动下，实行了“藩政改革”，给发展工商业创造了有利条件。

　　到了十九世纪中期日本“锁国政策”被迫放弃的前夜，手工工场制度更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它虽然没有达到使用机器生产的程度，但已经开始采用了部分的近代生产技术。例如在1848年时，佐贺藩的制铁业，就已经根据荷兰文的科学技术书籍学会了新的制铁法，装置了反射炉，并且铸造了大炮；同时，萨摩藩也从装置反射炉、熔矿炉以及铸造西洋式大炮开始，采用了荷兰式的最新技术，并且用新法来制造纺织机、榨油机、农具、陶瓷和玻璃器皿等。这些情况，都足以说明日本封建社会内部孕育着的资本主义萌芽，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入侵以前，已经发展到相当的程度了。

　　在当时的日本，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虽然还不占主要支配地位，但它显然是和封建制度不相容的。因为一方面由于农民被束缚于土地上，使工场主无法获得自由劳动力；另一方面则由于购买原料和推销商品都被局限于狭小的“藩领”内，使工场主无法获得充分发展的机会；此外，更由于“锁国政策”的施行，隔绝了与外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因而很难扩大贸易范围和学得新的世界先进生产技术。这样，封建生产关系就成为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而新兴资产阶极与封建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也就日益尖锐起来了。

　　在新兴资产阶级与封建统治阶级间的矛盾日益尖锐的同时，农民阶级与封建统治阶级间的矛盾也日益尖锐起来。这是因为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生和发展，使得封建统治者不得不日益依存于商品货币经济；这又使他们不得不加紧对农民的剥削。当时，农民收获物的百分之八十都被统治阶级所掠夺，造成了极端的贫困；另一方面，随着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侵入农村，也使农民中间开始发生了阶级分化。虽然幕府曾经下令禁止土地买卖，但是土地仍旧不断地集中到商人和高利贷者的手中，这些人就变成了新的地主；而农民们别除少数人上升为富农外，大部分沦为贫农和佃农，有的人则流入城市充当了手工业工人。这样，由于土地的集中，在农村中便造成了严重的两极分化，使绝大多数的农民因失掉生活依据而挣扎在饥饿线上；再加上严重的灾荒和瘟疫，迫使走投无路的农民走上了武装起义的道路。

　　总计江户幕府时期的农民起义共达—千五百次以上；而发生在1801年至1867年明治维新前夜的即达五百零五次之多，并且规模也较大。例如1823年发生的“纪伊一揆”，就曾有农民十三万人参加；而规模最大的，则为 1837 年在大阪发生的“大盐平八郎起义”。这是因为在1832年和1836年，日本连续发生了两次空前的大饥荒，大阪市内米价腾贵、饿死的贫民每天有一百多人。于是，迫于饥饿的人民便在下级武土出身的大盐平八郎的领导下，发动武装起义，纵火焚毁“鸿池”等囤积居奇的富商之家，并且散发檄文，指摘政治的黑暗，号召大阪附近摄津、河内、和泉、播磨等地的农民参加。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但却大大地打击了江户幕府的封建防治。

　　在农民起义不断爆发的同时，城市贫民也发动了“打毁运动”。这是由于货币的一再改铸，造成了物价腾贵；再加灾荒饥馑，使城市贫民的生活更形恶化。而各大城市的御用商人们却勾结官府，乘机抬高物价，借以获得巨额利润。因此，为饥饿所迫的城市贫民就群起暴动，屡次捣毁奸商囤米的仓库，把粮食自行分掉。这种自发的斗争，就叫做“打毁运动”。“打毁运动”在起初仅是以囤米不售的奸商为对象的经济斗争，但到十九世纪初期“天保饥馑”（天保是日本仁孝天皇的年号）发生后，就由经济斗争逐渐发展为政治斗争了。例如1837年长州藩领内发生的“打毁运动”，有农民、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等各阶层人民参加，袭击了各地的政治和经济机构，使藩领的统治受到很大的震撼。

　　这样，经过不断发生的农民起义和“打毁运动”等农民、城市贫民的反封建斗争以后，德川氏的江户幕府的封建经治便摇摇欲坠了。

　　与此同时，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也开始用武力来叩日本的大门，从外部促使幕府政治的崩溃。

　　最早来叩日本大门的国家是帝俄，它在1792年和1804年，首先后两次派遣使节到日本，要求通商。但是，这两次要求都被幕府拒绝了。

　　接着，英国也来叩日本的大门。在1808年到1824年之间，曾连续发生了六次英船骚扰长崎等地的事件。

　　在这种情况下，幕府还仍旧坚持它的“锁国政策”，并且在1825年颁布了排外性的所谓“外船击攘令”。

　　继帝俄、英国之后来叩日本大门的是美国。1853年，美国海军提督培利携带着国书，率领四艘军舰，开进江户附近的浦贺湾，要求与日本通商；同年沙皇俄国海军大将普察钦也把舰队开到长崎，提出同样的要求。

　　1854年三月，江户幕府在培利率领七般美国军舰再度威胁下，终于答应了美国的要求，缔结了日美条约（通称“神奈川条约”）。根据这个条约的规定，日本开放下田、函馆二港，允许美船入港停泊和采办柴薪、食物和淡水，并且允许美国派遣领事驻在下田，美国商人可以在下田、函馆二港附近数里内自由活动。接着，在同年八月和十二月，江户幕府又先后与英、俄两国签订了内容大致相同的条的。从此，自从1639年以来施行了二百一十五年之久的“锁国政策”便被迫放弃了。

　　1858年，幕府又被迫与美、荷、俄、英、法等国签订了不平等的通商条豹。这些条约规定：各缔约国在日本享受治外法权，可以建立租借地，并且剥夺了日本的关税自主权。

　　由于不平等条约签订的桔果，使日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受到了重大的影响。

　　在经济上，主要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急速发展。

　　由于对外贸易额的迅速增加，日本的生丝、茶、粮食、水产品等物资大量输出。为了适应出口需要，商业、高利贷资本迅速转化为工业资本，手工工场便在这种基础上迅速发展起来。例如缫丝业的生产量在开港后的两年内就增加了两倍，使用二十人至三十人的手工工场到处皆是。

　　伴随上述情况而来的是封建经济的急速解体，这主要表现在下列三方面：

　　一、旧式商业组织瓦解：由于外国用机器生产的棉布、绵纱像潮水般地涌入，使江户、大阪的旧式商业组织迅速瓦解，而由新式的商业组织“商事会社”（商业公司）代替了它的地位。

　　二、农村经济的新变化：由于对外贸易额的增加，农民们忙着为适应出口需要而从事生丝和茶、棉等商品的生产。这样一来，自给自足的农村自然经济就迅速解体了。

　　三、物价高涨：由于开港后出口额增多，国内生产量不足，以及黄金被外国商人用银子套购大量外流，这些都造成了日本国内物资缺乏和物价高涨。从而使劳动人民和下级武士的生活愈加困苦，幕府的财政也愈加困难了。

　　在政治上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人民“攘夷”（反对外国侵略者）情绪的高涨和幕府政治威信的降低。

　　人民“攘夷”情绪高涨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想使日本摆脱不平等条约的束缚而免于遭受奴役，因此他们敌视外国侵略者。这样，便掀起了“攘夷运动”。

　　幕府政治威信降低的原因，是因为曾经实行过“锁国政策”并且颁布过“外船击攘令”的江户幕府，竟首先和欧美侵略者签订了卖国的不平等条豹，因而引起了人民对它的普遍不满。其次，由于幕府在外国侵略者的威胁下，感到无法应付，竟破例地在1853年至1858年之间，数次派人前往京都请求孝明天皇的“敕许”；并且还向大名们征求意见，因此更显示出了自己的脆弱和无能。这也使人民认识到要想免于遭受外国侵略者的奴役，就必须先把这个腐朽的幕府打倒，而又是可能打倒的。这样，便广泛地掀起了“倒幕运动”。

　　当时促使幕府统治崩溃的力量包括有下列五方面：

　　一是广大的农民和城市贫民。他们是摧毁幕府统治的基本力量。总计自1854年“锁国政策”被迫放弃至1867年江户幕府灭亡以前的十四年间，农民起义共发生了一百三十一次；而城市贫民暴动——“打毁运动”的发生次数也很多。由于这些不断发生的群众斗争，才促成了幕府的迅速崩溃。

　　二是新兴资产阶级。他们反对幕府干涉、压迫工商业，并且希望打破藩国界限，要求废除等级身分制度，所以积极参加了倒幕运动。

　　三是下级武士。他们一方面因为苦于破产而对幕府心怀不满，希望改变现状，所以也参加了倒幕运动，并且成为这次运动的重要力量。

　　四是以长州、萨摩、肥前、土佐等西南四强藩为代表的封建诸侯。他们一方面因为和幕府存在着传统的矛盾关系；一方面则因为在开港前后经营手工工场而达到了相当程度的资产阶级化，因而和幕府发生了新的矛盾。由于他们在经济上和军事上都掌握很大势力，所以成为直接推倒幕府的力量。

　　五是以天皇为首的京都贵族。他们为了恢复自己的权力，所以也参加了倒幕运动，并且成为这次运动名义上的核心。

　　在上述五种力量的推动下，“攘夷”、“倒幕”运动便轰轰烈烈地展开。从1860年以后，接建发生了由下级武士领导的“攘夷”事件。例如1861年的袭击英国公使馆事件，1862年的萨摩藩土在生麦村杀死英人事件等。到了1863年，“攘夷”运动益形扩大。长州藩的许多藩士们前往京都，鼓动孝明天皇颂发了“攘夷亲征”的敕令，并且由天皇迫使幕府第十四代将军德川家茂决定断行“攘夷”的日期为5月10日。他们的原定计划是：假如德川家茂拒绝执行“攘夷令”，就由天皇下诏改“攘夷军”为“倒幕军”，前往征讨幕府。这样一来，倒幕运动就更显得名正言顺了。

　　果然，在预定的“攘夷日”——5月10日这一天，长州藩所属的下关炮台首先响应京都方面发出的号召，对航行中的美、法、荷兰船舰开炮轰击；接着在7月9日，萨摩藩属下的鹿儿岛炮台也和前来挑衅的英国舰队开火，并见打死了英国旗舰的舰长。

　　在这种形势下，使幕府愈加感到威胁。为了挽救崩溃的命运，德川家茂曾在1864年和1865年发动过两次讨伐长州藩的战争，但都未能把它征服。

　　1866年，德川家茂在“讨长战争”的失利声中死去，由德川庆喜继任，是为江户幕府的末代将军。同年，孝明天皇也死在京都，由他的儿子睦仁于次年嗣位，是为明治天皇。

　　1867年，新即位的明治天皇在倒幕运动的骨干分子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等人的怂恿下，在同年12月9日颁发了“王政复古”的大诏，宣布把摄政、关白、征夷大将军等官职一律废除，而新设总裁、裁定、参与等三个重要官职。这样，就否定了幕府的合法地位。

　　在这以前，即同年10月，幕府的末代将军德川庆喜曾经“奉还大政”给明治天皇，并且提出了辞职书。他所以这样做，起初是想要在明治新政府中，获得一席地位，以便继续掌握中央政权。但是，当他知道没有实现希望后，便拒绝和平交出政权而决定实行武力反抗。幕府纠合了拥护它的会津、桑名等藩的军队，从1868年1月3日开始，和反对幕府的萨摩、长门等藩的军队在京都附近的鸟羽、伏见地区展开激战；只经过了短短的四天时间，幕府的军队就被打败了，庆喜由海路逃归江户。这次决战在整个倒幕过程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德川氏在战败后所能控制的地区就只剩下以江户为中心的关东地方和本州东北部的奥羽地方了。

　　在“鸟羽、伏见之战”中获得决定性胜利的明治新政府，为了彻底肃清德川氏的残余势力，便在同年3月由明治天皇须发了“亲征之诏”，并任命有栖川宫炽仁亲王为征东大都督，率领军队向江户进攻，在4月31日，即将江户城占领；接着在5月15日的“上野之战”中，又把幕府的武装“彰义队”一千多人最后肃清。至此，德川氏二百六十余年来的根据地关东地方被连根拔除。而幕府的末代将军德川庆喜虽然侥幸保全性命，但从此被永远逐出政治舞台；并且德川氏的领地也由原先的八百余万石减为七十万石，不及原数的一顾了。

　　“上野之战”结束后，明治新政府的军队又继续平定了幕府其他残余力量的反抗，在同年9月攻陷若松城，平定了奥羽地方；次年（1869年）5月，又最后打败了占据函馆地方的榎本武扬。至此，日本国内才重新恢复了统一。自1603年以来统治日本达二百六十余年之久的德川氏江户幕府灭亡了。从镰仓幕府建立以来统治日本达六百七十五年的日本幕府政治也就宣告最后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