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60年日本人的中国观

　　由于中国和日本的漫长的历史关系和复杂的利益关系，从古代到现在，日本在处理它自身在政治层面到文化层面的诸多问题的时候，始终有一个如何处置与中国和中国文化的关系问题。这关系到日本自身的命运。近百年来，作为日本国家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国际战略的基本主题，无论是“脱亚入欧论”也好，还是“亚细亚主义”也好，其核心就在这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即日本战败以来，正好满了60年一个“甲子”周期。在这样一个大周期中，日本人是怎么看待中国的呢？

　　有人问，到底什么是日本人的“中国观”呢？我觉得所谓日本人的“中国观”，主要指日本人在特定的生存状态中，即在一定的“文化语境”中形成的对中国的一种“认知状态”，它至少是由3个层面组成的：

　　第一层面，在一般的情况下，这种“认知状态”它主要是散布在人的“心理层面”上。比如20世纪50年代有日本知识分子这样表述“我实现了我的目标——到中国去！我要实现我的追求——创造一个如中国这般自由幸福的日本！”而到90年代，日本又有知识分子说，中国与日本在“地理上很近，而心灵上很远”。这两种不同的表述都是一种心理认知的感觉形态。

　　第二层面，它可以提升作为“意识形态”的内容，比如20世纪50年代日本知识分子的主流意识认为“反省战争罪恶，是日中友好的基础”，而“发展与加强日中友好，是日本争取民族独立和实行民主政治的保障”；而90年代以来，在某些社会层面中又强力地宣传“中国威胁论”。这两种不同的表述都是由不同的心理认知感觉提升表现为社会特定群体共同的意识形态。

　　第三层面，则是在上述社会共同的意识形态发展到一定程度，在社会意识形态中聚合的“能量”发生“强弱势态”的变化中，它可以转化成“行动激情”。比如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在“原罪和反省”的中国观念的推动下，日本知识分子中的一些人，把在战争中抢夺的中国文献典籍归还中国，认为自己身背着“无法无天的罪恶”，而当前典型的“行动激情”，就是日本国家行政首脑参拜靖国神社。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说，假如我们要关注中日的关系，要研究东亚的局势和世界的走向，就要把住“日本人的中国观”这个“脉”。不真切地把握有关层面的“中国观”，我们就会瞎子摸象，以“自我感觉”替代“事实真相”，以“激情”替代“理性”，以“一个群体的局部”替代“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

　　我本人正是基于这样的基本的立场，从“跨文化研究”的视角一直关注着当代日本社会文化思潮状态，特别关注其中的“中国观”的状态。

　　我只是站在一个比较文化研究者的立场上谈论我个人所能接触到的日本，我所体验到的日本和观察到的日本，当然也有我在多种文献上著作中所读到的日本，从中归纳出日本社会主流层面对于中国的“认知观念”，希望为有兴趣的各位提供若干线索和我的思考。

　　我们知道，一种社会观念的形成是取决于很多种社会因素的，按照比较文化论的说法，它具有多元跨文化的 “文化语境”。就“日本的中国观”来说：①它首先取决于日本国内自身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态；②取决于日本在东亚地区的生存地位；③取决于日本在整个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关系；④取决于他们所判断的中国国家状态；⑤取决于他们对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关系的理解；⑥取决于日本与中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层面中的利益关系。

　　上述6种“文化语境状态”的静止只是相对的，能动则是绝对的，所以，从自然辩证法的立场上说，日本人对中国的观念属于“能量不守衡”定律，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量变”与“质变”交替进行的运动过程，对于战后日本的中国观念，我以为大致可以分成三个时代加以考察：

　　第一个时代是从日本战败到中国文化大革命，也就是大概从1945年到1966年这20年左右；

　　第二个时代是文化大革命的10年，即从1966年到1976年；

　　第三个时代，则是从1976年“文革”之后，也就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到现在，也就是30年左右的时期。

　　每个时代又可以分出很多阶段来，这里我所谈论的是我所体验到和观察到的这三个时代中日本社会占主流地位中国观。日本社会像其他社会一样，是立体的，多层面的，每一个日本人都可以有一种对中国的看法，我想讲的是这些时期中主流层面上的那些中国观念。

　　一

　　第一个时代从1945年到1967年这20年间，日本社会中所表现的“反省的和原罪的中国观念”有相当强烈的层面。这主要表现为这个民族中以知识分子主流为代表的社会群体对于战争中罪恶的反省和追究。

　　在战后的最初的20年间，日本知识界主流为什么会形成原罪的和反省的中国观呢？

　　第一个原因是日本发动了对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侵略战争。这场战争是以日本的溃败而告终的。战争对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其惨重的后果，同时对日本国土和国民本身也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日本在战争结束的时候已经面临着崩溃和灭亡的边界了。

　　美国军队从1943年开始对日本国土进行持续的轰炸，到了1945年日本投降的时候，日本有119个城市几乎已经被夷为废墟了。比如像我生活过的名古屋市和仙台市。当时除了火车站附近以外，整个城市都被夷为平地。1946年日本的钢产量为80万吨，相当于 1941年的15%；煤产量是6330万吨，相当于1941年的21%；石油的库存量为494万桶，是1941年的10%。全国当时除了空气是可以自由供给的以外，完全实行了配给制度，每天每个日本人的粮食为290克，其中40%为豆类。他们生存在这样一个已经完全破败的环境之中。从1945年底开始到 1946年，日本在海外的即在中国的、东南亚的溃败的军队，有360万人正在返回国内，随军家属也有350万人，而国内有400万人曾经从事军事工业生产，现在全部被停止了，他们被抛掷到社会上。日本本土当时尚有驻守的军队和警察250万人也被盟军解散，总加起来大约有1800万人左右立时变得无家可归。30年代的日本有将近6000万人，减去战争中死掉的一部分人，这时候共有大约5300万人，其中有1800万人流浪在这样一块狭小的土地上。当时他们的条件极为困难，大学教授在马路上捡拾垃圾，大学生们在美国军营的边上捡美国人吃剩的罐头，然后用几十个罐头刮出里面的残羹，放上水在火上煮，半罐头的杂物要吃上几天。公园里到处挂着醒目的标语：“禁止自杀”。因为遍地都是没有办法活下去的人。正是在这样一种生存几乎毁灭、民族遭到严重摧残的情况之下，生存的实际状况推动了一部分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日本人开始诅咒战争，开始意识到自己身负着一种历史的罪恶，开始进入到反省的层面上来了。

　　第二个原因是在自己民族陷入如此溃败状态中的时候，原先在战争时期流亡在国外的反战的民主人士开始回聚到本土上来。日本在法西斯主义专政日益严重和残酷的过程中，一部分反战的民主人士被投入了监狱，一部分人就流亡到了世界各地，其中有相当部分到了中国，比如说以野坂参三为首的民主人士就生活在中国的解放区。战争结束后，流亡国外的民主人士开始回国，而囚禁在国内保住性命的那些民主人士也得以释放。

　　日本是亚洲地区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国家。“communisim” 、“socialisim”在我们汉语说成“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这些词汇都是从日本语的汉字组合中引入的。毛泽东主席多次讲到河上肇这样著名的经济学家，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京都大学这样著名的大学中长期开设有《资本论》讲座。当时剧作家坂本胜还把《资本论》编成了17幕的戏剧。虽然没有多少人能看懂，但是能够把《资本论》这样一部揭示资本主义生存与运作原理的巨著做成戏剧，在舞台上演，我们就足以知道，那个时候的日本曾经有过一段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时代。日本共产党也曾经有过相当活跃的时期，随着军国主义的发展和国家政权日益法西斯化，共产党分裂了。一部分人转向了，一部分人流亡海外，一部分人入狱了。这个时候，流亡在国外的人士和出狱的民主人士结合起来，日本国内的反省思潮逐步有了领导的力量。

　　第三个原因是从1947年起，激进的民主人士开始在日本社会上重新传播社会革新的舆论。1952年日本出版的《国民文库》，总共有114种著作，其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有20种，列宁的著作有22种，斯大林的著作有15种，毛泽东的著作有9种，刘少奇的著作有2种，此外还有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胡乔木、胡华等等的著作加起来一共71种，占114种著作中的62%。马克思主义系统的著作 在50年代初期，作为《国民文库》，被强有力的社会激进派所推进，对他们的国民思想产生了相当的影响。除了这些理论著作以外，当时社会上开始流行起中国的 “人民文艺”。何谓中国的“人民文艺”呢？按照1959年12月日本出版的《现代中国学》词典的解释，所谓“人民文艺”指的是现代抗日战争中，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成长起来的人民文学。到1956年为止，日本翻译出版的中国的人民文艺，比如说有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冯雪峰的《回忆鲁迅》、老舍的《四世同堂》、叶圣陶的《芳儿的礼物》、柳青的《铜墙铁壁》、孔厥和袁静的《抗日自卫队》、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等等。还有《太阳照在桑幹河上》、《白求恩大夫》、《八路军》、《东洋鬼军败亡记》（此即马烽的《吕梁英雄传》）、《新中国短篇小说选》、《中国解放区诗集》等等。（关于人民文艺在日本的传播，可参见我和王晓平先生写的《中国文学在日本》这本书）这样一些强有力的社会科学著作和人民文艺在日本流行，创造了特定的社会舆论和思想氛围，使日本国民获得了一种新的精神和思想，促进了他们观念的变化。竹内实先生告诉我说，“1949年我从京都大学毕业，从这些著作中看到了中国的另一面，看到了光明的中国，受到很大的鼓舞。”1952年的五一劳动节，上万青年学生和爱国者在东京的皇宫广场前示威，要求日本民族独立和政治民主，示威的群众向警察扔了汽油瓶、燃烧弹等。这就是当时震动世界的“May Day 事件”。竹内实说：“我参加了游行，看见了当时的现实，加上我从‘人民文艺’中得到的启示。游行回来，我参加了日本共产党。”他自己也开始从事中国人民文艺的翻译，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第四个原因是，促使日本人形成原罪心理的还有中国政府在战后采取的对日本的两项重大政策。虽然现在我国国民中间对当时采取的这些政策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在当时，从远东发展的历史来看，这两项政策是具有战略性意义的，是高瞻远瞩的：

　　1、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日本军国主义的重大战犯实行了惩罚和教育相结合的方针。

　　日本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核心成员，他们都是罪恶累累，其中罪行特别巨大的必须判处死刑。我国政府在远东军事法庭和国内军事法庭上都是遵守这样一个基本原则的。在我国军事法庭上，对其中大部分成员放下屠刀之后，只要表示悔改之心，也坚持以教育为重的原则。 1956年6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法庭对 17 名战争罪犯依罪量刑；同年6月21日，又宣布对 335 名日本战争罪犯认定罪行；接着在同年的6月到8月，分批宣布，中国政府本着最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对1017 名已经认罪的日本战犯予以特赦，遣返回国。这个举动在东亚地区和整个世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在今天来看，可能很多人会对这样一个处置提出各种各样的异议。但对当时促进日本的反省和原罪是起了相当的积极作用的。这样一些旧军人在回国以后，其中有不少人公开忏悔自己的战争罪行。藤田茂是一个战争罪犯，被我国军事法庭判处18年徒刑，后来以特赦的方式遣返回国。他回国以后，组织“中国归还者联络会”，提出“揭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罪行是日中友好运动的起点”。他自己向记者熊泽京次郎讲述了他所指挥的第59军团在中国土地上所犯下的各种各样的罪行。提出“加害者としての記録の必要性”（记录加害者的经历是必要的）。书里面详细记录了他的部队是如何虐杀中国民众的，同时也表达了他的忏悔之情。熊泽京次郎以《天皇的军队》为名，向世界揭示了“天皇军队”的真面目。 1974年秋天经周恩来总理批示，北京大学“社会科学访日团”6人访问了日本8个城市14所大学，我是其中的成员，“中国归还者联络会”提供了许多真诚的支援，受到我国驻日本大使馆高度的评价（当时的大使是陈楚先生）。1975年9月藤田茂组织了“日本旧军人访华团”访问中国，周恩来总理在重病中接见了这些日本旧军人。9月30日，他们还访问了北京大学，看望了“访日团”的成员。50年代同时被特赦的还有一名叫远藤三郎的日本陆军中将，他在1956年被释放后同年底就申请访问中国，毛泽东主席接见了他，他把一把日本军刀亲手交给了毛主席，表示日本军人从此永远不再和中国打仗了。毛主席在接受了他的军刀以后，送了他一幅齐白石先生的原作，上面有毛主席的亲笔题词“承远藤三郎先生惠赠珍物，无以为答，谨以齐白石画一幅为赠”。远藤三郎回国后于当年写了一本书，叫做《旧军人所见之中共——新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的实际状况》。1972年远藤三郎再一次以“日中友好旧军人之会”会长的身份访问中国，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他回去又写了一本书，叫做《日中十五年战争和我》，里面讲了他是怎么样作为一个将军级的人物参与了十五年的侵华战争的，反省他本人和他的军队在对华战争中的罪恶。这无疑是具有重大积极意义的。

　　21世纪初期，日本老兵史东郎揭发了日本军队在南京犯下的罪恶，对于他的揭发与忏悔，中国人民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是，我们的新闻媒体把史东郎的忏悔称之为“第一个日本侵略军人的忏悔”，显然与历史事实不相一致。在此之前30多年，藤田茂、远藤三郎等这样一批日本的战犯，从将校军官到一般士兵，已经有过自己的忏悔的表述。

　　2、现在争论最多的，则是中国政府从中日两国最深远的战略意义考虑，从未来远东发展的最长远战略着笔，正式表示放弃政府间的战争赔款。根据远东军事法庭的计算，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日本对中国的15年侵华战争给中国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在800到 1000亿美元左右，间接的经济损失在2000亿到4000亿美元左右。两两相加将近5000亿美元。1946年日本的外汇结算只剩下20亿美元，以它库存的20亿美元，要向中国赔偿5000亿美元，假如说以每年赔偿10亿美元来计算，需要500年才能基本偿清对中国的债务。按照这个计算办法，日本这个国家五年之内在经济上就会解体。中国政府从整个东亚地区的战略考虑，在确保日本民族生存的条件之下，宣布放弃了战争赔款。这件事情在今天引起了很多的议论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其中有人说，因为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国对日本可能的赔款“分钱不均”，所以就主张干脆不要，这一说法不过是当代人生活的有趣经验的表现罢了。如果站在远东的战略位置上考虑，我想这些战略家们所做出的行动是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的。这些战略意义的支点在哪儿呢？凭我粗浅的体验，我认为这是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胜国处置德国的历史教训，就远东格局乃至整个世界格局来说，保持日本这个国家的生存条件和保持其民族的完整性，对稳定东亚乃至世界的长久的和平是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的。1965年5月31日，中国政府代表赵安博先生会见日本议员宇都宫德马时有这样的表述：“中国不想靠别国的赔偿进行建设，像第一次世界的战败德国那样支付巨额战争赔偿对和平是有害的。让没有战争责任的一代支付赔偿是不合理的……”中国国家这一具有伟大战略意义的决策并不能为一般的国民所思索和认识，但在60年间世界格局的巨大运动中却事实上显现了巨大的历史价值。

　　我以为正是由于上述这样的复杂的多层面原因，促成了日本在战后20年原罪和反省的中国观念。那么这种原罪和反省的中国观表现在哪些方面呢？我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种是他们的原罪意识，他们承认自己是有罪恶的；一种是谢恩意识，感谢中国保存了他们的民族；还有一种是追求的意识，即以新中国为日本未来的榜样。这三种意识是互相融合在一起。

　　上面说到的竹内实教授在1953年随日本轮船“黑潮丸”护送在日本殉难的中国工人的衣物回国，担任随船翻译。在天津大沽码头，中国廖承志先生讲话，竹内实担任翻译，他涕泪满面，以致无法工作。当时的中国，对日本的这一代人来说，既是沉重的，又是炙热的。它是新生、和平、人道的象征，是神圣的形象。现在早稻田大学的一位老教授是我的老朋友，她在50年代中期第一次历尽千难万险从香港取道来到中国。她告诉我说，在当时日记上她写道：“啊，这是自由的国度，神圣的国度！我实现了我的目标——到中国去！我要实现我的追求——创造一个如中国这般自由幸福的日本！” 我们在今天作为一个中国人读起来还是很感动。

　　反省中的日本知识分子，表现了可贵的觉醒，实藤惠秀先生在1960年把当年从中国强行取走的文献书籍归还了中国。他自己写道：“日本侵略军以查禁‘危险文书’为借口，从中国沦陷区各大学抢走大批图书杂志，运回日本……我以整理为名，接受了一些资料。今日细想起来，真是无法无天的罪行啊！”他于1960年访问中国，他说：“我把自己从中国用不正当手段拿走的40余册图书送还中国。中国方面由对外文化协会会长楚图南先生接受。当时，我全身出了冷汗。”（实藤惠秀《日本中国留学生史》）。

　　这些都是很伟大的举动，它向中日两国的国民，也是向世界显示了怀抱有正义感的日本知识分子的真诚忏悔的良心。

　　所有这些都表示在战后的最初20年间，两国国民的心灵正在逐渐沟通，日本民族中具有良心觉悟的社会阶层正与中国人民一起努力推进日中友好，在当时美苏对立的险峻的“冷战”格局中，中国艰难地创造了东亚的和平，并增进了中国在世界的地位。

　　这样一种由民间发生的对中国的“原罪与反省”的中国观，在日本的各种政治势力中也产生了实际的回响。 1954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周年，当时云集北京的日本众议院和参议院议员就有近40位 ，比日本国会内一个委员会的成员还要多。他们中有在参加了斯德哥尔摩世界和平大会绕道苏联来访的“日本议员团”，成员包括当时改进党成员樱内义雄、園田直、松浦周太郎，自由党的西村直己，劳农党的黑田寿男，共产党的须藤五郎，右派社会党的今澄勇；还有从香港入境的“日本各党派知名人士议员访华团”，包括自由民主党山口喜久一郎、小川平三、宇都宫德马，左派社会党铃木茂三郎、佐佐木更三，右派社会党河野密等人。

　　如此众多的日本政治家和社会知名人士聚集北京，表现了新中国的强大的吸引力，也表明了寻求“日中友好” 在当时日本的多层面中成为无法抵御的潮流。在这些人士中，如圆田直后来成为福田内阁的外务大臣，在1974年与中国合作完成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宇都宫德马长期担任“日中友好协会”会长；黑田寿男、樱内义雄等，一直是强有力地主张日中友好的上层政治力量的中流砥柱。

　　当然，这并不表示在日本国内就没有敌视中国的势力了，只是当时在强大的民主民族运动下，这种战争残余势力被压抑下去了，而没有被显现出来。所以虽然当时国家之间并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可是民间友好的渠道却是越来越宽阔了。1972年中日之间建立正常邦交的时候，周恩来总理说道：“这基本上是由于两国在民间的友好运动而推动和获得的。”

　　二

　　第二个时代，从1966年开始中国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是一个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的社会运动，而且对于世界民主运动所产生的影响和随之而带来的打击是无可比拟的。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和这么多人口经历了这样整整十年的运动开始改变了日本人对中国的一些基本的看法。在这样一场文化运动中，日本知识界主流的反省和原罪的中国观逐渐开始分裂。

　　我把这一时期的观念称为“‘文革’的中国观”。文化大革命对日本社会的冲击是非常大的，由前20年间中日民间友好运动造成的巨大惯性迫使日本知识界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产生这样或那样的评价。今天假如我们做一个形而上的分析，也就是做一个绝对性的分析，无非就是两种观念。一种人赞成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一种人反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按照我们通常的逻辑认为，赞成文化大革命的观点是错误的，而不赞成的那种人很可能是深谋远虑的，或者思想境界是很高的。这一阶段中的“日本人的中国观”，我以为不能以我们现在关于“文化革命”的判断的立场作为评判他们的标准，而应该以“日本”自身的“文化语境”作为考察的基本点，实际情况则是非常复杂的。

　　依据我的观察和体验，赞成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人主要是三个层面的。

　　第一个层面的人是在理论上信仰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是充满了信仰的。注意我说的不是一般的友好而是一种信仰，是一种“中国信仰”。这样一些知识分子在年轻的时代就是在日本以及世界其他地区从事马克思主义的运动，他们曾经为马克思主义理想在国内和国外坚持过抗争或进行过斗争。但是他们没有在日本实现马克思主义，却在中国看见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的诞生，所以他们认为中国就是马克思主义成功的实例，所以就幻化成认为中国的一切都是马克思主义的表现。然而他们没能了解中国历史的复杂性，也没有能够了解中国革命进程的复杂性。他们向往中国的道路却没有能够完全理解中国的道路。我所尊敬的日本历史学家井上清教授，他是日本杰出的历史学家，他的一生是极其伟大的，他刚刚去世不久。在钓鱼岛问题上，他是第一站出来公开主张 “钓鱼岛是中国的领土”，直到2003年去世始终坚持认为钓鱼岛是中国的领土。他经常收到子弹、刺刀这样一些东西，但他还是坚持认为历史的基本事实。他年轻时代就追随马克思主义，他把新中国看成是马克思主义的象征。所以在中国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他就欢欣鼓舞，他认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运动是为了保持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是在亚洲地区最重大的示范。他是抱着一种真诚的、善良的心来理解中国的事务的。周恩来总理曾经先后14次接见他。这些人对于中国的执著，不免妨碍了他们更加深刻地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他们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在日本受到很多的谴责，我真的为他们很难过。

　　第二个层面是有不少日本知识分子相信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从自己生存的实际情况出发而产生的思想情绪。例如很多日本人对自己生存的现实和日本的教育制度不满。他们从自己的状况出发，从中国的革命中看到了很多新鲜的因素。我认识的一位非常有名的日本老先生，在1974年的时候他对我说：“我听说你们的教育革命很有意思。你们把学生全部集中在学校里，每天晚上11点要熄灯睡觉，每天早上6点钟起来跑步。多么健康的年轻一代呀！而我们的学生晚上不睡觉，早晨不起来，是烂掉的一代！”他不明白中国的“教育革命”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他从外观上看，觉得这样的训练充满了朝气，是健康的一代。像他这样的人还有很多，他们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本身，所以觉得中国文化大革命是很有意义和价值的。

　　第三个层面，我们看到，在日本支持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人中，有一少部分极端的个人集团者，是投机取巧者和谋取私利的集团。这是日本人中的政治投机分子。他们知道依附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身上会有好处，于是他们就组织各种各样的社团或者莫名其妙的党派发表声明来支持中国文化大革命。比如在我们的《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什么“日本劳动党声明：日本劳动党全党坚决支持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这个劳动党在日本什么地方呢？这个劳动党就是六七个人组织起来的，还不如我们的一个“战斗队”。他们发表声明，而我们的《人民日报》也刊登他们的声明。因为当时的中国“领导集团” 也需要获得全世界的支持。这是一种政治投机。我们常在报纸上读到日本的一个什么团体声明支持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你仔细去调查一下就会发现它是一个很小的、没有根基的、是希图利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来造就他们自身力量的投机取巧式的小集团。

　　当时也有相当的人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的，而且这种反对在后期是越来越强大的。我想他们也有各种各样的情况。

　　第一种反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是一些执著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或文化人。他们对中国的传统文化非常尊敬非常喜欢。当他们看到文化大革命是以传统文化为革命的目标，是以打倒文化为幌子的，他们感到非常不理解，而且感到非常反感和愤怒。1974年12月1日，京都大学举行一个学术报告会，报告人是日本研究中国学的巨擘，著名的吉川幸次郎先生。他当时担任日本外务省顾问、京都大学名誉教授、日本艺术院院士、东方学会会长。他报告的题目是《物茂卿与其他日本先哲对中国诸子的研究——日本江户时代的儒法思想斗争》，他以讲述日本江户时代儒法思想斗争为由头，批评中国对于孔子和对于儒学的批判。 他一上台就拿了一本书挥一挥，这本叫做《论语新注》。他说这本书是他做的，已经印了16次3万本了，一次一次重印说明有很多日本人在读它。他说“一个日本人可能不了解中国，可是他读了孔子，读了鲁迅就了解中国了”。我想他对中国充满了激情，只见他把书又挥了挥，把我叫了起来，他说这本书我送给你了。各位要知道这是非常危险的举动。在中国正在进行“批林批孔”的**中，一个外国人在公开的场合向一个中国人赠送一本中国要批判的最高的代表《论语》，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啊。当时我有点害怕了，但我还是思路清晰的，硬着头皮把这本书收了下来，当天晚上打电话给我们大使馆的文化参赞李连庆先生，他是个非常豁达的人，让我把这本书送到北大图书馆，现在这本《论语新注》还在北大图书馆保存着哩。吉川幸次郎在这个讲话里面，尽情地嘲笑了中国进行的“批林批孔”。我想吉川幸次郎因为执著于中国的传统文化，由此而对这场“革命”很反感，有相当一批日本学者是这样的。

　　第二个层面上对中国文化大革命持批评态度的是一些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和中国社会的真实情况比较了解的学者。他们在自身的生存过程中，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有很多的把握。所以，他们认为这个革命是假借文化而进行的一场政治革命，而在革命进程中间对中国的很多优秀学者和知识分子以政治的罪名进行迫害。比如说竹内实先生，他在报纸上写文章说：“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红卫兵要打倒资产阶级，这或许是对的，可为什么却要从肉体上消灭作为共产党人的像翦伯赞这样一些对中国民族非常忠诚的学者呢？”他说：“我看到各地红卫兵乱纷纷，背后有各种势力的支持，我担心中国会像北洋军阀时代那样分裂吧？”在这种深刻的思考当中，他们对中国文化大革命持批评态度。当时的中国统治阶层对他们也采取了很严厉的制裁。

　　第三种状态来自对中国的革命精神感到恐惧的日本人。日本长期以来在某些阶层对中国有一种恐惧感，一方面他们觉得自己非常有实力，但另一方面在骨子里知道自己不过是亚洲东部的一个小国。他们觉得一个强大的中国必然会对他们造成威胁。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以非常 “革命”的姿态，把自己作为全世界革命圣地表现出来，这些日本人就有一种非常恐惧的感觉。有一位日本先生跟我说，他看见毛主席检阅红卫兵，一卡车一卡车的红卫兵经过天安门广场，挥动着毛主席的语录，喊着震耳欲聋的口号，感到自己头昏脑涨，万分恐惧。他确实有一种非常可怕的心理感觉。他们对中国有一种神经质的感觉，老觉得强大的中国对他们构成危险，所以对中国总是保持一种不赞成的态度。在文化大革命中间，他们虽然看到的不是中国的经济力量强大，而是政治力量的强大，但这种强大的政治形象让他们感到害怕。现在，他们又对强大的经济力量感到害怕了。

　　第四种反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力量是一些长期敌视中国的日本人。比如“青岚会”，由日本的国会议员们组成。这些人不是因为中国有了文化大革命他们才反对中国，而是因为大革命发生在中国他们才反对，他们对于中国发生的任何事情都要非议，加以反对抨击。他们是一批敌视中国的“职业反华”者，对中国长期以来心怀不满，在这个层面上，积聚着很多后来膨胀发展成为具有日本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以及日本皇国国家观念的分子。

　　第六，即使在右翼盘根错节的日本的政治界，也存在着以“法律正义”参与东亚和平稳定局面的积极力量。 2005年末日本法院对该年4月袭击中国驻日本使领馆的暴徒处以7年徒刑；2005年9月30日，大阪高等法院继福冈法院之后，又一次判决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违反日本宪法”。

　　第七，2005年6月，明仁天皇公开向媒体表示：“努力正确理解过去的历史及此后的时代，正确继承并利用发芽比喻过去事实的知识。”

　　2006年6月6日，明仁天皇再次向媒体表示：“日本牢记军国主义给自己国民和亚洲邻国人民带来的伤害和痛苦。……日本国民应该作出更多的努力，确保历史不再重演。……希望教育专家能够促成有关教育方针，帮助年轻人尽快学会尊敬其他国家。”

　　2006年6月22日，日本外务省官方网站代表日本政府对日本民主党议员河村隆提出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真实性”作出回答。回答说：“根据目前公开的文献等进行综合判断，南京大屠杀的事实是不容否定的……旧日本军侵入南京之后，确曾发生屠杀、掠夺平民之事，这无可否认。”

　　所有的这些都表现了日本的和平主义潮流，表示了日本今天多层面立体型的社会思潮的复杂性，也显示了具有正义感的日本国民正在努力地拓展东亚的和平空间，使我们对于未来东亚各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良性互动具有足够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