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社会兴起下的韩国政治变迁

　　1987年6 月29日，当时韩国执政的民主正义党代表委员卢泰愚，为突破内外交困局面，扭转政治危机，发表了著名的八点民主化宣言。该宣言的核心是承诺修改总统选举法，变间接选举总统制为直接选举总统制。 "六o二九"民主化宣言是韩国政治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它标志着韩国政治实现重大突破，从此开辟了结束威权体制，创建和巩固民主政治体制的新阶段。

　　表面看来，韩国的这次政治变迁是威权政府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顺应民主化潮流，主动与反对派合作，实行政治改革的结果。塞缪尔·亨廷顿在《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一书中把政治转型分为三种模式：

　　1、变革，即由执政的政治精英领导改革实现民主；

　　2、置换，在反对派团体的领导下实现民主，，同时威权政府垮台或被推翻；

　　3、移转，政府和反对派团体采取联合的行动而实现民主化。韩国的转型模式可归属于第三种--"移转"，本文将主要着眼于韩国市民社会兴起的历史背景来探析这次政治变迁的原因。

　　一 现代韩国政治变迁的历史进程

　　二战以后，美国扶植李承晚在朝鲜半岛南部成立了大韩民国，也即历史上的第一共和国。第一共和国可以说在各方面都深受美国影响，总统李承晚本人甚至曾长年在美国学习生活，接受过美式民主的熏陶，但是美式的民主宪政体制移植到韩国却难获成功。形式上的三权分立遏制不了行政权力的日益膨胀，宪政体制的稳定性极度缺乏，而李承晚为了谋求连任甚至还两次推动修宪。最终，第一共和国走回了权威主义的老路。

　　1960年的"4.19"学生运动推翻了李承晚独裁政权，继任的张勉第二共和国政府在向民主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力度很大，然而政局却更加混乱和无序，甚至影响到社会秩序。一方面执政党派系分裂、争权夺利，另一方面政府权能相对于民众间爆发的政治能量和参与要求较为虚弱。据统计，从"4.19"学生运动到1961年5月期间共发生了1836次示威，有96万人参加，大学生甚至一度冲进并占领国会。刑事案件案发率也居高不下，"4.19"后的4个月期间，发生了抢劫、盗窃案件8500多起。

　　从合法性角度看，以上事实表明张勉政府的民主化努力取向是使政权获得程序合法性，但是对社会秩序、大众福利等公共物品供应不足，政府绩效不佳，反而失去了社会的支持。民主政治失败的后果必然是威权政治卷土重来。1961年5月16日，少壮派军官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接管政权。朴正熙任总统的第三、第四共和国（"维新体制"）时代，韩国政治的实质是以军人专政和个人独裁为特征的威权政治，不过政治上的反动并没有阻碍经济起飞，威权体制实现了社会秩序相对稳定，而朴正熙时代也是政府主导型的现代化建设取得后来享誉世界的"汉江奇迹"的开始。

　　1979年10月朴正熙遇刺身亡之后，政治气氛较为宽松，主张民主化的各派政治势力又活跃起来，一时出现了所谓的"汉城民主之春"。然而当年12月12日军方强硬派却再一次干预并扼杀了短暂的民主复兴进程，1981年2月全斗焕将军在此前操纵修改宪法之后登上总统宝座，标志着韩国进入独裁专制的第五共和国时代， "五共" 通常又称为"新维新体制"。韩国人民并没有屈服于威权统治，抗议、示威、罢工等反对运动风起云涌，1980年5月的全国性抗议运动引发政府颁布"非常戒严令"，随后又制造了死伤达数千人的"光州惨案" ，这一事件在之后相当长时间里使全斗焕、卢泰愚政权和及其本人背上了沉重的历史包袱；1987年6月百万市民在汉城广场上举行的"改宪运动"使斗争进一步达到**，威权政府欲行镇压时却发现时过境迁、力有不逮。在明知政治改革是大势所趋，而就此失去政权又心有不甘的情况下，为了在民主化改革中争得主动，在修宪后的大选中保住执政地位，民正党终于作出重大让步，由代表委员卢泰愚发表了作出民主改革承诺的"六o二九"宣言。

　　由上观之，韩国的民主化经历了一个曲折反复中前进的过程。亨廷顿把这种威权-民主政权变迁的模式称作" 二次尝试型"（second-try patern）。此外，他还认为，"一个实行威权主义体制的国家向民主体制转移。这种民主体制的失败要么因为该国缺少民主的社会基础，要么是新民主体制的领袖们追求极端的政策，这种政策产生了巨大的反作用或是某种大动荡瓦解了该政权。于是一个威权主义政府便在一段或长或短的时期内掌权。不过，最终，人们会作出第二次和更成功的努力来重新引入民主，而且成功的机会之所以有可能增加，至少部分是因为民主领袖们从以前不成功的民主经验中吸取了教训。亨廷顿作出的以上归纳是一般性的，适用于众多他认为属于"二次尝试型"国家的政权变迁模式，而作为个案的韩国政治转型，仍然有一些自身的特殊性。

　　要进一步探究韩国政治变迁的原因，就必须探讨这样几个问题：韩国建国之初的宪政体制为何会蜕变为威权体制？威权体制在先天程序合法性不足条件下之下何以能岿然不动？促成韩国政治转型的因素有哪些？

　　二 市民社会的兴起与韩国政治变迁

　　社会的经济发展是政治变迁的基础，二者存在高度相关性。威权政府既有可能因为经济绩效部分抵消了政治绩效的不足而获得社会支持；也有可能因为经济恶化导致多种矛盾并发，迅速垮台。而经济发展达到一定阶段以后，市民社会必然进一步提出政治变革的要求。此外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与政府控制社会的能力也息息相关。

　　李承晚政权统治的第一共和国时期，韩国是当时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由于陷入内战的深渊，国家满目创痍，人民苦不堪言。到1962年，韩国的GDP为23.2亿美元，人均GDP仅有87美元。教育水平亦相当低，停战初期，韩国的文盲率曾达到78%。经济水平低下限制了独立于政府的民间财富和新的权力来源生长，而教育落后则阻碍了知识精英成长和大众权利意识觉醒与政治参与能力的提高，经济精英与文化精英的缺乏的现实使发展经济与教育理所当然成为第一要务，而政治改革的要求则相对靠后。此外韩国政治文化中重秩序、重等级、和要求绝对服从的家长制等传统，这些都是有利威权政府生存的社会土壤。基于类似原因，李承晚政权垮台之后，张勉总理西方民主政治取向的改革也夭折了。

　　朴正熙和全斗焕两届军人政府的战略考量是"经济发展第一"，回避政治改革和民主化要求，并以经济绩效换取社会对威权体制的认可。韩国经济从朴正熙时代开始起飞，全斗焕时代保持持续快速发展势头，经过近30年的发展，终于取得了誉为"汉江奇迹"的辉煌成就，昂首步入新兴工业国行列。GNP从起步时的23.2亿美元激增为1985年的897亿美元，居世界第18位；同期的人均GNP也由87美元增长到2194 美元。教育在韩国社会一直受到相当的重视，韩国是世界上少数教育发展速度超过经济发展速度的国家，教育经费支出是政府的第二大经济支出项目，而且仍然按 GDP0.1%的比例逐年增加。经过多年努力，韩国教育水平取得长足进步，全民族文化素质显著提高。

　　耐人寻味的是这一时期，经济社会和教育的发展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威权政治体制，社会对政府促进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改善的公共政策较为满意，威权政府以经济绩效换取合法性的战略设想大体取得了成功。具体可以把这一时期经济社会因素对政治体制的影响归结如下：

　　首先，韩国的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使大企业、大财团攫取了经济发展的主要成果，从而有利于官商合作，联手统驭社会。"它选择了以国家统驭社会，以政府主导私营部门全力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政府在这一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在推行发展战略、贯彻经济政策时借助于强有力的行政手段，国家力量与市场力量高度融合使政府职能和国家控制社会能力显著加强。从社会结构角度看，政府大力扶持的大企业、大财团在国民经济中占据垄断地位，发挥主导作用，社会创造的财富也迅速集中到它们手中。1983年十大财团的附加价值生产额占国内总产值的13%，这个比例以后仍然逐年提高。由于国民财富分配的此消彼长关系，大财团的强势地位必然阻碍中产阶级的成长，前者成为威权政治的经济和社会基础。

　　其次，经济发展对政治变迁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经济发展促进民间财富增长，社会结构分化，催生了一批具有现代民主理念的中产阶级，他们将提出政治参与和民主化诉求并为之实现而斗争。另一方面，经济绩效也维护了威权政府的合法性。普通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减弱了他们对独裁政治的不满。中产阶级也是政府经济政策和稳定的国内秩序的受益者，他们希望引导斗争在一定的规模和限度以内，而往往不赞成激进的暴力革命和斗争。

　　再次，传统政治文化和宗教因素也对政治发展产生重要影响。韩国的传统政治文化与儒家文化一脉相承，强调社会关系的层级结构，其价值目标是维护现存政治秩序，价值倾向是古典的权威主义。这样的政治文化天然地维护威权政治体制。

　　然而威权政治的合法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韩国政府虽然在经济绩效方面非常成功，但在保障人权、言论自由、缩小贫富差距等政治绩效方面记录不佳。而作为合法性的两个维度，二者对于政治合法化不可或缺。从这个角度看，威权政府拒斥民主，无疑是缺乏合法性的，所以国民关注的重心也日渐转移到政治改革上来。有的学者认为，威权政治的合法化有着上限和下限。下限是政府的绩效必须超过某个最低水平线；上限是如果政府绩效超过了一定的水平，它就不能为威权政治提供合法性，因为如果社会经济条件通过成功的政府绩效得到了改变，威权政治体制就完成了使命而不再是不可缺少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韩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后来和人民群众如火如荼的争取民主的斗争几乎是同步的。全斗焕执政后期，中产阶级和激进的学生结盟，把民主化斗争推向了新的**。

　　在政治文化方面，随着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变迁以及西方社会思潮的输入，韩国的政治文化也受到了很大影响。韩国学者李相沃认为，韩国"无论政治制度或政治思想，几乎是照搬美国的政治制度或思想。这样就产生了韩国人民价值观念的混乱及互相矛盾。此种矛盾现象，从政治和社会领域到日常生活的各方面，全面地对韩国人民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方面最具说服力的莫过于基督教对韩国社会和政治生活的独特作用。

　　战后基督教在韩国发展迅猛，全国现有4万多座教堂，政治转型之前，教徒总数已达到全国人口的25%，主要包括城市青年、市民和中产阶级。在民主化斗争中韩国教会坚定地站在广大人民一边。马克斯·韦伯认为新教鼓励经济奋斗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天然地起到促进民主政治的作用。而历来保守的天主教战后也在政治取向上发生重大变化，转而支持民众的正义斗争。基督教的传播在政治文化上弥补了儒家精神反抗压迫信念的不足。教会甚至主动承担起维护人权、促进民主的使命，为反对派提供活动空间和庇护场所，促进抗议活动的制度化。例如汉城的敏东大教堂就是当时著名的异议人士聚会场所，金友焕主教等宗教界领袖在1987年改宪斗争的关键时刻，站出来支持反对派直选总统的要求。而反对派领袖金泳三、金大中等人本身就是教徒。威权政府在处理教会问题上往往感到棘手，因为基督教的跨国性质，使得教会问题远远超出了一国内部事务，处理不当会造成国际影响。关于基督教的作用，一位韩国民主人士的观点比较具有代表性和总结性，他认为基督教"意义重大，因为它促进了平等的观念，和对独立于国家之外的某种权威的尊重。"，"教会和教堂活动为人权和正义的活动提供了制度的基础，以及为分享反对意见和信念提供了公共的空间……"总而言之，教会由于其相对独立的特性和在精神领域的特殊影响，在韩国政治转型进程中发挥了任何其他社团无法替代的独特作用。

　　最后一个重要因素是市民社会中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类精英的成熟以及面对危局所作的正确战略选择。李承晚时期经济、文化精英势微，政治精英轻而易举地实现对社会的控制，而到了80年代，随着市民社会的兴起，经济精英与文化精英也日趋成熟，站在政府对立面的政治、经济、文化精英联合，通过斗争迫使当局作出让步。卢泰愚"民主化宣言"发表不久，朝野两方在推动政治转型方面通过谈判选择了稳妥的、移转型改革路径，最终取得成功。

　　三 韩国政治变迁中外部因素的介入

　　有学者归纳促进韩国政治转型的主导因素是市民社会的兴起和政治精英们明智的战略选择。除了以上这些内部因素以外，外部因素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

　　韩国政治变迁的历史背景是两极格局和美苏关系。作为对抗共产主义的桥头堡，一旦美苏关系恶化，韩国的威权政府就容易获得美国支持，而80年代中后期美苏走向缓和之后，美国就不时地对韩国当局施加民主化改革的压力。美国的作用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却也非常重要，每每在关键时刻能对当局起到一定牵制作用。例如，1960年"五·一六"政变之后，美国曾对朴正熙政权施压，要求其结束军政，举行民主选举。韩国学者认为，在美国压力下部分恢复了自由主义传统的"三共"就比"四共"（维新体制）要民主一些1987年民众反对政府的斗争进入白热化阶段时，当局曾经想动用军队镇压，但遭到美国发出的明确警告；卢泰愚发表改革讲话之前，美国副国务卿曾到访与执政党进行过磋商，其后美国方面又迅速表示支持"六·二九宣言"，以上这些举措都在不同程度上支持了韩国人民的正义斗争。

　　朝鲜半岛南北对峙问题也是韩国的政治变迁的外环境之一。长期以来，韩国的威权政府一直过分渲染来自北方的威胁，并以提供安全保障作为换取国内支持的条件，这也是军方时常在韩国政坛扮演关键角色的根源。而外部安全环境发生有利于韩国的转变之后，当局就无法再以安全为由换取专制统治的合法性，国内市民社会与威权政府的矛盾迅速凸显、不断激化。

　　亨廷顿认为韩国的政治转型是1974年肇始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的一朵浪花。所谓的第三波从葡萄牙开始，席卷欧洲、拉美，波及非洲、东亚，波及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对韩国的政治转型而言，既是难以逆转的历史潮流，又是影响深远的外部政治环境。由于地缘相近、情境相似，菲律宾人民的英勇斗争和1986年马科斯独裁政权的垮台对韩国直接产生了示范效应；菲律宾天主教会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使韩国教会也意识到自身发挥作用的潜能，政治领袖们也深受科·阿基诺胜利的鼓舞，坚定了斗争的信心，金大中曾说："在亚洲，有许多独裁政权，但是只有在南韩和菲律宾才有人民积极地追求民主。他们在菲律宾成功了，也许我们在这里也会成功……我们对此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有把握。"

　　此外，教会对韩国政治的影响基于教会本身的跨国性质也可归结为外部因素。再如奥运会因素等，1987年适逢汉城奥运会举办前夕，曾担任体育官员卢泰愚不愿国内政局动荡影响奥运会承办的前景，这也促使他下定决心实现国内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