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皇后的恩怨

　　1922年12月1日（农历十月十三日）。已是子夜时分，北京紫禁城外的街道上却人山人海，万头攒动。原来，人们是在争看下台的宣统皇帝溥仪的大婚礼。因为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皇室的帝婚大典了。

　　紫禁城内，悬灯结彩，鼓乐齐鸣，12时，迎娶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只见前面是北洋政府步军统领衙门、警察厅和保安队的马队，次为军乐队，随后是皇宫全副卤簿仪仗，除了伞、棍、旗、牌、金瓜、铖、斧、节、扇以外，还增添了牛角和大鼓各一百对，紧接着，才是一顶三十二人抬的金顶凤舆不同于一般的轿子，涂金的顶部，正中是一只很大的金凤凰，凤背上有一个小金顶，周围有九只小金鸾，嘴里都衔着长长的黄丝穗子，轿围以鹅黄色缎子作底，上面绣着的是蓝色凤凰抱着红色“喜喜”字的图案。3时左右，凤舆由东华门入宫，再经景运门至乾清门。一路上，到处是红、黄两色的装饰，从景运门开始，路两旁闪耀着光晕的五十对羊角双喜字立杆灯和摆列的各种仪仗器具更衬托出浓烈的喜庆气氛。这时，溥仪已穿戴龙袍，在乾清宫西暖阁等候。凤舆一到，由福晋、命妇等率女官、太监等上前请皇后降舆。这时，从凤舆中走下来身穿大红锦绣的“龙凤合同袍”、头上盖着绣着龙凤的红色盖头的新娘。她，就是溥仪的妻子—婉容。婉容，字慕鸿，郭布罗氏，达斡尔族人，是前内务府大臣荣源之女。她与溥仪同庚，嫁时年方17岁，正当美好的青春年华。婚礼的第三天，她和溥仪一起在东暖阁接受各国驻华使节的贺礼，这是婉容以皇后身份第一次公开露面。当时，也梳着满族式的“两把头”，高高的发髻上缀满了绒花；身穿的黄缎织花旗袍既显得华艳照人。使见多识广的外国使节夫人们无不惊叹这位皇后的娇美容颜和高雅仪态。

　　新婚燕尔，溥仪和婉容相依相伴，颇为和美。这不仅因为婉容有迷人的姿色，这因为她是受过学堂教育的女子。宫外的生活使她有机会接触社会上的各种新事物，所以谙熟很多宫内享受不到的“洋”玩意儿。她爱看外国电影，喜欢吃西餐，会骑自行车，还略通英语。有了婉容，溥仪身边不再光是那些低头躬腰的太监和迂腐保守的师傅，因此，他把婉容引为知已，不仅依从婉容的习惯和爱好，还特意聘请了美国教师专门教授婉容英文。而这时侯的婉容也确实给了溥仪很多柔情，在紫禁城两年多的时间里，她几乎每天都用英文给溥仪写信，并且在这些情意绵绵的短信下方以“伊丽莎白”落款，因为她非常喜欢溥仪给她取的这个与英国女王相同的名字。

　　婉容与溥仪虽然在表面上看还算欢悦和谐，但实际上从他们建立夫妻关系开始就潜伏着危机。那就是在他俩之间还有溥仪的淑妃—文绣的存在。文绣，字蕙心，是满族鄂尔德特氏端恭的女儿，她是与婉容同时被分别圈定为后、妃的。按清代礼制，她在溥仪与婉容举行大婚的早一天进宫，当时她年仅14岁，文绣从小接受的是三从四德的封建教育，虽然相貌不如婉容姣好，但性格却比碗容温顺宽厚。溥仪待文绣开始时也还较平等，比如一些适宜后、妃参加的活动，溥仪总是让婉容、文绣一起出面，为了学习英语，溥仪也给文绣一起出面，为了学习英语，溥仪也给文绣请了教师。但是，婉容却对此大为不满。

　　婉容的争宠好胜，一方面是她的性情所致，更主要的是由于宫内枯躁、寂寞的生活决定的。婉容虽然得到了皇后的高贵身份和衣食豪华的生活，但是紫禁城的高墙束缚着她的自由，尤其是夫妻关系间的难言之隐，更使她深深地陷于痛苦之中。新婚不久的皇后很快就变得郁郁寡欢了。但她毕竟还是个有教养的大家闺秀，开始，她还常常以读书、画画、写字这种闺中雅事来消磨时光，后来，她终于耐不住精神上的空虚，染上了吸食鸦片的嗜好。开始还是借口治病瞒着溥仪偷偷地吸，逐渐成瘾后也就只得公开了。

　　1924年11月，溥仪被逐出宫，转年2月移居天津张园。按照《修正清室优待条件》，溥仪已“永远废除皇帝尊号”，而婉容也随之失去了徒有其名的“皇后”身份。

　　出宫后的婉容似乎精神焕发了一阵，她一改宫中的装束，换上了时装旗袍和高跟皮鞋，还烫了头发，再加上也纤柔秀美的音容笑貌，一时成为租界中的“摩登女性”。更使她兴奋的是，天津这座繁华的商业城市给她提供了既时髦又风流的消遣方式：看戏、跳舞、溜冰、玩球......对她吸引力最大的则莫过于到各大百货公司购物，反正有溥仪付钱，她可以无所顾忌地大肆挥霍，以致这种物质刺激后来竟发展成婉容、文绣之间争宠的手段。溥仪后来在《我的前半生》中称之为“竞赛式的购买”，他回忆道：“婉容本是一位天津大小姐，花钱买废物的门道比我多。她买了什么东西，文绣也一定要。我给文绣买了，婉容一定又要买，而且花的铺更多，好像不如此不足以显示皇后的身份。”当时，寄寓在天津的皇室是靠典当才维持着表面上奢侈的生活，所以这样的日子没过多久，经济上就逐渐不支，当然也就难以继续满足婉容在物质上的虚荣了。

　　新的环境并没有改善婉容与溥仪的关系，他们之间始终未能建立起普通夫妇间的那种恩爱、真挚的感情。一则因为当时溥仪在遗老们的怂恿下正一心想着复辟，更主要的原因则是他自己后来才领悟到：“我不懂得什么叫爱情，在别人的平衡的夫妇，在我，夫妇关系就是主奴关系，妻妾都是君王的奴才和工具。”虽然遇有应酬时他也让婉容出面，但在溥仪的眼里，婉容只不过是一个应景的摆设。无聊和孤寂使婉容的精神日益颓靡，常常夜不成寐，终而得了神经衰弱症，而且鸦片瘾也越来越大了。

　　1931年秋，曾在社会上轰动一时的“刀妃革命”，使溥仪的家庭生活聚起波澜—淑妃文绣因忍受不了不平等待遇而离家出走，最终与溥仪协议离婚。这件事并没有使婉容得意太久，长期以来，她的任性、孤傲已经越来越引起溥仪的不满，这次“刀妃革命”给溥仪带来的烦恼也就更多地迁怒于婉容了。

　　同年11月，溥仪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诱骗和策划下，独自一个秘密离津，逃往东北。直到两个月以后，婉容才在臭名昭著的汉奸特务川岛芳子的哄骗下由天津到大连，再转至旅顺与溥仪团聚。使她失望的是，这时候溥仪已成为听任日本帝国主义摆布的傀儡，更没想到她自已也随之落入了阴谋的陷阱。1932年3月8日，溥仪在长春就任伪“满洲国执政”，婉容便又是 “执政”夫人了。

　　“执政府”设在原吉黑榷运署旧址，几栋小楼是当时长春最讲究的建筑，婉容住进了缉熙楼，溥仪办公则在勤民楼。当婉容开始看到溥仪竟然“宵衣旰食”，每天那样勤勉地办理“公事”，心中似乎对恢复旧日的天堂也产生过些许憧憬和欣慰。但时隔不久，不仅溥仪感到“执政”的职权只是写在纸上的，一切都要听从日本人的安排；就连婉容也察觉她的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甚至不能走出大门一步。原有的苦闷和新添的愁思使婉容的旧病日渐严重，不到两年的时间便由神经衰弱而发展到精神失常的状态，发作起来常把屋里的摆设摔得粉碎。

　　婉容虽然在精神上呈病态，并且颜面已渐露青灰色的烟容，但她仍不失为一个俏丽的女子，在身体好些时候，她还是要悉心打扮起来，或以其他方式享受一下的。据1934年“帝宫”档案记载，婉容一年内仅单、夹旗袍就做了二十七件，所用的质料不仅有中国传统的丝绸，还有各种花色的日本、印度、法国的上等毛、绸、纱料。她每个月可以有三千元的月例钱，供其衣食之外的花销。她还养了五六只哈巴狗。这些通人性的小动物给了她不少乐趣，然而，执政府的院子就是婉容的禁地，除了1934年溥仪第三次登基做伪“满洲国”皇帝之后，日本方面在秩父宫蕹仁亲王代表天皇“访满”时，为了炫耀中日“亲善”而让婉容随溥仪在勤民楼参加了一次接见外，她在以后的近十年中再也没有以“皇后”身份公开露面。这对极好虚荣的婉容来说是多么大的打击！

　　溥仪与婉容关系的彻底破裂是1935年发生了婉容与溥仪的随侍发生暖昧关系而致怀孕的事情。这件事激怒了溥仪，虽然一个可怜的女婴刚刚降生就夭折了，但溥仪仍然认为这是婉容不可饶恕的过错，从此将她打入冷宫。

　　经过这一次打击之后，仅仅两年的时间，昔日如花似玉的婉容竟成了一个完全不能控制自己的疯子。她已经不懂得控制自己的疯子。她已经不懂得梳洗打扮，整天喜怒无常。唯有一个习惯还保留着，就是每天还要吸鸦片。婉容被关在屋子里与外界隔离起来，溥仪派了两名太监和两人女佣伺侯她，病得最严重时两腿已不能下地走路。由于长久关在房子里，本来就有目疾的婉容，眼睛更见不得光亮，要用扇子遮着从扇子骨的缝隙中看人。她偶尔也有清醒的时候，每逢这时，她就哭着骂她的父亲荣源，骂他为了自己要当国丈而断送了女儿的一生。

　　1945年8月，随着苏联向日本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已现端倪。侵华日军开始准备退路，同时要溥仪带着家人退守南满，将“国都”迁到通化。8月13日，刚到达位于中朝边境的通化大栗子沟，8 月15日就传来了日本投降的消息，溥仪准备随日本人经由沈阳转赴东京，于17日带着溥杰等人匆匆离去，剩下的人只好另想办法。11月份，天气渐冷，这一行人由大栗子沟迁至临江县城住下来。不久，临江解放，他们又随着解放军从临江转到通化，经过八个月颠簸流离的生活，于1946年4月又回到了长春。这时，婉容的身体更加虚弱，多亏福贵人李玉琴的同情和照应，才使这位遍尝世态炎凉的昔日皇后得到了一些人际间的温暖。但是，由于战争的动荡，解放军难以再带着这么多皇族眷属行军作战，所以让他们自谋出路，于是人们先后离去，连关心过婉容的李玉琴也要走了。李玉琴事后曾忆及当时她看我来请安，就伸出枯瘦如柴的手握住我。我悲痛难忍，泪流满面。她眼光露出惊慌焦急的样子，嘴里发出两声`呵！呵！带哭腔的凄凉声音，含混不清地说了一句什么。她也流泪了！我给婉容扯平衣服，盖好被，摸摸她枯瘦如柴的手。她转过脸来看看我，一脸的痛苦表情。很快又变成冷淡的样子，又转过脸去。其实，婉容在长春有不少亲友，他们当荣华靠国戚的身份得到过那么多的荣华富贵，但这时候却没有一个人来接她走。后来，解放军撤出长春，只得带着婉容一起走了。不久，婉容就病死在敦化，算来她终年只有4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