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下）

　　三、民族关系的发展

　　东汉时期，我国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关系进一步发展，边疆地区各民族的社会发展变化较快，朝廷对于边疆地区的政治统治也逐步加强。

　　1、南匈奴北匈奴

　　东汉初年，匈奴贵族为争夺单于继承权而分裂为南、北两大部，史称南匈奴和北匈奴。南匈奴立比为单于。比的祖父呼韩邪单于与汉“和亲”，娶王昭君为阏氏。比亦向东汉“奉藩称臣”，刘秀命中郎将段郴（chēn琛）监护南匈奴，单于庭内迁到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后又迁美稷（今准格尔旗北）。其部属也随同内迁，势力日益强大。

　　北匈奴立呼韩邪的另一个孙子蒲奴为单于，曾为南匈奴击败，退居漠北。光武帝后期，北单于向汉求和亲，遭拒绝。明帝时，北匈奴又一再侵扰边郡，汉联合南匈奴及乌桓兵连续进击北匈奴。北匈奴一再被击败。章和元年（公元87年），北匈奴为鲜卑所破，北单于被杀，北匈奴五十八部降汉。永元元年（公元89年），汉以车骑将军窦宪、征西将军耿秉发汉和南匈奴共四万余骑，分三路击北匈奴于稽落山（今蒙古国西北部），单于遁逃，北匈奴八十一部二十余万人投降，窦宪和耿秉登燕然山（今蒙古国杭爱山），去塞三千余里，刻石纪功而还。此后，北匈奴有的降于汉或南匈奴，有一部分随北单于逐步西迁。

　　2、西域

　　西汉末年，西域（今新疆一带）分为五十五国。匈奴乘中原大乱，不能顾及西域，就大力入侵西域。

　　西域诸国向汉 莎（shā沙）车在塔里木盆地西端，距匈奴较远。莎车王康之父名延，曾在长安为质子，与汉的关系密切。东汉初年，莎车王康受其父的影响，一心向汉。联合其他国家，抵抗匈奴，并救护了原西域都护的吏卒和家属一千余人。刘秀封康为汉莎车建功怀德王、西域大都尉，节制西域其他国家。康死，其弟贤代立，对其他国家侵暴勒索严重。鄯善王上书要求朝廷派都护到西域，刘秀以国力薄弱，回信说：“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诸国力不从心，东西南北自在也。”鄯善等国因得不到东汉的庇护，被迫投降了匈奴。

　　班超经营西域 明帝初年，北匈奴一再胁迫西域各国出兵，寇掠东汉的河西等地。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明帝派将军窦固、耿忠率士卒出酒泉塞，入伊吾庐（今新疆哈密），进行屯田驻兵。明年，又进军车师（今吐鲁番、吉木萨尔一带），置西域都护，驻乌垒城（今轮台县东北小野云沟）。

　　这时，西域多数国家向汉，少数追从匈奴。窦固派假司马班超率吏士三十六人与南道诸国联系。班超得到鄯善、于阗、疏勒的支持，杀掉匈奴使者，控制了南道。这时，匈奴与北道的焉耆、龟兹等国，攻杀西域都护陈睦，控制了北道。

　　东汉政府决定召回班超，也放弃南道。可是南道诸国惧怕匈奴的报复，苦留班超。班超决心留在西域，反击匈奴。班超先用疏勒兵击败为匈奴控制的姑墨（今阿克苏）和莎车，全部控制了南道。又以南道各国的士卒，击退了大月氏贵霜王国七万人的入侵。和帝永元三年（公元91年），北道的龟兹降于班超，汉以班超为西域都护，驻龟兹（今库车县东郊皮朗旧城）。永元六年，班超又控制了焉耆。至此，西域五十余国又摆脱了匈奴的奴役，纳于东汉都护的统辖之下。

　　永元九年（公元97年），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甘英西经条支（今伊拉克）、安息（今伊朗）诸国，至安息西界（波斯湾），未过海而还。甘英是我国古代继张骞的副使之后到达西亚的使节，为打通欧、亚交通做出了重要贡献。

　　班超是历史学家班彪的少子，班固的弟弟。他从明帝永平十六年到西域，至永元十四年，奉召回到雒阳，在西域三十年，对巩固我国的西部疆域，促进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于八月回到雒阳，九月病故，年七十一岁。

　　东汉恢复在西域的统治，保卫了“丝绸之路”，促进了中国和中、西亚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

　　3、羌族

　　东汉初年，羌族主要居住在今青海和甘肃南部、四川北部一带。东汉王朝为了便于控制羌人，强迫部分羌人迁徙到关中和河东，与汉人杂处。汉人官僚、豪强依仗权势，残酷地剥削、奴役羌人，引起羌人的激烈反抗。

　　东汉中后期，羌人大规模地反抗斗争共有三次。第一次是发生在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第二次是发生在元初五年（公元118年），第三次是发生在桓帝延熹二年（公元159年）。战争范围扩大到三辅、三河、益州等地，每次战争都时长十几年或几十年。东汉损兵折将极多，人力物力耗费极大。

　　东汉统治者在镇压羌人反抗的过程中，到处抢杀劫掠，士卒和汉、羌人民死伤的不可胜数。汉族人民由于频繁的徭役征发和沉重的赋税负担，致使田园荒芜，破产流亡，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当时有童谣曰：“小麦青青大麦枯，谁当获者妇与姑，丈人何在西击胡。吏买马，君具车，请为诸君鼓咙（lóng龙）胡。”从这首歌谣所反映的关于东汉统治者为镇压羌人而征发的徭役以及给社会经济和人民的生活带来的后果多么严重。

　　4、东北各族

　　乌桓、鲜卑 东汉初年，乌桓和鲜卑都曾侵扰东汉的东北边境。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辽西的乌桓大人郝旦与汉通好，到雒阳朝见刘秀，刘秀封乌桓八十一人为王、侯等，允许乌桓迁居于沿边诸郡，协助汉防御匈奴和鲜卑。汉在上谷宁城（今河北宣化附近）置护乌桓校尉，兼领与乌桓、鲜卑互市等事。

　　鲜卑继乌桓之后，也归附东汉，刘秀封鲜卑的首领为王、侯。和帝时，北匈奴大部分西徙，鲜卑向西发展，占据了蒙古高原的大部。北匈奴未西徙的部属十余万落（户），都自称是鲜卑人，鲜卑更加强大。桓帝时，鲜卑大人檀石槐统一鲜卑各部。立庭（首府）于今张家口北。分三部进行统治：自右北平（治今河北丰润县东南）以西至上谷（治怀来），为中部，慕容部世为中部大人；上谷以西至敦煌，为西部，拓跋部世为西部大人；右北平以东至辽东（治今辽宁辽阳），为东部，宇文部世为东部大人。都以部为氏。不久，檀石槐死，鲜卑又分裂为数部，力量减弱。

　　夫余等族 在今鸭绿江以北，乌苏里江和黑龙江两岸，直到东海之滨，居住着夫余、挹娄、高句骊、貊耳、沃沮等族。东汉初年，这些民族都接受汉的封号，国王或使臣常到雒阳。汉在这里置玄菟郡（在辽宁沈阳东），并进行军屯，以节制各族贵族的统治。

　　5、蛮族

　　蛮族分布在长江中上游，因地区和血缘、习俗的不同，分为武陵蛮、廪君蛮和板楯蛮三大支系。武陵蛮居住在武陵郡（治今湖南常德）的山区，廪君蛮居住在巴郡（治今四川重庆北）和南郡（治今湖北江陵纪南城）一带，因之也叫做巴郡南郡蛮，板楯蛮居住在今四川的嘉陵江流域。

　　武陵蛮和廪君蛮在战国时期，属楚国，板楯蛮在战国后期属于秦国。东汉时期，这些民族的社会经济都有进一步的发展，东汉统治者对他们的剥削日益加重。蛮人和当地的汉人一再联合起义，反抗东汉王朝。有时起义人数达十余万之多，捕杀地方官吏，焚烧官府，斗争时起时伏，一直延续到东汉末年。

　　6、西南夷

　　西南夷居于今之贵州西部，云南全部，四川西部和西藏的昌都一带。西汉武帝经略西南夷，势力仅达于今洱海以东，设置西南七郡。此后，中原地区的先进的文化、技术相继传入七郡，这里各族居民的社会变化较快，经济发展迅速。东汉时期，夜郎和滇人地区已兴办学校，读儒家经典，和中原地区差不多。

　　哀牢夷西汉时期，生活在今澜沧江流域的哀牢夷，与西汉官府没有什么联系。哀牢地区土地肥沃，宜于种植五谷和桑麻，经济以农业为主，人民善于织帛叠、兰干细布、文绣、绫锦和毛罽等；还用梧桐木华（木棉）织布，幅广五尺，洁白，不易污损；并且还掌握了染色的技术。

　　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至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哀牢夷有两支愿内属，人口共有五万余户，五十余万口。汉在哀牢地区设置哀牢（今云南盈江东）和博南（今永平南）两县。后来汉又在今保山置永昌郡，以郑纯为永昌太守。规定哀牢夷的赋税，为“邑豪岁输布贯头衣二领，盐一斛”。一般居民不直接承担封建国家的赋税剥削。

　　永昌郡为横断山脉地区，山高水深，气候湿热，东汉经营这一地区，十分艰苦。当时被征发到这里来的人作歌曰：“汉德广，开不宾。度（渡）博南，越兰（澜）津。度兰仓（澜沧），为它人。”

　　掸族 永昌郡的西南面是掸（shàn扇）族聚居区。自永昌郡设置以后，掸族与汉发生了直接的联系。和帝永元九年（公元97年），掸王雍由调和附近各族遣使到首都雒阳，奉献珍宝。和帝赐给雍由调金印紫绶，亦赐给其他掸族贵族印绶和钱、帛。安帝永宁元年（公元120年），雍由调又遣使来京，“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这些魔术师自言是海西人，海西是大秦国，就是罗马帝国。安帝让乐人和魔术师在宫廷表现，并封雍由调为“汉大都尉”，赐给印、绶、金、银及各种丝织品。至此，永昌郡西南地区，也入汉的版图。

　　白狼等部 明帝时，汶山郡以西的白狼、槃木、唐菆（zōu邹）等部约有一百三十余万户，六百余万口，自愿内属。他们作诗歌三章，献给东汉皇帝。当时的犍为郡掾田恭译出，题为《远夷乐德歌》、《远夷慕德歌》、《远夷怀德歌》，合称《白狼歌》，备述“白狼王、唐菆等慕化归义”之意。

　　《白狼歌》的原文（用汉字对音写出）和译文都保存在《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及注中。译文虽经封建官僚之手，带有浓厚的大汉族主义倾向。但基本内容应是符合实际的。原文中保存了大量的古代羌语的音、义和语汇，是研究西南地区与古羌人有关的少数民族的历史与语言的宝贵资料。

　　四、宦官与朋党

　　东汉从中期开始，政权主要控制在外戚和宦官两大集团手中。这两大集团各谋私利，互相斗争，政治黑暗。东汉后期，宦官掌权，政治更加腐朽，一部分比较正直的官吏和太学生结合起来，与宦官集团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1、外戚与宦官

　　东汉前期，皇帝很注意外戚干政，严格限制他们的政治权力，不使权势过大。章帝死后，和帝十岁即位。以后的继位皇帝也多是小儿，太后则是少年寡妇。太后临朝听政，实是依靠娘家的父兄掌权，因之往往形成庞大的外戚权力集团，左右朝政。小皇帝多非太后亲生，年长之后，畏忌外戚的权势，怕被废黜，就以身边的宦官为心腹，伺机除掉外戚集团，宦官又掌大权。这样的斗争在东汉中期的和、安、顺、桓四帝时各发生过一次。宦官干政的情况日益严重。第四次斗争是外戚梁冀擅权和宦官单超等诛除梁氏。

　　梁冀擅权 顺帝时，后兄梁冀继父梁商为大将军。顺帝死，他立两岁的小儿为帝，是为冲帝。次年冲帝死，他又立八岁的小儿为帝，即质帝。质帝虽小，但却知道梁冀专权骄横。在上朝时，他说梁冀，“此跋扈将军也。”梁冀很忿恨，就把质帝毒死，另立宗室十五岁的刘志为帝，是为桓帝，梁太后临朝。梁冀专权近二十年，亲属党羽布满朝廷和州、郡。大小官吏升迁，先向他谢恩，送大量的贿赂。这些官吏到任后，再疯狂搜刮人民。地方官吏向中央送贡品，要将最好的贡品先送给梁冀，次品送给皇帝。扶风（即右扶风，今陕西兴平）人士孙奋家中很富，梁冀送给他一套车马（四马一车），向他借钱五千万。士孙奋畏于梁冀的权势，不得不给；但却只给他三千万，他大怒，胡说士孙奋之母是梁家的奴婢，偷盗了梁家白珠十斛、紫金千斤。于是逮捕了士孙奋兄弟，士孙奋死于狱中，全部家产被没收，其资产共值一亿七千余万钱。梁冀还劫略几千口平民为奴婢，称这些奴婢为“自卖人”。

　　梁冀在雒阳周围强占民田，调发农民，建造了一座私人苑囿，周围千里，梁冀不许人触动苑中的一草一木。有人误杀了苑中的一只兔子，竟有十多个人因受牵连而遭杀害。

　　梁冀一家前后有七人封侯，出了三个皇后，六个贵人，两个大将军，娶公主为妻者三人，其余任卿、将、尹、校的，有五十七人。桓帝本是河间王刘开之孙，十五岁时，为梁太后和梁冀 所立。他对于梁冀也很惧怕。

　　单超等诛除梁氏 公元159年（延熹二年），梁皇后死，桓帝与中常侍单超、具瑗（yuàn院）、唐衡、左悺（guàn贯）、徐璜等五人合谋，以虎贲、羽林千余人包围了梁冀的府第，梁冀自杀，梁氏的族人亲戚不论长少，皆弃市。因牵连被杀的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有数十人，故吏、宾客被免官的有三百余人。据说“朝廷为空”。没收梁冀的财货被出卖后，共得钱三十余亿。这是宦官对外戚的第四次打击。单超等五人以功同日封侯，史称“五侯”。诛除梁冀及其党羽，对当时的政治、社会都有好处；但从此以后，东汉政权为宦官垄断。

　　2、清议与党锢

　　宦官垄断政权以后，政治日益黑暗，一些比较正直的高级官吏、在野的地主士人和太学生，采取各种形式，对宦官集团展开了斗争。于是相继发生了“清议”运动和“党锢”事件。

　　宦官肆虐 宦官专权以后，排斥打击一般官僚士大夫，重用宦官的子弟、亲属和投靠他们的官僚。《后汉书·朱晖（huī挥）传》附《朱穆传》曰：宦官“手握王爵，口含天宪”，“天朝政事，一更其手，权倾海内，宠贵无极，子弟亲戚并荷（hè贺）荣任。”他们抢夺民财，略取民女以为婢妾。中常侍侯览侵夺宅舍三百八十一所，侵夺田地百一十八顷，起立第宅十六区，还虏略良人为奴婢。他的哥哥侯参任益州刺史，为了侵夺民财，诬人以“大逆”之罪，捕杀后，霸占财产，前后侵夺民产以亿计。《后汉书·单超传》曰：“五侯宗族宾客虐遍天下，民不堪命，起为寇贼。”腐朽反动的政治统治加速了土地的恶性兼并，广大农民纷纷破产，流离失所，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

　　清议 宦官专政不仅使政治黑暗，而且也垄断了仕途。这时的选举、征辟（bì闭），都要按照他们的爱憎行事，这就严重地侵夺了士人的上进之路。这一时期，太学生已发展到三万余人，各郡县的儒生也很多，他们上进无门，就与官僚士大夫结合，在朝野形成一个庞大的官僚士大夫反宦官专权的社会政治力量。他们“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覈（hē核）公卿，裁量执政。”这就是所谓的“清议”。

　　所谓“激扬名声，互相题拂”，主要是比较廉正的官吏、士人、太学生等互相标榜。如说：“天下模楷李元礼（李膺），不畏强御陈仲举（陈蕃），天下俊秀王叔茂（王畅）。”所谓“品覈公卿，裁量执政”，主要是批评宦官专权乱政。如说：“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这样的议论自社会流入太学，太学生以郭泰为首，奉司隶校尉李膺、太尉陈蕃为领袖，公开与宦官集团相对抗。

　　党锢 官僚士大夫和太学生们不仅在舆论上抨击宦官，还试图在政治上打击宦官势力。桓帝永兴元年（公元153年），冀州刺史朱穆在安平（今河北冀县）逮捕了宦官赵忠的不法家属。桓帝大怒，把朱穆撤职，关进左校服劳役。太学生刘陶等数千人诣阙上书，为朱穆申辩。并说：“愿黥首系趾，代穆校作。”桓帝迫于舆论，赦免了朱穆。

　　延熹五年（公元162年），中常侍徐璜、左悺向中郎将皇甫规勒索钱财，皇甫规不理。徐璜等就给他强加以罪名，关进左校服劳役。一些官吏和太学生张凤等三百余人，诣阙上书。皇甫规亦被赦免。

　　这样，官僚士大夫和太学生与宦官集团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

　　延熹九年，术士张成教唆其子杀人，为司隶校尉李膺逮捕。

　　适逢国家有赦令；可是李膺因张成与宦官关系密切，就把他们处死。张成的弟子牢脩上书，诬告李膺与太学生、诸郡儒生及游学士人“共为部党，诽讪（fěi shàn匪善）朝廷，疑乱风俗。”桓帝大怒，逮捕了李膺等二百余人。后经尚书霍谞（xǔ许）、城门校尉窦武等一再向桓帝说情，才得赦免回归田里，但却禁锢终身。这是第一次“党锢”。自这次事件之后，“正直废放，邪枉炽结”。大量的不愿与宦官集团为伍的士大夫、太学生等进一步结合，并推出了他们的首领或代表人物。就是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三君是窦武、刘淑和陈蕃，君就是“一世之所宗”之意。他们与宦官集团的对立和斗争进一步激化。

　　第二年，桓帝死，灵帝立。太后之父窦武以大将军的身份与太傅陈蕃辅政。他们起用了李膺和其他一些被禁锢的名士。次年，他们又共谋诛除宦官集团。可是，由于事泄，宦官曹节发兵逮捕窦武，窦武自杀。窦氏宗族、亲戚几被杀光。又次年，曹节等以“部党”之罪名，再次逮捕了李膺等一百余人，这些人都死在狱中。他们的父子、兄弟、门生、故吏等，凡是做官的，一律免官禁锢，禁锢范围扩大到五服以内的亲属。这是第二次“党锢”。

　　这次党锢直到中平元年（184年）黄巾大起义时才被解除。建议解除禁锢的也是一个宦官，即中常侍吕强。他怕受禁锢的人心怀不满，与张角等“合谋”，因之提出这一建议。灵帝接受了这个建议，下诏解除了“党锢”。统治阶级内部的这场长达数十年的斗争，在农民起义面前，暂告中止。

　　五、东汉末农民战争

　　桓帝死，无子，窦太后和她的父亲大将军窦武迎立河间王刘开之曾孙刘宏为帝，是为灵帝。不久，宦官杀窦武，灵帝成为宦官的傀儡。灵帝为了保住自己的皇位，极力讨好宦官。竟说：“张常侍（让）是我父，赵常侍（忠）是我母。”他为了积聚钱财，在西园公开定价卖官。赚钱入私囊，命人回河间买田地，建宅舍。宦官们肆无忌惮的搜刮人民，当时有“五邪嗣虐，流行四方”之说。当时，在农村中广泛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小民从来不可轻。”这首歌谣的出现，预示着农民革命的大风暴即将到来。

　　1、黄巾大起义

　　太平道 太平道是早期道教的一支，大约产生于东汉中期。东汉末年，太平道首领张角是巨鹿（今河北平乡）人，自称大贤良师，在各地传教，手执节杖，教病人叩头思过，饮符水以治病。广大人民饥寒交迫，生活痛苦，也以信奉太平道寄托精神。后来，张角和他的信徒们在阶级斗争形势的推动下，走向了革命道路。

　　张角传教十余年，在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有信徒数十万人。他为了发动起义，分各郡国为三十六方，大方有部众万余人，小方六、七千人，为起义的基本力量。他们宣布了这样一个口号：“苍天（东汉）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用来鼓动广大农民起来革命。还派人到京师雒阳和各州郡，在官府的门上，用白土书写“甲子”二字，以警告反动统治者们，并扩大宣传鼓动工作。当时的形势，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黄巾大起义 张角原定于184年三月五日起义。可是由于叛徒唐周告密，决定提前于二月间起义，各地起义军以黄巾包头。张角称天公将军，其弟张宝称地公将军，张梁称人公将军，领导巨鹿的黄巾军。其他地区如颍川（治今河南禹县）、汝南（治今上蔡）、陈国（治今淮阳）、南阳、东郡、扬州（治今安徽和县）以及幽州、益州等地，都爆发了黄巾起义。《后汉书·皇甫嵩传》描述说：“所在燔（fán凡）烧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据，长吏多逃亡，旬日之间，天下响应。”

　　黄巾起义后，汉灵帝和宦官们十分恐慌。他们一面调集军队，保卫京师雒阳；一面以皇甫嵩、朱儁（jùn俊）、卢植为中郎将，率军进攻黄巾军。各地的豪强地主也把宗族、部曲、家兵组成地主武装，修筑坞堡，与黄巾军相对抗。

　　皇甫嵩和朱儁共有四万余人，在进攻颍川黄巾时，朱儁被击败，皇甫嵩被围困在长社（今河南长葛）城中。后来他们得到曹操的支援，打败颍川、汝南、陈国黄巾，屠杀起义农民有数万之多。

　　东汉王朝原派卢植进攻张角，被张角打得大败。朝廷撤了卢植的职，另派董卓进攻张角，亦被张角打败。朝廷再调皇甫嵩进攻张角。此时，张角病死，部众由张梁和张宝率领。皇甫嵩用偷袭的办法打败了黄巾军，张梁战死，黄巾军英勇牺牲的有八万多人。皇甫嵩又进攻下曲阳（今河北晋县）张宝部，张宝战死，所部死伤被俘的有十余万人。

　　东郡和南阳等地的黄巾军也先后被皇甫嵩、朱儁等镇压下去。这些起义军的领袖们都在作战中英勇牺牲了。

　　这些黄巾大起义从中平元年（184 年）二月开始，到十一月失败，共战斗了九个月。组织在黄巾旗号之下的起义军约有百余万人，起义风暴席卷全国。这次起义是有计划有纲领有组织有准备的，起义地区广大，战斗英勇，给予东汉王朝和豪强地主以沉重的打击。这次起义虽被镇压下去，可是革命的烈火却已经燃烧起来了，各地的斗争前赴后继。

　　2、黑山黄巾与青徐黄巾

　　黑山黄巾 张角领导的黄巾军失败后才三个月（中平二年二月），各地又爆发了新的农民起义。战斗在中山、常山、赵郡、上党、河内等郡国山区的起义军有上百万人，号称 “黑山军”或“黑山黄巾”，部属很多。大部二、三万人，小部六、七千人，他们共同推举张牛角为帅。张牛角战死，又公推张飞燕（原姓褚）为帅。这支起义军转战于河北诸郡十余年，和军阀袁绍、曹操进行了艰苦的斗争，处死了许多郡守、县令（长）和地主，给予地主阶级以沉重的打击。后来，在军阀混战中，张飞燕为公孙瓒所利用，进攻袁绍，被袁绍击败，张飞燕率部投降了曹操。

　　青徐黄巾 中平五年（188年），黄河以南的青州和徐州一带再次爆发了农民大起义，在青州的称“青州黄巾”，在徐州的称“徐州黄巾”，合称”青徐黄巾军”，连破州、郡，诛杀长吏，许多官僚、地主被迫逃亡他郡或渡海逃到辽东。这两支起义军人数也发展到一百余万。

　　可是青徐黄巾多为破产农民组成，由于战争激烈，家属随军的很多。如青州黄巾，有主力军三十万人，而随军妇孺老弱竟达一百余万口，粮草不继，行动困难，严重妨碍战斗。后来在济北（今山东长清）连被击败，又为曹操的军队尾追，最后投降了曹操，为曹操编为“青州兵”。徐州黄巾也先后被击破。

　　3、汉中、巴蜀的农民政权

　　五斗米道 张角领导的黄巾起义爆发不久，天师道首领张修也于同年七月领导巴郡和汉中的农民起义。天师道的传教方式和太平道基本相同。因使受治的病人出米五斗，所以也叫做“五斗米道”。

　　天师道的另一个首领张鲁，三代传教，自号师君，下属有祭酒，各领部众，部众多者称治头大祭酒，信徒很多，是一个很大的政治势力。

　　张鲁政权 益州牧刘焉为了扩充自己的势力，在益州搞独立王国，于初平二年（191年），以五斗米道首领张鲁为督义司马、张修为别部司马，攻占汉中（治今陕西汉中）。张鲁杀张修，又镇压了一些豪强地主，在汉中、巴郡建立了一个农民政权。这个政权是政教合一、劳武结合的。他的主要经济、政治纲领是：一、诸祭酒各在辖区内的大路上设置义舍（旅舍），内储有米、肉等，来往行人吃饭不要钱，目的是为了招徕关中地区的流民，以充实汉中人口；二、犯轻微罪过的人罚修道路；三、犯法的人，以说服教育为主，初犯者处理从宽，“先加三原，然后行刑”；四、不设置官吏，以宗教首领祭酒兼管政事。史书说张鲁在汉中实行这些政策的结果，“民夷便乐”，流民来归的，前后有数万家。

　　在汉中、巴郡，汉族、夷族地主仍然很多，在张鲁统治的二十多年中，阶级分化。土地兼并在发展，张鲁及其统治集团也越来越贵族化了，曾一度反映农民利益的张鲁政权逐渐变质为封建地主政权。

　　建安二十年（215年），曹操率十万人进攻汉中，张鲁向曹操投降了。

　　4、黄巾大起义的历史意义

　　黄巾大起义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第三次伟大的农民革命运动。这次起义比秦末和西汉末的农民大起义有明显的进步。主要有两大特点：一、这次起义是有计划、有纲领、有组织、有准备；二、利用宗教组织发动农民起义。这次起义虽被镇压下去了，但它的历史意义是巨大的。主要历史意义有如下三点：

　　一、推翻和改造了地主阶级的黑暗统治——东汉后期，宦官专权，政治极端腐朽反动，徭役、赋税不断增加，其他搜刮也极严重。这样的黑暗统治加速了土地兼并和农民破产的过程，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经济。黄巾大起义在广大地区打击了官僚、地主，基本上摧毁了东汉王朝的统治，破坏了世族大地主建立的封建统治秩序，使东汉王朝的统治分崩离析，名存实亡。

　　二、调整了土地占有关系——黄巾大起义后，土地兼并暂时缓和下来，许多为贵族、官僚、地主占有的土地转移到农民手中。这些农民后来不论是自耕农民还是屯田农民，所受剥削和奴役，都比农民起义以前有所减轻，生活比较稳定，生产积极性也有提高，促进了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三、发扬了中国人民的光荣的革命传统——在黄巾起义的过程中，起义军领袖们临危不惧，勇于牺牲的精神，作为中国人民的光荣的革命传统而载入史册。在此后一千七、八百年的历史中，一直在鼓舞着广大农民进行革命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