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国 北朝（下）

　　三、北朝社会经济的发展

　　黄河流域的社会经济，只是在西晋的太康时期一度有恢复发展，此后经“八王之乱”和“五胡十六国”时期的破坏，社会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北魏统一以后，社会比较稳定，情况稍有好转。孝文帝改革以后，才开始有所发展。

　　1、农业

　　农业技术 北魏孝文帝实行均田制、三长制和新的户调制以后，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尤其是迁都洛阳以后，这一情况更加明显。首先表现在开荒上面。在北魏前期，洛阳一带乃至黄河中流的广大地区，到处荒芜，人烟极少。自孝文帝改革之后，许多过去逃亡异乡的汉族劳动人民相继回到这里，开荒种地，耕地面积在不断扩大，粮食生产也在增加。内迁的鲜卑族劳动人民和其他族人民，逐渐减少乃至放弃以狩猎或畜牧为主的谋生之道，而转向农业生产，也在开荒种地，成为农民。

　　在农业生产上用牛的情况增多，铁农具使用的范围也有扩大，农具种类增多，式样也有改进。主要农具有铁制犁、�、铲、锸、锄、镰等。其中的全铁曲柄锄增多了，这对于中耕、除草都很有利。农民们在生产中很注意深耕细作，亦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例如很关心时令，鉴别土壤，防旱保墒，田间管理等。对于各种作物的选种、育种、栽培、积肥、施肥等技术，也积累了丰富的知识或经验。

　　水利 自改革之后，水利事业也有恢复和发展。太和十二年（488年），冯太后和孝文帝下诏，指令长城以北和阴山以南的北边六镇和云中50000010_0321_1、河西、关内各郡，都要开种水田，并要通渠灌溉。不少地方官吏也注意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因之在关东和关中修复和新开的沟渠、陂池很多。“范阳郡有旧督亢渠，径五十里；渔阳燕郡有故戾陵诸堰，广袤三十里。皆废毁多时，莫能修复。”裴延儁（jùn俊）任幽州刺史，修复了这些水利工程，灌溉田地百万余亩。水利的兴修对于农田灌溉和交通运输都起了重大的作用。

　　西晋时期，各地有很多水碾、水磨和水碓。十六国混战时期，几乎破坏殆尽。这时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这种先进的粮食加工工具相继在洛阳和关中一带重新出现。仅洛阳城西的谷水沿岸就有水碾、水磨几十区，“计其水利，日益千金。”

　　寺院地主庄园 北魏的统治者亦利用宗教以统治人民，因之佛教发展很快。北魏末期，洛阳的佛寺多达一千三百六十七所，全国佛寺多达三万余所，僧尼二百余万人。后来，北齐有寺院四万余所，僧尼一百余万人。北周有寺院一万余所，僧尼二百余万人。

　　大大小小的寺院都有自己的田产。大部分寺院和地主庄园差不多。少数上层僧尼同于大地主，一般僧众是寺院中的被剥削者，整日从事于寺内的生产劳动和杂役，过着牛马不如的艰苦生活。较大的寺院都拥有较多的僧祇（qí其）户，僧祇户是由国家拨给的。寺院还拥有寺户（亦称佛图户），是由官府拨给的犯罪百姓或官奴充当，“以供诸寺扫洒，岁兼营田输粟。”孝文帝时，“僧祇户、粟及寺户，遍于州镇。”僧祇户和寺户都不再负担国家的租税和徭役。不仅这样，有些自耕农或贫困农民为了逃避国家的赋役，甘愿投奔到寺院的荫庇之下，将田产献给寺院，自己则充当寺院的佃农。就这样，许多寺院拥有大量的田地和劳动人手，并封锢山泽，成为寺院庄园地主。

　　这些寺院不仅驱使僧祇户、寺户、佃农从事农业生产，还进行各种手工业生产，主要满足上层僧尼的生活需要，也解决寺院本身的生产和生活需要，实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寺院还经营高利贷。

　　2、手工业

　　北魏自改革以后，手工业也由恢复而发展。主要手工业有冶铁业、纺织业和制瓷器。

　　冶铁业 当时的冶铁技术有锻铁和铸铁。兵器、铁甲和车马具等，主要使用锻铁制造的。从考古发掘来看，这时用锻铁制造的器物，其数量之多，质量之高，都超过了魏晋时期。铁制手工工具很多，也很进步，这是兴建土木工程和水利工程的重要条件。这时，中国的北方开始大规模的开凿石窟寺。属于北魏前期的最具有代表性的石窟寺有大同的云岗石窟。北魏迁都洛阳以后，有洛阳的龙门石窟。以云岗石窟为例，始凿约在公元452年（兴安元年），止于494年（太和十八年），现存洞窟五十三个（主洞二十一个），造像五万一千余尊，最大的一尊高达十七米。开凿这样一些巨大的艺术宝库，高超的技术条件固然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铁工具的增多和进步，无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纺织业 北魏中后期，纺织业亦有发展，主要是丝织技术有很大进步。织有各种花纹的锦、绮和刺绣，都有新的特点。

　　在敦煌莫高窟发现的满地施绣的佛说法图残片，是公元487年（太和十一年）在中原地区制作的。在残宽六○至七○厘米、残高四一厘米的画面上，绣有坐佛、立菩萨、男女供养人、多样的散花，还有一百五十四个字的发愿文，而且线条流利，还使用了前所未见的两三晕的配色技法，使画面接近于绘画。

　　制瓷业 北魏中后期，制瓷业有新的发展，工艺技术也有进步。在北魏中期，北方瓷器的形态和纹饰，多和长江流域的产品相类似，主要是厚釉的青瓷器。此后，北方的制瓷业迅速发展，出现了自己的风格。不仅出现了各种深浅不同的青色釉，而且在青瓷基础上较成熟的烧造出黄釉、酱釉、褐黄釉和黑褐釉等。器具的种类也增多了，出现了形态不同的罐、壶、瓶、盘等。高约七○厘米的、仿金属器的饰有仰覆莲的六系青瓷尊，是当时中原地区青瓷的代表作。

　　3、商业

　　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恢复和发展，商业也在恢复、发展。

　　洛阳商业 北魏孝文帝自迁都洛阳以后，洛阳的长期荒凉的面貌迅速改变了，不仅成为北魏的政治中心，也逐渐成为北方最大的商业城市。

　　当时的洛阳有居民十万多户，城内外的居民区共有二百多个里（坊），多分行业或按身份分别居住。洛阳的市场很多，城西面的西阳门外，有“洛阳大市，周回八里，”是洛阳最大的市场。在大市的东、西、南、北四面共有十里，亦分行业居住。《洛阳伽 蓝记》卷四曰：“凡此十里，多诸工商货殖之民。”每个里都有很多因从事工商业而发家致富的人。例如通商、达货二里，“资财巨万”者很多。其中最富的名刘宝，为经营商业，竟在各州郡都会之处遍设有联络点，养有马匹，以便向他报告各地的物价信息。

　　洛阳城南修有四夷馆，还有四个里。其中的金陵馆和归正里，主要是用来安排南朝人来归者居住的。燕然馆和归德里主要是用来安排漠北民族来归者居住的。这里街道整齐，“青槐荫陌，绿树垂庭。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在洛水南有“四通市”，伊水和洛水的鱼，多在市上出卖。当时有“洛鲤伊鲂，贵于牛羊”的谚语。

　　上述的情况反映了当时的洛阳是很繁盛的。

　　国内商业 洛阳以外的北方各地在孝文帝改革之后，商业也有发展。商业有官营和民营两种。官营盐、铁是专营性质，包括了生产和销售。北魏后期，在沧、瀛、幽、青四州境内，傍海取盐，每年收盐约二十一万斛。大部分冶铁业也掌握在官府手中。北魏王朝还在一些重要城市设立常平仓，丰年销售绢帛，收购粮食；荒年则减价出售粮食。这样以保持物价的稳定。这项制度在北齐和北周时，亦被采用。

　　民间出现了不少以贩卖为主的大小商人，主要经营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在北方和南方对峙的情况下，商业往来也在发展，主要是由民间商人进行的。商业有所发展，商品交换关系对货币的需要也日益迫切。太和十九年（495年），孝文帝下令铸造“太和五铢”青铜钱，于是，市场上以货币为交换手段的渐多，商业进一步发展。

　　国外贸易 北魏和朝鲜半岛诸国、日本、中亚、西亚以及地中海沿岸诸国，都有商业往来，外国人来洛阳经商或居住的很多。《洛阳伽蓝记》卷三曰“葱岭已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

　　丝绸之路仍然是沟通中国和中、西亚的重要商道。我国的丝织品继续输出到西方，养蚕、缫丝和丝织技术也于这时传到西方。伊朗人很快地掌握了这种技术，并织出了具有民族色彩的“波斯锦”传到中国。解放以前和解放以来，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新疆、青海、陕西、河南、山西、河北、内蒙古等地，发现了许多拜占庭的金币和伊朗人建立的萨珊王朝的银币，其中大量的是北魏时期传来的。这也反映了当时北魏与中、西亚的商业往来是密切的。

　　四、北魏末各族人民大起义

　　1、起义背景

　　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社会经济有所发展，社会比较稳定；可是多数鲜卑贵族在政治上无所追求，在生活上日益奢侈腐朽。特别是孝文帝死后，情况更加严重。孝文帝的儿子宣武帝，“好游骋（chěng逞）苑囿”，“嬉戏无度”，“不亲视朝”。咸阳王元禧为宰相，大肆搜刮。家中有奴婢千余人，在许多地方置有田产和以经营盐、铁为主的手工业或商业。高阳王元雍有“僮仆六千，伎女五百。出则仪卫塞道路，归则歌吹连日夜。一食直钱数万。”元晖领右卫将军，卢昶为侍中，因都贪婪无厌，致有“饿虎将军，饥鹰侍中”的绰号。贵族元诞为齐州刺史，大肆搜刮。别人说他“贪”，他还不以为然地说：“齐州七万户，吾至来，一家未得三十钱，何得言贪！”吏部还公开卖官，大郡太守价绢二千匹，次郡一千匹，下郡五百匹，其他大小官职都有定价。人们叽骂吏部为“市曹”。买官者到任之后，疯狂地剥削人民。所谓“天下牧守，所在贪惏（婪）。”在这样的一个腐朽反动的集团统治之下，政治日益黑暗，兵役、徭役、赋税有增无已。各地地主、寺院对广大劳动人民也进行残酷的剥削，人民的苦难不断加重，社会亦动荡不安，各地的农民或沙门起义风起云涌。

　　2、各地相继起义

　　六镇起义 六镇是沿长城一线之北的六个军镇，自西而东，为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位置南北交错，是北魏为防御柔然等漠北民族而设立的。镇将和镇兵都是鲜卑族人。

　　另有镇民，为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居民以及内地因犯罪而发配北边的人等。

　　这里的生活条件本来就很艰苦，镇兵和镇民又受镇将和各族豪酋的残酷剥削和奴役，生活更加痛苦。孝明帝正光四年（523年），柔然南侵，怀荒镇兵、民缺少食粮，请求镇将开仓发粮，以便抵御柔然。镇将拒绝开仓，兵、民异常愤怒，随聚众捕杀镇将，举行起义。次年春，沃野镇镇民、匈奴人破六韩拔陵也聚众杀镇将起义，其他各镇的兵、民纷起响应，一时北边都处于各族人民大起义的形势之下。

　　北魏朝廷屡派军队前往镇压，都遭到失败。正光六年春，北魏统治者勾结柔然主阿那瓌（guī龟）联合镇压起义军。阿那瓌以十万大军进攻破六韩拔陵，破六韩拔陵战斗不利，率众渡过黄河南移，当时尚有众二十余万人。不幸为北魏军所截击，起义军大败。破六韩拔陵被杀，起义失败。

　　河北起义 在破六韩拔陵失败以后，他的二十万兵民都成为北魏官府的俘虏，被官府分散安置到定（治今河北定县）、冀（治今冀县）、瀛（治今河间）三州就食。当时河北连年遭受水旱之灾，人民四处逃散。这些被俘的兵民前来，更增加了这一地区的困难。于是，这年八年，柔玄镇兵杜洛周率领被俘兵民在上谷（治今怀来县大古城）起义，安州（治今隆化）一带的戍兵两万多人和汉族人民群起响应。次年（孝昌二年，526年）四月，大败魏军于蓟城（今北京城西南）北。十一月，攻破幽州（治今北京城西南），逮捕魏幽州刺史王延年及行台常景，声威大振。

　　孝昌二年初，怀朔镇兵鲜于修礼亦在定州左人城（今河北唐县西北）起义，六镇余众和汉族农民纷起响应。八月，鲜于修礼死，部众在怀朔镇将出身的葛荣率领下继续战斗，曾击杀魏章武王元融。葛荣自称天子，国号齐。

　　这时，杜洛周和葛荣两支起义军所向披靡，已控制了今河北省的大部分地区。可是葛荣怀有个人野心，于武泰元年（528年）二月杀杜洛周，吞并了杜洛周的部众。九月，葛荣在滏口（今磁县西北）为魏柱国大将军尔朱荣击败被俘，在洛阳就义，余众败散。

　　山东起义 在河北大起义期间，河北地区约有二十多万汉族流民逃到了青州（治今山东益都）一带，他们生活无着，饱受当地官僚、地主的欺凌。公元528年（孝庄帝建义元年）六月，邢杲领导河北流民在北海（治今潍坊市西南）起义，山东的贫苦农民纷纷响应，部众迅速发展到十余万人，邢杲自称汉王。邢杲是河间（今河北献县）大地主，曾任北魏幽州北平府主簿，后随流民到青州。他起义后，曾攻占光州（今山东掖县）等地。次年，为北魏上党王、大将军元天穆所败，邢杲投降，在洛阳被杀，起义失败。

　　关陇起义 六镇起义不久，关陇地区也发生了各族人民大起义。这里的起义军主要有两支，一由高平镇（今宁夏固原）敕勒族酋长胡琛率领，一由原秦州城兵、羌人莫折大提率领。

　　胡琛是响应破六韩拔陵起兵的，自称高平王，遣军进攻豳（今甘肃宁县）、夏（今内蒙古乌审旗南白城子）、北华（今陕西黄陵县西南）三州。他死后，部众由万俟（mò qí末其）丑奴率领。丑奴为鲜卑族人（亦说匈奴别部）。他攻占魏的东秦州（今甘肃夭水），复围攻岐州（今陕西凤翔），自称天子。公元530年（孝庄帝永安三年），丑奴为尔朱天光击败被俘，在洛阳就义。

　　莫折大提起兵后，自称秦王。他派兵攻破高平镇，杀镇将赫连略和行台高元荣，不久病死。其子莫折念生继续率众战斗。念生自称天子，国号秦。在攻占岐州时，杀北魏都督元志和岐州刺史裴芬之等，一度攻占潼关，威胁洛阳。后来念生为叛徒所杀，所部并入万俟丑奴的领导下，又战斗了三年，最后失败。

　　3、各族人民大起义的历史意义

　　北魏末年各族人民大起义是鲜卑、匈奴、敕勒、氐、羌、汉族的民族联合大起义，共同反抗北魏鲜卑族统治集团和汉族大地主阶级而进行的阶级斗争。起义或战斗地区遍及北魏全境，斗争十分残酷。主要意义有如下三点：

　　一、这次大起义，攻陷了许多州、郡，杀死了许多北魏的贵族、重要将军、官僚，摧毁了许多政府机构，使北魏王朝的黑暗腐朽的统治濒于崩溃。

　　二、这次大起义沉重打击了各少数民族的贵族首领，亦沉重打击了汉族地主，调整了土地占有关系，改善了劳动人民的人身隶属关系或社会地位，有利于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三、这次各族人民联合大起义体现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阶级斗争的重要特点，体现了各民族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在这次大规模的共同斗争的过程中，改善了民族关系，加深了民族之间的了解，促进了民族团结和民族融合。

　　五、东魏、北齐 西魏、北周

　　各族人民大起义给予北魏统治集团以沉重打击，也加剧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孝明帝武泰元年（528年），战争方炽，可是胡太后却毒死己子孝明帝元诩（Xǔ许），另立宗室三岁小儿元钊为帝，自掌大权。尔朱荣以为孝明帝报仇为借口，率兵南渡黄河，进攻洛阳，将胡太后和元钊小皇帝一并投入黄河溺死，又杀王公卿士一千余人，这就是“河阴之变”。另立元子攸为帝。是为孝庄帝。孝庄帝杀尔朱荣，尔朱荣之侄尔朱兆又杀孝庄帝，另立元恭为帝，是为节闵帝。尔朱荣的大将高欢于普泰二年（532年）四月，打败尔朱兆，杀节闵帝，另立元脩为帝，是为孝武帝，欢自为大丞相，总揽大权。永熙三年（534年），孝武帝逃向关中，投靠宇文泰。高欢另立元善见为帝，是为孝静帝。从此北魏分裂为东、西两国。

　　1、东魏 北齐

　　东魏 高欢，原籍渤海郡蓨（tiāo挑）县（今河北景县），世居怀朔镇，为兵户，是鲜卑化的汉人。他所立元善见才十一岁。高欢将国都自洛阳迁至邺（治今河北临漳县西南邺镇），史称“东魏”，控制着洛阳以东的疆域，高欢掌大权。

　　东魏时期，在长期战乱之后，阶级关系、民族关系仍很紧张。高欢一再设法调和这种关系。他对“诸勋贵掠夺百姓者”采取宥容的态度。他说：“诸勋人身犯锋镝，百死一生，虽或贪鄙，所取者大，岂可同之常人也！”又经常讲缓和民族矛盾的话。对鲜卑人说：“汉民是汝奴，夫为汝耕，妇为汝织，输汝粟帛，令汝温饱，汝何为陵之？”对汉人说：“鲜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匹绢，为汝击贼，令汝安宁，汝何为疾之？”这些作法在缓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及调和民族关系方面，都起了一定的作用。高欢执政十六年，于公元550年病死，其子高洋废东魏孝静帝而自立，国号齐，史称北齐，亦称高齐。

　　北齐 北齐在河清三年（564年），再次颁行均田令。均田制基本上和北魏的相同。均田令规定：“一夫受露田八十亩，妇四十亩。”授田数较北魏加倍，是为了休耕。又每丁给永业二十亩，为桑田，规定用来种植桑、榆、枣树等，不在还受之限。农民授田只限于此数；可是又规定：“奴婢依良人”，“奴婢受田者，北齐帝系表（550—577年）亲王止三百人，嗣王止二百人，第二品嗣王已下及庶姓王止一百五十人，正三品已上及皇宗止一百人，七品已上限止八十人，八品已下至庶人限止六十人。”按照这样一个标准，贵族、官僚、地主们仅以奴婢之名合法领受的田地，其数量已极大了。所以必然出现“强弱相凌，恃势侵夺，富有连畛（zhěn诊）亘陌，贫无立锥之地”的局面。

　　公元559年，高洋死，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长期激烈的权力之争，政治黑暗，赋税徭役一再加重，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化，鲜卑贵族和汉族地主之间的矛盾也很严重。公元577年，北周武帝宇文邕出兵北齐，俘齐帝高纬（时已让位给子恒），北齐亡。

　　2、西魏 北周

　　西魏 北魏孝武帝于公元534年逃到关中，依靠宇文泰。

　　宇文泰，代郡武川（今内蒙古武川）人，汉化的鲜卑族，曾参加河北大起义。后投降尔朱荣，并在尔朱军中参加镇压关陇起义军。只有几年的时间，他全部控制了关陇地区。孝武帝逃到长安，他于当年十二月将孝武帝毒死，另立宗室元宝炬为帝，是为文帝，以长安为都城，史称“西魏”，控制着洛阳以西地区。宇文泰自为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掌大权。

　　宇文泰以鲜卑族原有的部落兵制为基础，建立府兵制，共有二十四军，分别由六柱国率领，总统于宇文泰。军士另立户籍，与民户有别。

　　公元556年，宇文泰死，其子宇文觉废西魏恭帝，自称天王，国号周，史称北周，亦称宇文周。

　　北周 宇文觉即帝位不久，为其堂兄宇文护杀死。公元560年，宇文邕为帝，是为武帝，宇文护仍掌大权。572年，宇文邕杀宇文护，亲自掌权。

　　周武帝是一个有才能的皇帝，他掌权后，做了许多改革，如整顿吏治，释放奴婢，严惩隐瞒田地、户口的官僚、地主，注意发展农业生产，加强中央集权，积极训练军队。他还发动对佛、道二教的打击，烧毁大量佛像和佛经，强制三百余万僧尼还俗，寺院占有的大量田地被没收，寺院占有的大量人口要向国家纳税服役。周武帝的这些改革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加强了北周的人力、财力和军力。

　　公元577年（建德六年），北周出兵灭北齐。至此，整个黄河流域和长江的上游，都由北周统一了。

　　杨坚代周 周武帝灭北齐、统一北方后，次年病死，太子宇文赟（yūn晕）即位，是为宣帝，时年二十岁。宣帝骄横狂妄，荒淫无度，重用亲信，大杀异己。搜天下美女充实后宫，整日沉湎（miǎn免）于酒色，不理政事。他于即位之次年，就传位给七岁的儿子宇文阐（chǎn产），自为太上皇帝，称天元皇帝；又次年即病死。宇文阐继位，是为静帝。宣帝皇后之父杨坚以假黄钺、左大丞相总理朝政。

　　杨坚祖上为弘农杨氏，是著名的世家大族。后居武川镇，累世有功于北魏王朝。其父杨忠在西魏时，屡有战功，赐姓普六茹氏。北周代魏，进位柱国大将军，封随国公。杨坚以父功，十五岁授散骑常侍、车骑大将军，后袭父封随国公。在灭齐时，立有大功。坚之妻为鲜卑大贵族、柱国大将军独孤信之女，坚之长女为宣帝之皇后。所以坚在宣帝时，已官高极大， “位望益隆”。

　　杨坚辅政，曾引起宇文氏贵族和皇亲国戚的疑忌，有的曾起兵反对，但都被镇压下去。杨坚在掌权后，进行了许多改革，《隋书·高祖纪》（上）说他“大崇惠政，法令清简，躬履节俭，天下悦之。”

　　这时，周取消左、右丞相之制，以杨坚为大丞相，又加大冢宰之称号。十二月，进爵为王。次年（大定元年，581年）二月，杨坚废静帝自立，国号隋。从此，北朝结束，隋朝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