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之战:秦汉两代大规模对外战争实录

　　秦、汉两代帝国，均有过大规模对外战争，且皆具备获胜的记录。这在不少后世人的眼里，成了不可磨灭的盛世象征。似乎用武力解决问题，就是民族尊严的体现。除去上纲上线外，少有人探究帝国对外战争的原因。毕竟，所谓尊严和面子问题并不是政治的全部。

　　河套草原是优质资产

　　秦、汉两个帝国，均有过大规模对外战争，且皆具备获胜的记录。尤其是汉帝国的胜绩更是彪炳史册，被后世广为传颂。民族主义者、唯物史观者，无不对此推崇备至，在他们的眼中，似乎开疆拓土，对外征战，用武力解决一切问题就是盛世的象征。一句口号喊得异常响亮: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关于此，我不想谈论如此意气用事有无必要，更不愿意上纲上线地把问题抬到民族尊严的高度上去。个人认为，摸清楚战争的起因及其根源，比关注胜负更为重要。因为影响到战争胜负的因素太多了，而且绝大多数因素都过于偶然。

　　在秦篇中，战争的利益脉络我们已经理清，但是并未详细介绍诱发战争的客观因素和承载战争的客观环境。现在，我们就着力在战争诱因和环境上做精细的分析，以便从中摸索出一些规律，顺便温习一下旧时的功课。

　　秦帝国时期，始皇帝政曾派大将蒙恬远逐匈奴，占领了曾属于匈奴人的领地——河套地区。河套地区旧称河间，其位于北纬37度线以北，黄河“几”字弯流域，囊括了银川平原以及鄂尔多斯高原、黄土高原的部分地区。这里土地肥沃、水草繁茂，可以说是天然的粮仓。曾有俗语说得好:黄河百害，唯富一套。

　　河套地区的富饶是由其地理位置所决定的，这里的气候、土壤、水源等天然条件均适宜农作物的生长，是当时游牧民族的主要栖息地。

　　经济压力迫在眉睫

　　前文中曾介绍过秦帝国的军国体制，这是秦主动对匈奴用兵的一个关键理由，即必须不断对外战争才能驱动国家机器，使社会的经济稳步有序地运转起来，同时夺取新的资源以供社会群落内成员使用。在秦帝国尽灭关东六国到对匈奴用兵前，前后有大约七年时间是没有战事的。军国停摆，意味着社会要面临一个运转惯性的问题。多年来习惯于征战的军人接近职业化，在社会分工中从事其他职业并不比长期处于军队外的人更有优势，说得更严重些，他们已经难以在常规的社会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获得他们期望中的经济收益。经济效益驱使这些无处觅封侯的职业化军人拥有再次从军的需求，若不能满足，则可能成为社会的一大安全隐患。安抚这些退伍军人的成本也是非常高昂的。

　　另一个点燃战争导火线的因素是经济压力，准确地说是人口压力。秦帝国统一天下之时，除去战时的伤亡外，并无大量杀戮平民的现象，而是将旧时六国的人口和土地一起接收过来，整合成一个大帝国。旧社会群落解散并融合进新社会群落中，得到最大限度保全的人口，会成为人口继续增长的基础。庞大的人口基数和无序的人口增长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就令社会感觉到经济的压力。前文记录过，公元前216年，秦帝国因政府制度的缺陷，导致了土地资源分配不合理，直接引起了经济危机的爆发，通货膨胀率奇高无比，具体表现则为粮食价格飙升。

　　公平地说，即使秦政府当时在土地制度上处理得体，预留好缓冲，也无法彻底根治人口压力的痼疾。也许矛盾不会表现得如此尖锐，呈爆发事态出现，可总有一天问题会呈现在眼前。归根结底，是生产技术的更新无法跟上人口的增长速度。

　　两者的压力都迫使秦帝国政府做出决断。在河套地区水土肥沃、宜耕宜农的诱惑下，在军事技术、力量上佳的前提下，秦帝国政府选择了最简单也是最直接的方式来解除这种经济压力——输出暴力，即战争。

　　在无新技术更新生产能力的前提条件下，有这样一个公式可以说明帝国政府的决策取决于什么:

　　经济资源总量/人口总数=人均资源数量

　　当人均资源成为一个额定数字，低于这个数字将无法保障生存时，那么能作为变量而进行变动的，只有经济资源总量和人口总数这两个条件了。换句话说，要缓解这个压力，办法可以是增加经济资源总量，也可以是消灭人口，更可以是两者皆有之。如此看来，战争是唯一的出路，虽然有悖于文明及人道。

　　对外，如果打赢，可以获得经济资源;打输，可以消灭人口。在不致因战争失败而遭对方反噬并导致灭国的前提下，对外发动战争是个好的选择。若无能力对外征战，那么对内镇压因经济给养不足而由民众自发组织的暴乱行为，也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

　　由此可见，民族尊严、大义都不是发动战争的根本理由，至多是一种借口。实实在在的硬理由，是与经济完全挂钩的，来不得半点虚假。

　　游牧经济的崛起

　　秦帝国鼎盛时期，作为北方典型游牧民族的匈奴，人口数量还比较少，居住得也比较分散，并未合成一支完整而强大的政治势力。秦帝国终结之后，北方游牧民族经历两代匈奴单于的整合，在中原大混战时期，终于形成了一个综合实力非常强大的社会群落。司马迁在《史记》中介绍匈奴时，曾谈及过这个问题。

　　有关匈奴社会的发展脉络，由于没有更多且详尽的资料证明，故无法提出疑义。只是有一点经济问题，让人比较难以理解。古书中关于游牧民族的记载、介绍，多称他们不从事农业耕作，日常饮食只局限于动物类食品，即肉、奶等完全来源于牲畜的食品。先不论营养问题，单是这食物的来源渠道，就很成问题。首先是渠道过于单一，其次是产量有限，这两点欠缺造成抵抗经济风险的能力极弱，同时难以满足人群正常的生存需求。以人正常的营养需求来看，游牧民族日常生活中也应该有一定比例的植物类食品，只是他们获得植物类食品的方式不像农耕民族那样靠深耕细作，而是比较粗放的简单采摘。

　　匈奴人的社会群落整合，与其社会结构发展有一定的联系，因气候变化而导致的经济结构改变，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所出现的风险，是促使社会群落主动合并的原动力。关于经济体规模与抵抗风险的关系，前文已经详细论述过，此处不再赘述。

　　以畜牧业为主要经济支柱的经济模式，其抵御风险能力脆弱，可延展性也比较差，人口增长速度稍微放快，社会群落内的经济链条立刻就会绷紧。至于遭遇到些许天灾人祸，社会秩序因经济动荡就会产生不可避免的混乱。如果社会群落内部无法消化经济压力，那么就会转向将经济压力施加给周边临近的社会群落。

　　河套地区，对于游牧民族来说，其意义之重大几乎等同于命脉。因为这里富足的经济环境，是扩大社会群落经济弹性并进一步发展的关键资源，是承载游牧文化的重要载体。失去这个地区，就等于失去了社会群落的半条命脉，所有战略发展规划都将改变，这必然是匈奴人不愿接受的。然而军事实力上的差距，使得他们无法正面对抗强大的秦帝国军队，只能将经济生活区迁移至秦帝国军队的军事打击范围之外。

　　由于游牧民族生活习惯所致，他们几乎长年生活在马背上，对于马匹的驾驭能力要远优于农耕民族。如果将这特性应用到军事技术中去，将会对部队的机动性和杀伤力带来巨大的提高。对于匈奴人来说，几乎不用特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