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琅

  施琅(1621~1697年)字尊侯,号琢公,明末清初泉州府晋江县衙口人。

  施琅出生于农民家庭。“有识度,膂力绝人”,因家貧,幼時弃文习武,一边帮助父亲务农以补家计,一边从师“习距阵击刺诸技,于兵法无不兼精,遂智勇为万人敌”。 史书上说他精习兵法,但为人偏狭。

  抗清

  崇祯十年(1637年),十七岁的施琅便加入郑芝龙(郑成功之父,参见《泉州人名录·郑芝龙、郑成功》)的军伍,任千夫长。后剿捕泉州山賊有功,明廷特授游击将军,曾随黄道周出关抗清。

  清·顺治三年(1646年),福建的南明王朝被清军打垮,郑芝龙降清。郑成功起兵南澳抗清,以金门、厦门为根据地,到处招兵买马。

  顺治六年(1649年),施琅与施显应郑成功邀请,到安平(今安海)加入郑成功的队伍,受郑成功的器重,任左先锋职,为郑成功部下最为年少、知兵 、善战的得力骁将。郑成功待他甚好,把他看成是自己的得力助手,礼遇甚渥,军储卒伍及机密大事悉与谋。施琅也一心一意为郑成功效劳,郑军自楼舰、旗帜、伍阵相应之法,均是施琅传授的。施琅还率郑军攻漳浦、征揭阳,抗击清军,战绩辉煌。

  投清

  据《先王实录》(亦称《从征实录》)、《赐姓始末》等书的记载,施琅甚有才干,但恃才倨傲,屡忤成功,早引起郑成功的恼怒。

  清·順治七年(1650年),清軍攻占广州,南明·永历政权危在旦夕。施琅主张不救,郑成功不听施琅劝告执意南下救援,施琅也只好于1651年在南澳下愿南下广东勤王,结果救援不了还损失惨重。

  1651年,郑成功率师至南头,郑軍严重缺乏粮饷,基本上依靠掳掠,其对象说是土豪,但实际上包括了广大老百姓。更为严重的是抢掠妇女,以鼓用兵。施琅強烈反对,拒不执行,还多次对郑成功正言劝阻。郑成功不但不听逆耳忠言,且对施琅日益反感及不满。后又因郑成功命他回厦门“未还其兵权”,使得二人关系惡化。

  施琅与郑成功的个性都是冲动、爆燥的,施琅与陈斌以及右先鋒黃廷发生过严重的冲突,令郑成功对施琅的印象更为恶劣,但因平时军事斗争紧张,郑成功无暇顾及解决私人矛盾问题,积怨日深,终有一天爆发了。

  那是因施琅杀亲兵而引起的。施琅亲兵曾德因犯罪而逃匿郑成功营部,求郑庇护,被郑成功提拔为亲随。施琅擒回曾德,成功得知后驰令勿杀,然施琅当时已“立杀之”。成功因此大怒。从此,两人演成为死对头。

  明·永历六年(1652年)四月二十日,郑成功下令逮捕施琅及其父施大宣、其弟施显。施琅被逮后,交由忠定伯洪习山缚于一船中。不久,施琅用计逃脱,匿藏于副将苏茂家中,郑成功下令搜查,但不可得。施琅出逃后,“去安平投施天福依(郑)芝豹(郑成功的叔父),求为排解”(江日升《台湾外纪》)。郑成功非但不接受调解,还在得知施琅逃入安平后派部下吴丰秘密去刺杀他。因施琅先已获得情报,吴丰刺杀失败。郑成功在盛怒之下,竟将施琅的父亲施大宣、弟弟施显杀了,致使郑、施关系不可挽回,仇恨不共戴天。

  至此,施琅既不能回归郑军,也不能久匿民间,被逼于1651年7月投清,与郑成功对抗。

  1657年,施琅以随征攻克闽安镇、罗星塔立功,授同安副将,统兵驻扎同安。随后,被荐举为同安总兵。

  1661年郑成功收复台湾。清·康熙元年(1662年)七月二十七日,清廷升任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施琅上任后,自同安出发,视察沿海防务情况,同时上疏朝廷,准备着手收复厦门。

  郑成功起兵抗清以来,率军统属经大小战役百余次。在斗争中,虽然每多用表扬奖励来鼓舞斗志,但其用法严峻,“果于诛杀”,常以杀立威。被郑成功诛杀的部将,单在《先王实录》中记有姓名的多达七十余员,有的还杀及妻儿并全家的。被诛杀者,除了有几起定为贪污罪外,其他多是战场上“怕死不前”者,有的不杀会影响军心,可也有的则是不该杀的,冤案、错案绝非仅有。这当中,杀施琅的父、弟,是郑成功一生中最大的错杀案。

  首征失利

  1661年4月,郑成功收复了台湾。

  康熙元年(1662年)五月,郑成功在台湾去逝,郑氏集团遂发生分裂。在台湾的郑军将领拥郑成功之五弟郑袭继位,而在厦门的将领却推郑成功之长子郑经(参见《泉州人名录·郑经》)继位,双方兵戎相见,内部陷于混乱,“每闻风声,慌乱不堪”。

  清王朝认为有机可乘,曾多次派员到厦门招抚郑经。郑经为了减轻压力,以便集中力量解决内部问题,遂派人与清朝谈判,交出南明皇帝赐给的敕书、印玺,作出愿意归顺清朝的姿态,清庭则要求台湾人众迁回内地,剃发易服。

  康熙二年(1663年)六月,郑氏集团内变平息,郑经谋求割据一方,回师金、厦,率众窥视福建,便以种种理由,拒绝履行和谈条件,和谈宣告失败。

  在统一和分裂的大是大非面前,施琅最先疾呼:只要郑经不肯接受招抚,就应用武力平台,迅速实现国家统一。

  康熙的政策是“寓剿于抚”。康熙二年(1663年)十月,清·靖南王耿继茂、福建总督李率泰发兵攻金厦两岛。由马得功、郑鸣骏军队及荷兰船队出泉州港向金门进攻,施琅、黄梧率队出海澄港攻厦门。郑经部队寡不敌众,金、厦失守,退守铜山(今东山)。

  清政府乘机展开了大规模的招降活动。在高官厚禄的引诱下,郑军人心浮动。 1664年,郑军自承天府南北总督周全斌、前提督黄廷、水师统帅忠靖伯陈辉以下数十员镇将、总兵、都督共文武官员3985人降清。郑军损失兵力10余万人,大小战船900余艘,宿将精锐十去七八。面对全军即将瓦解的严重局面,郑经万般无奈,只得放弃沿海岛屿,退出厦门,率残部逃往台湾。施琅建议,乘他率兵攻取金厦新胜,“进攻澎湖,直捣台湾”,使“四海归一,边民无患”。

  康熙三年(1964年)7月10日,清王朝授施琅为靖海将军,周全斌、杨富为副帅,率领原郑军水师部队进征台湾。

  康熙三年(1664年)十一月间,施琅选择冬天偏北风的季节,首次率领舟师起航攻打台湾,不料船队航行到洋面上遇上飓风,无法行进,只得返回,连敌人的面也没有见到。

  康熙四年(1665年)三月,施琅选择春季第二次发兵台湾,自铜山(东山)启航。史料记载:“乃于本月二十六日会同众伯、总兵官等,率领所有舟师开驾,驶入外洋。时因风轻浪平,驶行三昼夜,尚难于前行。二十八日,暂且依山泊船汲水。二十九日,再行开驾,又通东风迎面扑来,迫于无奈,返回菲罗。” 这次出航的前3天虽然没有碰到风浪,但是风力太小或无风,致使以风帆为动力的舰队行进速度缓慢,进展很不顺利,只得找地方抛锚休息与补充淡水,第4天船队开拔后,气象条件又发生变化,遇到了偏东迎面的逆风无法行进,只得折回。

  此后的半个月里,天气一直不好,休整一周后,施琅率领船队又启程了。施琅在给皇帝的奏折中称:“本月十六日,天时晴究,臣又会同众伯、总兵官等,率领舟师开驾,进发台湾。十七日午时,臣等驶入澎湖口,骤遇狂风大作,暴雨倾注,波涛汹涌,白雾茫茫,眼前一片迷漫。”这次出征后的天气更加糟糕,航行中突然遭遇到如此恶劣的风暴,致使“我舟师不及撤回,皆被巨浪凌空拍击,人仰船倾,悲号之声,犹如水中发出,情势十分危急。”风暴把清军船只的桅杆刮断裂,篷帆被风撕破,船桨折断,船舱漏水,船队只能随风飘荡。所幸飓风只是把船队吹散了,有少数小船被风浪掀翻,失踪人员不多,损失不是很大,连施琅自己的指挥船也被吹到了南边的广东省潮州地界,直到二十六日才返回厦门。

  此后施琅被调入京,就这样,康熙初年清军收复台湾的行动因气象条件而失利,统一台湾之事只得搁置了下来。

  当时两岸虽武装对峙,但又都有一定的和平愿望。清王朝三藩未除,经济不稳,无力用兵海上。而台湾郑氏,土地初辟,人口甚少,生产落后,经济困难,急需大陆的粮食和物资供应。且郑部大多是福建人,离家日久,思恋乡土,私下渡海来归者络绎不绝。

  康熙六年(1667年),清廷派总兵孔元章赴台湾议抚,答应郑经如归顺,可封“八闽王”,郑经犹豫不决,后以“和议之策不可久,先王之志不可坠”(《海纪辑要》),拒绝清朝的招抚。

  康熙六年(1667年)孔元章议抚失败后,施琅亲赴京師面陳攻取台湾之計,上《边患宜靖疏》,指出:“堂堂天朝,万国宾服,岂容此余灰以滋蔓患日。”

  清·康熙七年(1668年)四月,清廷任命施琅为内大臣。清王朝怀疑这些郑氏降将暗通郑氏集团,下令裁撤福建水师,将所有投清的原郑成功、郑经的官兵调至北京归旗或分散到各省屯垦,战船全部焚弃。

  康熙七年(1668年),施琅又写了《尽陈所见疏》,指出:“伏思天下一统,胡为一郑经残蘖盘踞绝岛,而拆五省边海之地方,画为界外,以避其患?自古帝王致治,得一土则守一土,安可以既得之封疆而复割弃?”“台湾平,则边疆宁靖。防兵可减,百姓得享升平,国家获增饷税,沿边文武将吏得安心供职,可无意外罪累。”

  施琅认为,郑氏并无“归诚实意”,强调“从来顺抚逆剿,大关国体”,不能容许郑经等人顽抗,盘踞台湾,而把五省边海地方划为界外,使“赋税缺减,民困日蹙”;必须速讨平台湾,以裁防兵,益广地方,增加赋税,俾“民生得宁,边疆永安”。他还分析了当时双方的力量,指出台湾“兵计不满二万之众,船兵大小不上二百号”,他们之所以能占据台湾,实赖汪洋大海为之禁锢。而福建“水师官兵共有一万有奇,经制陆师及投诚官兵为数不少”,只要从中挑选劲旅二万,足平台湾。他再次提出出兵征台,主张剿抚兼施,从速出兵征台,以免“养痈为患”。

  1668年,在朝野主抚派一片雀噪声中,康熙在看到施琅的奏疏之后,以“渡海进剿台湾逆贼,关系重大,不便遥定”为名,召施琅“从速来京,面行奏明所见,以使定夺”。施琅到京后,康熙撤掉施琅的福建水师提督职务,任他为内大臣,并撤福建水师,不再议武力征台之事。

  康熙这样做,主要是迫于形势。表面上看,停议征台,对施琅是贬,但实际上施琅从福建水师提督调任从一品的内大臣则贬中有褒。因为主抚派在当时占了上峰,以鳌拜为首的中央保守势力以“海洋险远,风涛莫测,驰驱制胜,计难万全”为借口,把他的建议压下来。而且部分朝臣对施琅不信任。

  当时对施琅的不利因素比较多:他不仅是明郑的降将,而且在1664年前后两次率兵征台未果,损失兵丁,而当时清统治集团对明郑降将又多不信任,曾下令把这些降清士兵官员迁往内地各省安插,对施琅当然也不可能例外。这种不信任当然也包括康熙在内。当李光地(参见《泉州人名录·李光地》)向他推荐施琅为水师提督时,康熙问李:“汝能保其无他乎?”而清政府当时又要集中力量解决其他国内大事,所以康熙也只好下令撤兵。

  尽管施琅的苦心议谏被束之高阁,甚至裁其水师之职,留京宿卫,投闲长达十三年之久,但他仍然矢志复台,坚韧不拔。

  施琅认为平台是闽海第一要务,而且必须以剿逼和,是一个坚决的主剿派,他当然也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主张。在京之日,他密切注视福建沿海动向,悉心研究风潮信候,认真总结两次进征台湾未果的教训,“日夜磨心熟筹”;同时,四处拜访在京任职的福建籍官员,阐述其主张,以俟起用。他“尝于朝退休闲,翻阅历代二十一史,鉴古今成败及名臣言行可法者,一一具志诸胸中”,以致朝中同僚刮目相看, 誉之“儒将”。

  复台谋略

  康熙亲政后,刑部尚书明珠奉旨入福建,主持和议,派知府慕天颜入台,宣示招抚之意。清廷做了重大让步,允许郑氏封藩,世守台湾。郑经则提出:“苟能照朝鲜事例,不薙发,称臣纳贡,尊事大之意,则可矣”(江日升《台湾外记》)。

  康熙则认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不能与藩属朝鲜相提并论, 答复:“若郑经留恋台湾,不思抛弃,亦可任从其便。至于比朝鲜不剃发,愿进贡投诚之说,不便允从。朝鲜系从未所有之外国,郑经乃中国之人”(《明清史料丁编》第三本)。康熙不愿台湾成为独立于中国之外的国家,故谈判破裂。

  康熙十七年(1678年)七月,“三藩”乱起,“三藩”之首吴三桂起兵叛乱,另两藩也相继反叛,中原战火弥漫。远在台湾的郑经与吴三桂、耿精忠勾结,趁机起事,渡海反攻,不断骚扰广东、福建沿海地区,占领厦门与漳州、泉州、潮州、惠州各地,此后即以海澄、金门、厦门为据点,与清军隔海对峙。清朝曾四次派员劝说郑经退回台湾,均未奏效。

  康熙深知平台不是一件易事。康熙十七年(1678年),他就要姚启圣等遴选福建水师提督,条件“非才略优长,谙练军事不可。”据此,姚启圣就力荐施琅。

  为了防止郑军窜扰大陆,清朝在福建沿海重行“迁界”(参见《海丝之路·迁界》),强迫居民内迁十里或二十里,遍筑界墙守望,断绝内外交通,对郑军实行全面封锁。与此同时,任命曾在洞庭湖大破吴三桂有功的万正色(参见《泉州人名录·万正色》)为福建水师提督,加紧建造战船,编练水师,准备进攻金、厦。

  招降活动也从未停止,而且规模更大,条件更加优厚,如对投诚的官员保留原职或按原衔补官,士兵赏银20—50两不等。 由于清朝的封锁和诱降,郑军土地日蹙,财源枯竭,士气低落,人心涣散,先后又有5陆镇、5水镇官兵共10余万人降清。

  转战数年,吴三桂失败,郑经孤军难支。康熙十九年(1680年),郑经在金门、厦门被闽浙总督姚启圣击败;二月,万正色率水师攻下海坛,并乘胜南下厦门;海澄、丙州守将相继投降。郑军水师著名将领朱天贵也率官员600余人,兵2万余名,舰船300余艘献铜山降清。郑经在大陆的最后一块地盘失守,仅领千人逃回台湾,沿海岛屿悉为清军占领。

  从此,郑经沉湎于酒色,不问政事,令长子郑克臧为监国主政。康熙二十年(1681年)正月,郑经病死,他的两个儿子为争夺权位而自相残杀。二月,郑克塽(参见《泉州人名录·郑克塽》)的岳父、权臣冯锡范与郑经弟郑聪等共谋,杀死郑经长子郑克臧,拥立年仅12岁的郑经次子郑克塽嗣位。实际上,权力全掌握在冯锡范手中,形成“文武解体,主幼国疑”的混乱局面。郑氏集团已成为一个割据政权,丧失了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在军事上,为了防御清军进攻台湾,郑军加紧修理战船,增强防御部署。以中提督武平侯刘国轩为总督守澎湖,在澎湖修筑营垒炮台。以左武卫何祜为台湾北路总督,守鸡笼(今基隆市)、淡水,重修西班牙人遗留下来的城堡。由于兵力不足,只得征集乡兵分守要口,百姓怨声载道,变乱时有发生。

  此时,三蕃之乱已经基本平定,西北噶尔丹叛乱也暂告平息,社会生产有了一定恢复和发展。康熙帝得到姚启圣关于台湾内部情况的密报,觉得收复台湾的时机已到。

  清廷讨论如何解决台湾问题,反对武力攻取台湾的人很多,兵部侍郎温代、刑部尚书介山、户部尚书梁清标为首的少数大臣极力反对收台。康熙排除了众多反对意见,决定采取“剿抚并用”的方针,“底定海疆”。

  康熙面对台湾海峡和郑军现状(约有四、五万军队)以及满清入关后连年征战,国力不强的情况,根据赖塔、施琅和姚启圣的意见,决定:“恤兵养民,与天下休息”,“以抚为善之方略”,“亦因剿寓抚之指针,可先抚后剿,先礼后兵”。关于“以抚为善之方略”是指:“不登岸受制,不剃发易俗,不改换衣冠的优厚条件下称臣归来”。这是康熙历次招抚最优厚的政策。

  当时,在郑氏政权中有主战和主合两种势力:主战派是侍卫大臣冯锡范为代表,他积极勾结日本对抗统一,企图成立台湾国;主合派是以谘参军陈永华和监国的郑克臧为代表,主张接受康熙提出台湾高度自治的“三不”方案。然而,郑氏政权却拒绝这个方案,把自己推向灭亡。

  康熙二十年(1681年),清政府在平定了三藩之乱后,中国大陆已完全统一。7月,内阁学士李光地向康熙启奏:郑经已死,其子年幼,部下争权,攻取台湾时机已经成熟。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十月,清政府决定进攻台湾。台湾地处大海中,波涛万顷,作战需赖水师,满族将士娴习马步,而不习水战,必须另选将帅,训练士卒。

  康熙决定起用施琅。此次重新起用施琅与施琅的同乡大学士李光地很有关系。据《清史稿》所记,康熙曾先后两次就福建水师提督人选事征求过李光地的意见。第一次李答以施琅“海上路熟,海上事他亦知得详细,海贼甚畏之”。第二次康熙就“命将”问题又一次征求他的意见,他认为“计量起来还是施琅”。理由是施琅是“海上世仇,其心可保。又熟悉海上情形,其人还有谋略,为海上所畏”。

  在李光地的力荐下,几乎没有经过太多周折,康熙便谕命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加太子少保,“谋划进取台湾事宜”;原水师提督万正色改任陆路提督。他赞扬施琅熟悉彼处地形、海寇情形,要“克期统领舟师进取澎湖、台湾”。并认为如果不派遣施琅去,“台湾所不能定”。施琅离京赴任前,康熙又语重心长地说:“尔至地方当与文武各官同心协力,以靖海疆。海氛一日,则民生一日不宁。尔当相机进取,以副朕委任至意。”施琅受命返回福建,相机进取台湾。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一月,施琅一到厦门,立即上疏要求专征台湾,即军事指挥由他独自决策。但朝廷内部不断有人上疏反对说:“天下太平,凡事不宜开端,当以静为主。”在其意见被否决后,他又执意坚持,9月再次上书,力主出兵。康熙帝虽然认为人臣不该有这样的“妄奏”,但他还是网开一面,把施琅的意见交大臣讨论。大学士明珠赞成施琅的意见,认为“若以一人领兵进剿,可得行其志,两人同往则未免彼此掣肘”,主张“着施琅一人进兵似乎可行”。

  有明珠的附和,康熙帝立即破例表示同意明珠意见。福建总督姚启圣只管后勤供应,与施琅和衷共济,保证施琅出征的粮食和物资供应。

  康熙批准“专征”之后,施琅大受鼓舞,“日以继夜,废寐忘食,一面整船,一面练兵,兼工制造器械,躬亲挑选整搠”,历时数月,使原来“全无头绪”的水师“船坚兵练,事事全备”。

  战略抉择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一月,施琅密疏专征台湾。施琅提出在南风盛发的五六月出兵,首先攻取澎湖的作战方案,姚启圣坚持九、十月北风起时两路出击或先攻台湾,后攻澎湖。

  十月,康熙帝谕施琅负专征台湾之职。施琅修改了分两路进攻澎湖和上淡水的作战方案,决定集中兵力进剿澎湖,尔后下台湾。

  这是因为:

  第一,“澎湖是台湾四达的咽喉,外卫之藩屏,先取澎湖,胜势已居其半”(施琅:《边患宜靖疏》)。

  第二,郑军的主力集中在澎湖,又是由郑军中威望最高的大将刘国轩指挥,如果将其全歼,则“台湾可不战而下”(李光地:《施将军逸事》)。

  第三,施琅认为台湾海峡的东北风季势虽猛,却骤发骤息,战船在海上不仅容易被吹散,而且不能抛锚定泊,再加此如果从金门直接攻台湾,有二百多公里,从澎湖到台湾仅五十多公里,后援线太长,如果迂到守军顽抗,进攻就难以持久。攻台应当采取突然偷袭,并且是稳打稳扎,逐步推进的办法。

  十一月,清军战舰齐集兴化平海卫。

  十二月二十三日清军出洋,驶往澎湖。不料遇大风,被迫返回。出海受挫,使施琅进一步熟悉了海情。

  鉴于以往的教训,施琅把选择出兵的季节、时间、风等条件作为一件大事,派专人查阅气候资料并进行了实地海情和风的观测,基本熟悉和掌握了海峡地区的气象情况,得出夏季台湾地区高温高温多雨,能见度较好,特别是在偏南风向下,风速和缓顺畅,得出了有利于舟师上横渡海峡的气象条件和结论。

  战前清军将领们制定了比较周密的作战计划并做了充分准备。但对于选择北风还是南风的风向出兵这样一个关键问题,当时军内存在不同意见,众将领之间还发生过激烈争论。对“总督、提督称南风不如北风”的争执,施琅批驳说:“夫南风之信,风轻浪平,将士无晕眩之患,且居上风上流,势如破竹,岂不一鼓而收全胜。”面对有的将领主张采用北风进兵,他多次向皇帝上书陈述自己的意见,就南风和北风对航海军事的影响优劣做了比较。他说:“乘夏至南风成信,当即进发捣巢。盖北风刚硬,骤发骤息,非常不准,难以预料;南风柔和,波浪颇恬,故用南风破贼,甚为稳当。”这在当时世界气象科技尚不发达的17世纪是十分难得的,最终他说服了其他将领。

  久经风浪的施琅在上报的《密陈专征疏》中专门就气候与风向问题谈了他的认识:“春夏之交,东北风为多,我船尽是顶风顶流,断难道进……莫如就夏至南风成信,连旬盛发,从铜山开驾,顺风坐浪,船得联综齐行,兵无晕眩之患,深有得于天时、地利、人和之全备。”施琅经过了长期对气象和气候规律的观察摸索,了解和认识到夏季里海峡洋面上台风发生率虽高,但是并不是天天都刮狂风,只要能够避开台风等恶劣天气的袭击,就可以挑选出一段良好天气顺利出航进行作战。

  鉴于以往遇到大风浪的失败教训,他在挑选出兵季节上反复斟酌,最终重新提出于夏季农历六月份出洋,乘南风进兵的主张。这一方案得到清廷批准。

  澎湖之战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正月,刘国轩得知清军即将进攻台湾,乃进一步加强防御。以忠诚伯冯锡范为左提督,守鹿耳门。五月,刘国轩再增兵澎湖,总兵力达2万余人,并有大小炮船、鸟船,赶缯船、洋船、双帆船船等战船近200艘.分戍澎湖各要地。此外,在娘妈宫、风柜尾、鸡笼山、四角山、内外堑、西屿头、牛心湾和醵屿等处,均添筑炮城十四座。在便于登陆的地段,还筑造了二十多里的女墙壕沟短墙,派兵把守。

  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五月,康熙帝见招抚不能成功,遂命施琅进兵。

  六月,在清收复台湾之战中,福建水师提督施琅率水师于澎湖与郑经水师进行战略决战。

  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十四日(1683年7月8日)晨,在姚启圣准备了充足饷需的支持下,已经63岁高龄的施琅在福建铜山(今东山)誓师,率领大型战船300余艘、中小战船230余艘,以提标署右营游击蓝理(参见《泉州人名录·蓝理》)为先锋,在夏至前后的西南风风轻浪平时出发,二万多水师分三路向澎湖进击。

  经过一天一夜航行,六月十五日,清军到了澎湖的第二大岛西屿(今渔翁岛)的西南边的猫屿、花屿和草屿等岛屿,夜泊澎湖南大门八罩岛。在海上巡逻的郑军哨船发现后,即报知刘国轩,刘国轩闻讯,急命镇守狮屿头、风柜尾、鸡笼山、四角山、内堑、外堑、东峙、牛心湾等各要点之将领,把大炮移到海岸,以防清军寄泊,传令各水师将领驾驶大烦船、鸟船、赶缯船,环泊于娘妈宫前和内堑、外堑、东峙、西峙各要口,准备迎战。宣毅左镇请求乘清军远航疲惫,立足未稳之机主动出击,遭到拒绝。刘国轩认为炮城严密,清船无处可泊,只待风暴突起,将不战而溃。时值天晚,清军战船湾泊八罩以西的水坟澳。邱辉又欲进攻,刘国轩仍坚信日内必有大风,按兵不动。

  十六日晨,施琅直取澎湖本岛,两军在澎湖海面初战。清先锋蓝理率7船冲阵,击沉和焚毁郑船数艘。标右营千总邓高匀等驾船5艘,又击沉郑船3艘。

  时值南潮初发,清军数船争先,未能保持好战斗队形,互相冲撞,不成行列。有几艘船被潮水冲近炮城,郑军乘机齐出包围,右武卫林升率船队奋勇冲杀,清军稍却。施琅亲督诸船冲入敌阵,与兴化镇吴英前后夹攻,救出数船,力战得脱。“琅乘楼船突入贼阵,流矢伤目,血溢于帕,督战不少却”(《清史稿·施琅传》)。

  因天色将晚,清军水师收拢后,在西屿头洋中锚泊。邱辉又建议乘胜连夜出击,刘国轩寄希望于台风,坐失战机,不敢乘胜追击。

  经一天激战,郑军损失兵将2000余、船只16艘,清军损失小于郑军,施琅右眼负伤。当晚,施琅率舟师泊于西屿头。

  十七日晨,施琅率舟师驶回八罩水垵澳湾泊,严申军令,查定功罪,赏罚官兵;并议每镇督大鸟船6只,各配精兵,于十九日再战。

  十八日,施琅率师出战,总兵吴英进取虎井、桶盘二屿。

  十九日,施琅率罗士珍、张胜、何应元、刘沛、曾成等坐小赶缯船,深入郑军腹地内堑、外堑侦察。

  二十日,施琅遣使招降刘国轩,被拒绝。

  二十日、二十一日,用赶缯、双帆艍船分作两股,佯攻内堑、外堑,以分敌势,麻痹郑军。

  在十六至二十一日6天的战斗里,多数时间内都刮着柔和的偏南风,使处于上风方向的清军可以趁风势扬起风帆快速前进冲击敌人。起初战斗双方互有胜负,但郑军始终处于逆风被动不利的态势,具备了与守御澎湖的郑氏集团主将刘国轩决战的条件。

  清军经过3天的休整和准备之后,于六月二十二日(1683年7月16日)发起总攻。

  战斗打响后,清军得用西南风优势,分前、中、后三路进攻守军。随征都督陈蟒、魏明、副将郑元堂等领赶缯、双帆艍船共50艘,由东畔直入鸡笼屿、四角山,为奇兵夹攻;以随征总兵董义、康玉、外委守备洪天锡领赶缯、双帆艍船共50艘,由西畔内堑直入牛心湾,作疑兵牵制;施琅与朱天贵、吴英等率船56 艘,分作8股,每股7船,各作3迭,居中主攻。

  对中路主力船队,施琅周密部署。将其分为8股,每股7艘战船,又各分作3叠。施琅居中率一股,兴化镇吴英领一股居左,平阳镇朱天贵、前营游击何应元合领一股居右,金门镇陈龙领一股在次左,署中营参将罗士珍、署右营游击蓝理、署后营游击曾成合领一股在次右之右,署铜山镇陈昌领一股在次左之左,海坛镇林贤领一股在末右,厦门镇杨嘉瑞领一股在末左。以上三路清军船队同时向守岛郑军发起总攻,直捣娘妈宫。另有80余只战船留为后援。

  第二次大会战开始。此时,刘国轩闻外堑山顶嘹望炮连发,却一反常态,立即指挥各船齐起帆碇,从娘妈宫出而迎战。当时澎湖守军数量略少于进攻方,但郑军占据澎湖各要点,虽占有优势却处于逆风逆水地位。

  郑军战船分为炮船、鸟船、赶缯等数种,其中炮船安设红衣大炮1位,重三四千斤,船头两边安设发烦20余门、鹿铳一二百门,有很强的攻击力。但清军士气高昂,按照施琅制定的作战方针,迅速变换成“五点梅花阵”阵法,以5艘战船攻敌船一艘,集中兵力各自为战。“巳刻,南风大发,南流涌起,(施琅)遂下令扬帆联进。风利舟快,瞬息飞驶,居上流上风之势,压攻挤击,一可当百;又多用火器、火船,乘风纵发,烟焰弥天” (阮曼锡《海上见闻录》)。

  两军酣战竟日,声闻数百里。从早晨到下午“炮火矢石交攻,有如雨点,烟焰蔽天,除尺莫辨。”

  刘国轩见清军各用命争先,便令刘明督其右镇尤俊、龙骧左镇庄用、侍卫中镇黄德、右镇蔡智、骁翊协蔡添、领旗镇林亮、勇卫前镇曾遂、中提督总理陈国俊、右武卫随征二营梁麟、水师二镇前锋镇营李富、左营张钦、水师三镇右营许瑞、水师四镇右营林耀、折冲左镇左营陈勇、右提督后镇左营王受等,乘鸟船、炮船、赶缯船、双帆艍船,合艅齐击。

  郑军以数船围一,接连击沉邱辉、曾瑞、黄德、吴逊、吴福、王受等船。刘国轩发火箭喷筒,毒焰冲天。激战中,清总兵朱天贵战死,林贤前来援救,被困于下风,清军数只战船齐来,与林贤内外夹攻,击沉击伤郑船2艘,郑军退。游击兰理中炮“腹破肠流出,为掬而纳诸腹,持匹练缚其创。理呼杀贼,麾兵进” (《清史稿·卷261·兰理传》)。

  施琅督清军拚死力战,东西两翼清军战船亦至,施琅命3路齐进,以众击溃,用火船乘风纵发。

  当天,共焚毁、击沉和俘获郑军大小战船近200艘(其中大贡船三十七艘,大乌船五十二艘,其他船一百零七艘),郑军死伤各级将领300多名,歼灭郑军主力12000多人,缴获许多船只和武器装备,很快攻克澎湖列岛。澎湖陆上守备将领果毅中镇杨德等165人、士兵4853人投诚。清军官兵阵亡 329人,负伤1800余人,船只无损失,可谓大获全胜。

  刘国轩惨败,浮尸遍海。吼门水浅,清军未加堵御。刘国轩见诸军已丧没大半,恰遇水涨风顺,只是因地形熟悉,刘国轩才率领小炮船3艘、小鸟船2 艘、赶缯及双帆船26艘和几百名将士从水浅礁险的吼门岛屿遁逃回台湾。施琅令陈蟒率快哨追擒。陈蟒港路不熟,未及。时至黄昏,施琅鸣金收军,打旗招降。

  此战,交战双方的兵力大体相当,郑军经营澎湖多年,设防据守,以逸待劳;清军渡海作战,远来疲惫。郑军处于有利态势,而结果却一败涂地,全军覆没。除政治腐败,士气不高以外,指挥上的失着应是一个重要原因。

  首先,是防御部署上的错误。郑军只注意防守八罩水道以北的北大山、西屿、北山等大岛,而忽视了在八罩水道以南的八罩、虎井、桶盘、花屿、猫屿等诸小屿设防,使南来的清军水师得以乘虚入据,成了清军驻泊、休整和出击的前进基地。

  其次,是消极防御,贻误战机。

  当清军水师经过30多小时的航行,抵近澎湖时,郑军宣毅左镇邱辉对刘国轩说:“乘彼船初到,安澳未定,兵心尚摇,辉愿领烦船十只,同左虎卫江胜贯阵却之。”建威中镇黄良骥也说:“先发制人,半渡而击,正合兵法。”刘国轩却说:“炮台处处谨守,彼何处湾泊?当此六月时候,一旦风起,则彼何所容身? 此乃以逸待劳,不战可收全功也。”遂按兵不动,使清军水师得以顺利到达澎湖,环泊花、猫二屿。

  邱辉又建议“乘夜潮落,冲舟宗击之”,又遭拒绝。

  十六日,清军出战不利,千帅受伤。邱辉建议乘胜夜袭,刘国轩仍以等待飓风使彼自覆为由未予采纳。邱辉说:“兵法有云:半渡可击,立营未定可击,乘虚可击;今敌患三者,而不乘其势,若早晚无风,合万人为一心而死战,将奈何?”

  刘国轩不听部属的合理建议,三次放弃歼敌的有利战机,把取胜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可期而不可必的风暴上,结果是风未至而兵已败。

  第三,是冒险决战,全军覆没。郑军的作战方针本来是以澎湖为重点设防固守,刘国轩本人也不愿主动出击,而是指望海上风暴会使清军不战而败。既然如此,那末就应该充分利用防御工事,保存有生力量,避免与清军决战。刘国轩见不及此,当施琅发起总攻时,亦率全部海上兵力迎战,终于全军覆没。

  清军之所以取胜,除战船装备精良,将士作战勇敢之外,也是与作战指挥的正确分不开的。清军水师统帅施琅“治军严整,通阵法,尤善水战,谙海中风候”(《清史稿·施琅传》),在指挥上有许多独到之处。

  在渡海时间上,他一反在东北风季节渡海的传统,选在西南风始发的六月中旬。有人间这是什么原故,琅曰:“北风日夜猛,今攻澎湖,未能一战克,风起舟散,将何以战?夏至前后二十余日,风微,夜尤静,可聚泊大洋,观衅而功,不过七日,举之必矣。”(《清史稿·施琅传》)这种选择曾经遭到姚启圣等人的强烈反对,但施琅始终不为所动。实战证明,这一选择是正确的,它保障了清军水师在发起总攻前的安全锚泊。

  在渡海航路上,以往从大陆到台湾,都从金、厦出航,而施琅一反惯例,把出航点选在靠南的铜山岛。因为水师从铜山出航后可利用西南风,直取澎湖以南郑军未设防的诸岛屿,以作为前进基地,然后向北转入澎湖海域,这样便始终处于顺风顺流的有利阵位。实战证明,这种选择是正确的,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在战术上,集中兵力,速战速决。澎湖海域六月多风,深谙海情的施琅是知道的,在初战小挫之后,便立即抓紧再战准备,并不失时机地发起总攻。施琅除分兵二路,从东、西两个方向进行佯动和箝制以外,在主攻方向上集中了56艘主力战船,并以五船合攻一船,逐次歼灭了郑军主力,而清军水师却无一船损失,这在海战史上是不多见的。

  此后,施琅又一面加紧军事行动,一面对郑氏集团施以大义,进行招抚。澎湖战败,郑克塽等极为恐慌。施琅进行政治争取工作,澎湖海战结束后,他对郑军官兵无论是归顺的,还是被俘的,一律采取优待安抚政策。对郑军将领以礼相待,士卒给以钱粮,负伤者代为医治,有欲归见妻子者派小船送至台湾。800名伤残者医治之后,释放回台,令他们宣示招抚之意。对澎湖居民,除多方抚慰之外,还宣告免除3年徭税差役,以利休养生息。所有这些,对安定台湾的民心士气,起了重要的作用,台湾民众“莫不解体归心,唯恐王师之不早来”(《海上见闻录》)。

  施琅以澎湖为据点,整船治军,拟于八月或十月,乘北风进军台湾。台湾闻郑军在澎湖惨败,人心惶惶,兵无斗志。此后,清廷对台湾加紧招抚,对台湾郑氏集团的上层人物,开展了政治攻势,把重点放在郑军的统帅刘国轩身上。施琅派员以厚爵游说刘国轩,促使刘国轩极力主降,并派兵监视郑氏子孙。

  在施琅大军压境之下,郑氏已无抵抗能力,于7月5日遣使到施琅军中奉表纳降,呈交延平王金印和户口土地册籍。驻守上淡水的虎卫镇何义也向施琅投降。

  康熙帝接到奏报,召集百官商议,有大臣建议诛灭台湾郑氏九族,以报郑成功举兵抗清之仇。康熙帝严厉斥责道:“君子以德报怨,不可耿耿于怀于旧隙。台湾兵民同为炎黄子孙,理应共乐升平。”于是传旨施琅:“澎湖已克,台湾荡平似秋风之扫落叶。如能诚心归降,则既往不咎,可将前罪尽行赦免,仍加恩安插,务令所得。”

  七月十九日,施琅派人到東宁出示軍民髡发及各項投降清单。当一些部众劝施琅对郑部“急扑灭之,以雪前仇”时,他说:“吾此行上为国下归民耳,若其衔璧来归,当即赦之,毋苦我父老子弟幸矣!何私之为有?”

  八月十一日,施琅留水陆官兵3000名、大小战船30艘守澎湖,亲率舟师开往台湾。

  八月十三日,施琅率领舟师進入台湾,到达台湾鹿耳门港(今台南市西北),登陆台湾。刘国轩等带领文武官员军前迎接,各乡社百姓亦沿途“壶浆迎师”。十五日,举行受降仪式,郑克塽率領已經髡发的東宁王国文武百官投降。二十三日,施琅率吴英、刘国轩等巡视台湾南北两路。

  施琅攻取台湾之后,疏请朝廷礼待投降的郑氏幼主及其将帅。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十月初六,施琅派船遣送郑克塽、冯锡范、刘国轩等并眷属由台湾至泉州,并把他们送往北京。十一月二十二日,清军班师至澎湖。二十七日返抵厦门。

  康熙接受投降,优待郑氏,称:“尔等从前抗违之罪,全行赦免。仍从优叙录。”(《清圣祖实录》·卷111)。郑克塽受封正黄旗汉军公,刘国轩授天津卫左都督总兵,台湾遂告统一。

  台湾弃留之争

  台湾刚统一的那年,即1683年年底,清廷特派大臣、侍郎苏拜赴福建,与总督、巡抚及施琅商讨对台湾的善后方略。会上竟有人认为对台湾留无益弃有害,有人干脆提出:“迁其人,弃其地”,“任夷人居之”。

  朝中也出现了关于台湾弃留问题的争论。内阁大学士李光地认为“应弃”,“空其地,任夷人居之而纳款通贡,即为贺(荷)兰所有亦听之”(《榕村语录续集·卷11》)。廷议大多傾向“弃台”,认为:“得其地不足以耕,得其人不足以臣。”“孤悬海外,易薮贼,欲弃之”。甚至连康熙帝也一度错误地认为: “台湾仅弹丸之地,得之无所加,不得无所损”(《清圣祖实录·卷112》)。

  对此,施琅坚决反对,力排众议力陈留台的重要性,坚持保有台湾。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十二月,施琅呈《恭陈台湾弃留疏》,说他“行年六十有余,衰老浮生”,他到过台湾,了解台湾的情况,现在讲台湾的弃、留问题,他“不敢不言”。給康熙皇帝剖析弃留利害得失。

  施琅首先阐述台湾地位的重要性:“台湾地方,北连吳会,南接粵峤,延袤数千里,山川峻峭,港道纡回,乃江浙闽粤四省之左护,一日弃之, 必不免為逃軍流民土番等啸聚巢穴,或为荷兰人再据,此所謂藉寇兵而齐盜粮,沿海诸省难保安然无事,且澎湖乃不毛之地,不及台湾什一,若无台湾,澎湖亦不能守。加之寓兵於农,於治台必能有济。”明末,郑芝龙“将此地税与红毛(指荷兰殖民主义者)为互市之所。红毛遂联络土番,招纳内地人民,成一海外之国,渐作边患”。至郑成功时代,“纠集亡命,挟诱土番,荼毒海疆,窥伺南北,侵犯江浙”。

  他说,他征讨台湾,亲历其地,台湾“野沃土膏,物产利博,耕桑并耦,鱼盐滋生,满山皆属茂树,遍处俱植修竹。硫磺、水藤、糖蔗、鹿皮,以及一切日用之需,无所不有”,“舟帆四达,丝缕踵亚”,实在是“肥饶之区,险阻之域”。

  在施琅看来,台湾土地肥沃,物产丰富,风景优美,人烟稠密,真是一个宝岛。纳入清朝“版图”,管理好台湾,可资东南之保障,可“资皇上东南之保障,永绝边海之祸患”。施琅的家乡在沿海,他小时候就听说沿海父老兄弟遭受倭寇的糟蹋蹂躏,他也亲眼看到为了割断郑氏政权和沿海人民的联系,沿海人民饱受 “迁界”之苦。台湾“地方既入版图,土番人民均属赤子。善后之计,尤宜周详”。怎么能够放弃呢?

  施琅高瞻远瞩,尤其注意荷兰殖民主义者的动向。他告诫说,对台湾这个地方,外国侵略者无时不想吞食,指出:“此地原为红毛住所,无时不在涎贪,亦必乘隙以图。一为红毛所有,则彼性狡黠,所到之处,善能蛊惑人心。重以夹板船只,精壮坚大,从来乃海外所不敌。未有土地可以托足,尚无伎俩;若以此既得数千里之膏腴复付依泊,必合党伙窃窥边场,迫近门庭。此乃种祸后来,沿海诸省,断难晏然无虞。”台湾一旦再被外国侵略者所侵占,那时再来“勤师远征,两涉大洋,波涛不测,恐未易再建成效”。

  据此,施琅得出结论,台湾“弃之必酿成大祸,留之必永固边圉”。他大声疾呼:台湾“断断乎其不可弃。”

  他以敏锐的战略眼光提出建议:“汰内地溢设之官兵,分防两处:台湾设总兵一、水师副将一、陆营参将二,兵八千,澎湖设水师副将一、兵二千。初无增兵添饷之费,已足固守……”施琅还绘制台湾地图上呈,供康熙决断。

  在施琅等人的力争下,康熙权衡利害关系,最后赞同施琅的意见,决定留住台湾,说:“台湾弃取,所关甚大。弃而不守,尤为不可”(《康熙起居注·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四月,台湾第一次被納入中国版图,设台湾府与台湾、凤山、诸罗三县,隶属福建省,设官治理,与厦门合设道官1员,在台、澎分别驻兵1万名戍守。

  治台

  施琅率师到台湾后,在《祭台湾山川后土文》中说:“(台湾)幅员既入舆图兮,版籍已登庙堂。”在《谕台湾安民生示》说:“念(台湾)土地既入版图,则人民旨属赤子,保抚绥,倍常加意。”同时,发布《严禁犒师示》等三个告示,严申纪律,严禁骚扰,严禁犒师,买卖公平,减租四成。

  施琅的父亲和弟弟为郑成功所杀,其后,在郑经时代,他的家族又有70余人死于郑氏之后。但施琅不修旧怨,从未对郑成功的后代采用过任何的报复手段,不杀郑氏一人,郑氏人众俱得妥善安置。

  还在清军攻下澎湖时,其部下向他进言:“公与郑氏三世仇,今郑氏釜中鱼,笼中鸟也,何不急扑灭之以雪前冤?”施琅曰:“吾此行上为国、下为民耳。若其衔璧来归,当即赦之,毋苦我父老子弟,幸矣!何私之有?”他还向郑氏手下的人保证:“断不报仇。当日杀吾父者已死,与他人不相干。不特台湾人不杀,即郑家肯降,吾主料不杀。今日之事,君事也,吾敢报私怨乎?”

  入台后,施琅果不食言,不仅不杀郑家一人,还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八月廿二亲自庙祭郑成功,“亲为文,祭成功,语简要,得大体,而微寓其不仇故主之意”(《靖海纪事·施襄壮受降辩》)。情深意笃,言辞恳切,对郑氏父子开辟台湾的功绩作了高度的评价,表示自己率部克台是为国为民尽职,对成功毫无怨仇,充分表现了坦荡的胸怀,得到康熙好评。

  通过这些措施,迅速地安定了人心,维护了社会秩序。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施琅上《恭陈台湾之利害弃留疏》,提出治理台湾方案。

  施琅一向关心沿海百姓的安宁,一开始就坚决反对“迁界”。他说:“自古帝王致汉,得一土则守一土,安可以既得之封疆而复割弃?”可惜,他的这一高见,一直到1683年他率兵统一台湾后再“请于朝”,沿海迁民才“悉复其业”。于是被弃的民田“渐次垦辟”,从福建到广东,沿海“禾麦 ”,“一望良畴”。民众无限感激,称:“台湾未平,此皆界外荒区。平后,而荒烟野草 复为绿畦黄茂,圮墙垣复为华堂雕桷。微将军平海,吾等无以安全于永久也。”

  身后

  施琅从1662年上疏议请复台,至1683年统一台湾,20余年百折不挠,终酬夙愿,卒成大业。康熙把台湾的归附看成是施琅为清朝“扫数十年不庭之巨寇,扩数千里未辟之遐封。”

  施琅复台、郑氏“乞降,请命纳土归诚”的捷报抵京时,正值中秋佳节。康熙见玉宇银盘圆洁,华夏金瓯无缺,喜不自胜,即解所御龙袍驰赐,亲制褒章嘉许。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九月初十日,康熙晋封施琅为靖海侯,世袭罔替,令其永镇福建水师,“锁钥天南”。他在施琅封侯的“制诰”中,对施琅大加表彰,指出:“以尔忠勇性成,韬钤夙裕,兼能洞悉海外形势,特简为福建水师提督,前往相度机宜,整兵征进(台湾)……”“(台湾)自明朝以来,逋诛积寇,始克殄除。海外遐陬,历代未录疆索。自今初辟,悉入版图。此皆尔矢心报国,大展壮猷,筹划周详,布置允当,建兹伟伐,宜沛殊恩。”准許在澎湖大山屿妈宮城內及台南城內样仔林街建生祠,称为“施将军祠”,並賜以在台湾广大的勋业地称为“施侯租田园”、“施侯大租”的收纳统归清朝在台衙门代行,並保送至北京转交施琅世袭业主。台南县的将军乡即因施琅将军而得名。

  在福建水师提督任上,施琅先后两次向康熙提出年老退休要求,康熙两次挽留。

  施琅晚年致力于公益事业,于晋江、泉州、厦门等地修桥造路,兴办学校,兴建衙口施氏大宗祠和厦门水师提督府,扩建厦门城池,兴建厦门南普陀,修建厦门朝天宫。

  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农历三月二十一,施琅因病卒于厦门任上,葬在惠安黄塘虎窟口(参见《泉州古墓·施琅墓》)。康熙加赠太子少傅,谥襄壮,命官3次谕祭,并于泉州府学前建祠祀之。其时,“两岛八闽皆顷德”,纷纷为之树碑扬誉。泉州府城阳义铺立康熙制诗句“上将能宣力,南纪尽风流”坊(参见《泉州碑坊》),石狮建有“南邦寄重”坊(参见《泉州碑坊·石狮施琅“南邦寄重”坊》),同安等地立“绩光铜柱”、“泽普南天”、“勋高大树”、“泽沛甘棠”等碑坊,表彰施琅的丰功伟绩。他的后人把他戎马生涯中的奏折文章辑成《靖海纪事》一书传世。

  《浔海施氏族谱》、《晋江县志》、《泉州府志》、《福建通志》、《清史稿》等均有施琅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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