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性正义》读后感1500字

　　文学想象重塑公共生活！

　　“先生，我叫托马斯·葛擂硬。一个只讲实际的人，一个只讲事实、懂得计算的人。我本人为人处世都从这条原则出发：二加二等于四，不等于更多，而且任你怎么来说服我，我也不相信等于更多。先生，我叫托马斯·葛擂硬——毫不含糊，托马斯——托马斯·葛擂硬。我口袋里，先生，经常装着尺子、天平和乘法表，随时准备称一称、量一量人性的任何部分，而且我可以告诉你那准确的分量和数量，这只是一个数字问题，一个简单的算术问题。”

　　这段有意思的话出自查尔斯·狄更斯的小说《艰难时世》，是对当时流行于19世纪英国的功利主义哲学的鲜明写照。这种将人性量化的哲学观念让人从心底反感，但我们今天读来却丝毫不会感到陌生，它仿佛就是今天大众哲学的真实写照。以道德算术为基础的功利主义，在日常生活和公共生活的每个领域几乎所有披靡，成为一种主导这个时代的强大思潮。尽管很多人不喜欢这种生活哲学，但却无可奈何地被它包围着。

　　鲜有人对这种时代哲学做出有力的回应，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神学院和哲学系合聘的教授玛莎·努斯鲍姆是一个先行者。她在1995年出版的《诗性正义：文学想象与公共空间》中，对当前流行的以“成本——收益”为工具去解释一切的粗俗经济学，做出了狠狠地批评。她认为，整体来看，这种经济学功利主义是一种致力于将生命和生活的复杂性全部都在囊括在“表格形式”中的科学工程，不仅有把人物化的倾向，人“比不上一只可以清晰计算的昆虫那样具有独特性”，而且容易造成群体压迫，就像《艰难时世》中的工人们，被看做“数不尽的数目”，许多多的“手和胃”。

　　在这本书的第二章《畅想》中，努斯鲍姆以《艰难时世》这部小说为材料，具体分析了经济学功利主义的四个明显缺陷：第一，它把人与人之间的区别简化为量的区别，读后感葛擂硬以数字（“第12号女生”）而不是名字称呼学生，把学生看做“整整齐齐地排列在倾斜地板上的一些小罐子，准备把无数法定加仑的事实灌输禁区，直到漫出为止”；第二，它把人当做“效用的容器”，个人自主性将荡然无存，在深受功利主义毒害的葛擂硬太太临终前，女儿问“你觉得难受吗，亲爱的妈妈”，却听到了这样的回答“我想这屋子里总有什么地方难受，但是我不能确定地说就是我难受”；第三，它把人简化为数字之后，扔进“表格形式”，进行复杂的数学计算，然后声称追求“财富最大化”或者“社会利益最大化”等等公共目标；第四，它不理解人类内心的丰富多彩——人的同情、承诺、希望、爱恨、恐惧和对意义的追求，难道人从生到死都不过是计价器上的讨价还价？

　　努斯鲍姆认为，经济学功利主义是盲目的，它所谓的“事实”是一种不可信的拼凑，它的“理性”是一种不可靠的教条。我们必须打破经济学的科学神话，重新理解人和社会机构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正像美国著名大法官霍姆斯所说：“生命是描绘一次图画，而不是做一次加减运算”。因此，我们必须重新恢复对文学的尊重，文学以自己的丰富想象颠覆了政治经济学的理性教条。文学不是政治经济学的敌人，而是朋友。

　　在努斯鲍姆眼里，亚当·斯密就是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他在《道德情操论》中描绘了人的典范，人不但是斤斤计较的理性人，更应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明智的旁观者”。但我们往往忽略了文学是一种重要的道德指引，忽略了斯密始终都在用“文学读者”的身份去阐释旁观者的姿态和情感。这姿态和情感培养了一个人同情他人和公正判断的能力，有助于校正我们日益僵化的司法制度，避免“许霆案”等诸如此类悲剧的重演。

　　当今中国，经济学和法律经济学在学术界和媒体圈一枝独秀，而人文教育和经典阅读普遍式微，这种鲜明的对比，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葛擂硬式的生活观念能够大行其道。每个人都在无力地痛恨社会关系高度市场化，我们是不是也应该重建人文教育？人文教育不是酒暖饭饱后的闲情逸致，而是时代和国家的平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