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是谁否定了农民起义？

　　上海复旦大学教授潘旭澜的两篇文章最近引起方之光和毛晓玲的商榷。他们在《探索与争鸣》2005年第9期发表的文章《太平天国“引发了中华民族史无前例的大灾难”吗？》（以下简称“方文”），其中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对学术动态缺乏起码的了解，从而造成评价和判断的诸多失误，同时在引用文献方面不够严谨。需要指出来，供学界评判。

　　一、批评太平军的是众多中外学者

　　方文开首即说：“近10多年来，听到师友告知，史学界流行着一股否定农民起义的思潮。笔者本来不太相信这种传闻。去年10月，读了潘旭澜教授彻底否定太平天国的《还洪秀全的历史真面目》（《探索与争鸣》 2004年第9期）一文之后，今年4月又看到潘老全面否定太平天国两个纲领的《再论＜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探索与争鸣》2005年第4 期），笔者才相信，上述传闻并非空穴来风。”看了这段开场白，不由得感到十分惊讶和困惑。学者从事学术研究，最首要的工作就是全面地掌握学术动态，这样才能决定研究的方向。作为一个学科的带头人（方之光为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会长），就更是应该对本学科的动态随时把握，了如指掌。方文的作者何以长期以来对史学界如此大的一种思潮一无所知，而且在师友告知之后长达10多年的时间里，也没有去查阅资料以图证实，却仅仅根据潘旭澜的两篇文章就相信了“传闻”呢？这种做学问的态度似乎不够严肃。这样匆忙中下的结论恐怕难免有些草率。他们没有看到，潘旭澜有更多论述太平军的文章早已发表，也没有想到，有众多的中外学者与潘旭澜有着相同的立场和态度。

　　实际上，方文与之商榷的那两篇文章还不算是潘旭澜“彻底”否定太平天国的代表作。他的《太平杂说》（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比上述文章早问世四五年）才比较全面地分析了太平天国的性质和作用。其中的这样一段话很有说服力：“洪秀全^造**获得局部的成功，是以中国社会的大动乱、大破坏、大倒退为代价的，是以数以百万计军民的生命、鲜血为代价的，是以中国丧失近代化的最后机遇而长期沦为帝国主义刀俎下的鱼肉为代价的。尤其可怕的是，这一切还被作为一首英雄史诗，向人们指点通向人间天堂的金光大道。”显然方文的作者并没有翻阅潘旭澜的大部分作品。仅凭两篇文章就给他戴上了“否定农民起义”的大帽子。

　　潘旭澜对太平天国的评价是否准确无误，当然是可以讨论的。不过，他的研究方法是值得充分肯定的，那就是根据事实来下结论，而不是像以往那种一惯做法，仅仅从大道理出发，毫无根据地赞颂农民起义的“丰功伟绩”。为此甚至不惜掩盖事实，无原则地美化起义者。潘旭澜指出：“不加分别地从根本上肯定‘农民起义’、'农民革命'，是历史研究的一大误区。”“认为无论怎么样^造**都天然合理，^造** 者所有'反其道而行之‘都有进步意义，是一种背离事实、违反科学的历史观。根本的尺度应当是，根据其所作所为和造成的效果，带给广大人民福利还是苦难，促使社会文明进步还是落后倒退。”

　　近年来批评太平军乃至农民起义的学者不止潘旭澜一位。就连美国史专家刘祚昌都对此提出了相近的看法。他说：“在我们的史学论著中总是美化农民战争，掩盖它的缺点和错误，并且夸大它的进步作用。”他说，明末的张献忠大肆屠杀人民，“但是这样骇人听闻的事实，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中只字不提。此外，清人笔记中明明记载洪秀全在南京建都后日趋腐化的事实：在太平天国势力愈益削弱，战场上的情势越来越恶化的情况下，洪秀全以天王的身份，躲在深宫里，沉于醇酒妇人之中，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他口头上提倡男女平等，但是在行动上却肆意蹂躏妇女，后宫藏着无数佳丽供他玩弄。他的荒淫无道，与隋炀帝无何区别。这成为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之一。但是在我们当代的史书中却很少提及，即使提及，也是轻描淡写，一带而过。而且，在作者笔下，洪秀全仍被描写为堂堂正正的革命领袖。”此外，太平天国史学者夏春涛的《太平天国后期的朝内纷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1999年卷）分析了洪秀全一心营建自己家天下，排斥李秀成等异性王的种种恶行。他的《洪天贵福的启蒙教育与宫廷生活－－兼论其登基后的结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1年卷）一文，介绍了洪秀全在太平军尚未占领一片土地之时，就迫不及待地将其年仅8个月的儿子洪天贵福册立为“幼主”，即皇太子。说明洪秀全起义的目的是自己做皇帝。青年学者冀满红、燕红忠的《太平天国的经济政策与中西文化》（《史学月刊》2005年第 7期）指出《天朝田亩制度》只是一个理想。“这种’公有产权'的安排既没有反映广大群众对土地和生产资料所有权的愿望，也无法阻止等级制度、剥削和压迫制度的存在。”这类的文章所见不少。

　　批评太平军的不仅有中国学者，也有外国学者，其中就有被方文用以证明其观点正确性的费正清等美国学者。奇怪的是，方文所引用的《剑桥中国晚清史》的论述，不是出自与该文主题相关的上册第六章：“太平军叛乱”，而是引自介绍民国之后社会状况的下册第十章，也就是最后的一章：“社会变化的潮流”。之所以如此舍近求远，又有意无意地不注明引文的出处，看了美国学者的论述就可知道其中的奥秘。该书第六章的一开始就说：“太平军叛乱（1851－－1864年）在许多方面是中国前近代史与近代史之间的转折期。它在国内引起的人类巨大灾难成了早期的中西沿海条约关系形成的背景。”请注意：在这里说的是太平军叛乱引起了“人类巨大灾难”。方文说“太平天国要建立'天下为公'的太平之世。”其根据就是它“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废除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土地纲领－－《天朝田亩制度》。”《剑桥中国晚清史》则是这样说的：“按照《天朝田亩制度》所宣布的目标，太平军运动确实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但从叛乱伊始就明显地见到令人不安的相反倾向。永安颁布的禁止豪奢的法令直接表明已经出现了一个生活汰侈的新特权阶级，他们的个人生活不受那些要求普通士兵遵奉的清规戒律的约束。华贵的服饰、成群的妻妾和精美的饮食都被认为是最上层领导集团的特权。这些法令不过是对高级官员在叛乱后期非正式享有的私人积累和奢华普遍开禁的先兆。”该书还指出，按照《天朝田亩制度》的逻辑，应当明文规定定期重新分配土地。但是在实际上却没有做出这种规定，说明，太平军只是“以表面上许诺永恒的私有权的办法来吸引农民的支持。”可见，美国学者也认为，《天朝田亩制度》是一个空中楼阁，并没有实施。太平军不仅内部十分不公平，对“农民兄弟”也没有实现其诺言。这些评价与方文所引的下册第十章中似乎能够证明太平军“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的进步” 的说法不是有矛盾吗？那么，究竟是哪一种说法更能站住脚呢？仔细分析，可以发现下册的说法并不是如方文所说的那种意思。方文所引的只是表面上赞扬太平军的那一句话：“太平天国之乱，标志着清朝统治瓦解的开始。”。但是却省略了后面的话。整段话其实是这样的：“太平天国之乱标志着这一瓦解的开始，它的最大作用也许不是在于破坏了人们对其主人的尊敬和信任，而是在于鼓励传统的统治阶级获取更多的地方权力，以改变它同清政府的关系。这就使得君主及其代理人失去了作为仲裁人和管理人的作用，从而剥夺了他们掌权的最有效手段。”具体来说，为镇压太平军而组建的湘军加强了地方势力，形成对清政府具有威胁力的政治集团。所以该书又说：“清末的变化，既是政治权威削弱的原因，也是政治权威削弱的结果。”

　　看来，方文采取了断章取义的手法来让美国学者支持自己的观点。他只引第一句话，给人的印象是太平军造成了清朝统治的瓦解。而实际上是地方统治者对清政府的离心倾向造成清朝统治的瓦解。方文巧妙地将瓦解的 “标志”当作瓦解的原因，无疑是偷换了概念。方文之所以引用《剑桥中国晚清史》，无非是因为该书是由权威学者费正清主编的，那么，何不直接引用费正清本人的著作呢？在其一部专著中，费正清说：“在中国，1850年到1864年这15年的内战，对生命财产造成极大的破坏。大约600座城垣易手，大屠杀常常伴随而来。”“太平军领袖们除了聚精会神于宗教和战斗外，对经济、政治和全面规划，一无所能。他们攻打一个又一个城市，靠掠夺和征收的物资过活，跟皇家军队差不多。”在南京城里，领袖们过着奢侈的生活，“原来平均主义只实行于士兵之间。”洪仁玕“虽同传教士相处几年，有一套西方化的纲领，却也未能实施。同时太平天国领导的昏庸无知，排外自封，既没有经济纲领，又没有创造性地建立起自己的军事权威，导致了中国百姓惨遭涂炭，民众叛乱在中国很少有好结果，现在这次也给基督教带来一个坏名声。”“人们估计，1850年中国人口约为4.1亿，在太平天国起义、捻军、回民和其他小的叛乱之后，到 1873年大约减少到3.5亿。”

　　从上述引文来看，潘文所提出的太平天国“引发了中华民族史无前例的大灾难”的观点以及对《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的分析也是众多中外学者的共识。而方文对他的商榷则是缺乏说服力的。按照方文的逻辑，批评太平军就意味着“否定农民起义”，那么就可以说有这么多中外学者是否定农民起义的。然而方文的作者似乎对此缺乏了解，所以才将潘旭澜当作了“否定农民起义”的典型。

　　二、否定农民起义的思潮由来已久

　　潘旭澜的上述两篇文章只是对太平天国这一次农民起义的评价，并未论及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农民起义。纵观他的全部作品，也不曾发现有全面评价整个农民起义的内容，顶多有一两处关于明末农民起义的论述，而且不是正面的论述。仅仅根据这些对部分农民起义的论述就断定他“否定农民起义”，恐怕是以偏概全。正因为方文对学界的基本状况缺乏了解，所以不仅对潘旭澜的评价有误，而且对整个学界思潮的把握也不够准确。实际上中国学界中否定农民起义作用的思潮由来已久，大体上有两次。最早的一次是在20世纪上半叶，最近的一次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起码已有20多年，所以不是如方文所说，仅是“10多年”。他的“10 多年说”是以师友告知的传闻为依据的，然而，他还曾根据影视娱乐作品来界定“否定农民起义”思潮的产生时间。在一次访谈中，方之光说：“前几年，《太平天国》电视连续剧播出后，学术界出现了一阵全盘否定的风。当时有记者采访我，我说，‘神化太平天国固然不对，但鬼化太平天国也未必正确。’”究竟应该以那种说法为准呢？10多年，还是近几年（两三年）。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界曾有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的大讨论，有学者提出 “农民战争破坏论”。李达认为，农民战争对生产力的破坏是严重的。在谈到战争对人口的剿灭时他说：“黄巢杀人八百万，张献忠屠尽四川人。”在谈到农民战争对社会经济的破坏时说，东汉末年“黄巾”农民暴动使社会陷于极度混乱的状态。明末，农民暴动接踵而起，使社会经济复由繁荣而入于萧条。蒙达坦提出中国农民战争具有特别严重的破坏性，甚至比封建主的战争破坏性更大。他说，并不是所有的农民战争都阻碍社会发展。德国和俄国的农民战争都对新社会起到了催生的作用。但中国的农民战争发生于封建社会并无解体征象之时，这种农民战争只能对社会起到破坏作用。此前外国学者就有这类的看法。20、30年代，几位苏联学者就曾提出，中国的人民起义具有明显的土匪性和破坏性，是使中国社会处于停滞的僵化状态的根源。

　　在建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农战史是历史学的重点，对农民战争的歌颂占了主流。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学界开展了“历史动力问题”的大讨论，并重新讨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问题。否定农民起义的思潮在这些讨论中再度兴起。董楚平认为，农民战争严重破坏生产力，造成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缓慢。刘昶指出，农民战争是专制制度借以摆脱王朝危机，实现改朝换代的工具。专制制度通过这一机制不断地再生，重建，因此造成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王戎笙认为，很多次大规模的农民战争之后，社会生产力长期处于停滞衰落的状态。有的农民战争之后，还出现了分裂割据，社会生产力遭到长期的破坏。至于中等规模的农民战争没有推动生产力的例子就更多了。

　　最近，笔者提出较新的，也可以说是与众不同的观点。以往对农民起义的评价多只限于农民起义的作用，并未否定其作为 “农民起义”的性质。而笔者则在《当代中国历史学的学术转型与创新》（《史学月刊）2005年第5期）中，较全面地分析“农民起义”的各个方面，包括其性质、特点、原因和作用等。关于“农民起义”的性质，笔者指出：“所谓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是名实不副，也就是说，它们并不是农民的。首先，它是全社会成员共同参与的，其中有大量的庶民地主和商人。其次，它不是为农民利益的。尽管在发动之初，有着民众反抗的性质，但是最终都发展成为个人和小集团通过夺取政权来实现自己利益的政治行动。无论从现象还是从本质上看，它都可被称之为社会动乱。”其原因，并不是以往所说的“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剥削和压迫”，而是在于王朝自身的结构以及王朝与社会的关系。王朝的集团性统治形式和剥削形式使它与全社会对抗。而不是像地主个人与农民只是单独的对抗。所以，中国就会出现大规模的武装夺取政权的政治运动。文章在更广阔的世界历史的背景下评价“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在分析了人类社会的多种对抗形式后指出，无论是不同阶级间的，还是同一阶级内的对抗，只有理性的行动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单纯暴力行动不一定能成为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中国的“农民战争”，参与者的反抗尽管有充分的合理性，但是他们大多数人最初只是盲目地反抗，随后则是为了夺取政权，用以改变个人的地位和命运，而不是争取自身的权利。改朝换代不能改变不合理的制度，它只是更换了统治集团的成员。这种非理性的斗争，丝毫不具有革命性。一种行动或运动的性质是否具有革命性，不取决于行动者的身份是否为劳动者，而是由行动的目的和结果而定。

　　三、结语

　　有这么多的中外学者批评太平军、否定农民起义（早期的论述也可从侧面反映同样的问题），这充分说明以往被农战史学者所极力歌颂和吹捧的农民起义是多么的有问题，也充分表明农战史专题需要改造和创新。而方文的作者对此却茫然无知。他们不仅对自己的研究领域：太平军研究不了解，对农民战争史领域也不甚了解，对史学界的整个动态就更是无知。从其文章所用的极其陈旧的语言和观点，就可看出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