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5、霸道

　　115 霸道

　　这时候，有好些个小国都给大国兼并了。宋国、鲁国，虽说没被兼并，可也是默默无闻的，自己承认是弱国。越国自从勾践灭了吴国之后，慢慢地也衰败了。其中只剩下了七个势均力敌的大国，就是齐、楚、魏、赵、韩、燕、秦，也叫“战国七雄”(见图)[后来郑国给韩国灭了;卫国给魏国灭了;吴、越、鲁归并到楚国;宋国给齐、魏、楚分了]。自从齐威王朝见天王之后，楚、魏、赵、韩、燕五国就公推齐威王为霸主。只有秦国在西方，中原诸侯都把它看做戎族，多少年来很少跟中原来往。秦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也确实比中原落后。又因为魏国重用了李悝、吴起等人从事改革，发展生产，很快地变成了头等强国，连着打败秦国，把秦国的河西全都拿了去。这种形势逼得秦国也不得不有所改革。到了秦献公的儿子秦孝公即位的时候(公元前361年，周显王8年)，秦国已经开始强盛起来了。新君秦孝公认为秦国已经有了些力量，就打算向中原伸张势力。他想：“早先穆公不是跟晋国、楚国都有过来往吗?哀公不是还帮着申包胥救了楚国吗?如今他们把我撇开。这叫人太难受了。”他下了决心，一定要把秦国治理好。他下了一道命令，说：“不论本国的臣下或者外来的客人，谁要是能想出办法来叫秦国富强起来的，就重用他，封给他土地。”这么一来，不少有才干的人跑到秦国找出路去了。

　　秦孝公这种真心实意地搜罗人才，吸引了一个卫国的贵族，叫公孙鞅，又叫卫鞅。他在年轻的时候就很佩服李悝、吴起这一派法家的学说和他们从事于改革的精神。到了壮年，他跑到魏国，曾经做过魏国相国的门客，但是没被重用。这回他到了秦国，托秦孝公的一个宠臣景监把他介绍给秦孝公。他先跟秦孝公说了一大篇道理，什么仁义道德啊，什么尧舜禹汤啊。秦孝公听了一半，连着打了几个哈欠。末了，索性打起瞌睡来了。

　　第二天，秦孝公埋怨景监，说：“你怎么把这种迂腐的人介绍给我?说出来的全是不靠边儿的废话。”景监把这话告诉了卫鞅。卫鞅对景监说：“再烦你去替我说一下，我已经知道主公的心意了。敢保他能听我的主意。”景监说：“眼下主公正在闹别扭，他不让你再去见他，过几天再说吧。”

　　过了五天，景监又请秦孝公约会卫鞅。秦孝公勉强答应了。这回卫鞅见了秦孝公就说：“我上回说的是王道。主公要是不喜欢这个，我还有霸道呐。”秦孝公一听见“霸道”，就像小孩儿听说吃糖一样，高兴起来，说：“倒不是我反对王道，只为了要实行王道，一定得好好地干他一百年，至少也得几十年，才能有点成效。我哪儿能等得了呐?你有什么富国强兵的好办法赶紧跟我说吧。”卫鞅说：“我的霸道当时就能叫秦国强大起来。王道在乎顺着民情，慢慢地教导人民;霸道可不能这样，有时候不能顺着他们的心意，反倒得使劲儿改变他们的习气。没有见识的男女们只是得过且过地贪图眼前的好处，看不到以后的幸福。相反的，有魄力的国君眼光远大，他的计策是要顾到将来的。一般人就是不懂得这一点。他们日子过得苦，可是已经苦惯了，叫他们改变一下，他们准会反对。实行霸道就得有决心，老百姓喜欢的事情，不一定马上就做;老百姓不喜欢的事情，要做的还得做。赶到改革有了成效，老百姓得到了好处，他们才能够欢天喜地地明白过来。”秦孝公说：“只要你有富国强兵的好计策，我就想法子叫他们服从。”卫鞅说：“要打算富，就得讲究农业;要打算强，就得奖勋将士;有了重赏，老百姓就能够拼命;有了重罚，老百姓就不敢犯法。有赏有罚，朝廷才有威信，一切改革也就容易进行了。”秦孝公说：“对呀!应当这样。”卫鞅说：“不过要富国强兵，就得信任人，叫他能一心一意地去干。要是一听说有人反对就改变主意，不光是白费了劲，还叫朝廷失了威信，也许给了一些小人一个作乱的时机。主公先得下个决心，要干就得干到底!”秦孝公点头，说：“不错，要干就得干到底!”卫鞅说到这儿，就要告辞了。秦孝公说：“别忙!我正听得有劲，你怎么不往下说呐?”卫鞅也真刁，他故意让秦孝公焦急的心悬着。他说：“请主公仔细考虑三天，打算干一番还是不干。三天之后，我才敢详详细细地把我的计策说出来。”

　　秦孝公急着要想知道卫鞅的下文，第二天就叫人去请他。卫鞅推辞，说：“我不是跟主公约定三天吗?我哪儿能不守信用呐?”秦孝公只好耐着性子，又挨了两天。他一听说富国强兵的霸道，早就急着要试试。卫鞅成心叫他盼了三天。在这三天里头，秦孝公越等着越要快点知道这回事。到了约定的日子，卫鞅就把怎么样改革秦国的计策说出来。君臣两个人一问一答地说得挺有劲。一连谈了三天，秦孝公不但没打哈欠，连吃饭、睡觉也都忘了。

　　秦国的贵族和大臣们听说秦孝公打算重用卫鞅，改变制度，要把农民和将士的地位大大提高。这不是故意打击贵族和大大小小的封建领主吗?为了自己的利益，也不能让这个外来的小子在这儿胡作妄为。他们都出来反对，弄得秦孝公左右为难。他使劲地皱着眉头子，好像要把眉毛连根儿挤出去似的。他赞成卫鞅把秦国改革一番，但又怕反对的人太多，自己又刚即位，也许会闹出乱子来，因此，只好把这件事暂时搁一搁再说。过了两年多，他越想越觉得改变制度对秦国有利。有一天，他特意再叫大臣们议论变法的事。当时就有大夫甘龙和杜挚出来反对。他们反对的理由是：风俗习惯不能改，一改，大家就不方便;古代的制度必须遵守，不遵守，一定要亡国。卫鞅对他们说：“贤明的国君要改变风俗习惯，是要让人更方便。没有知识的人只顾到眼前的方便，哪儿知道他们看到的方便，在有见识的人看来，正是不方便呐!古代的制度也许正适合古人的需要，以后别的都改变了，以前的制度也就没有用了。成汤和武王改革了古代的制度，国家强大起来;桀王和纣王并没改变夏朝和殷朝的制度，他们倒亡了国。可见不跟古人学，也能当汤、武;死守着古代的制度，也难免当桀、纣。古人有古人的制度，现在人应当有现在人的制度。要想国家强盛，就得改革制度。死守古法，难免亡国。”秦孝公说：“卫鞅的话不错!”他当时就拜卫鞅为左庶长。他对大臣们说：“打这儿往后，变法的事全由左庶长拿主意。谁违抗他，就是违抗我!”大臣们听了这道命令，脖子短了一截，脑袋缩得跟肩膀一边平了。

　　评：我记得以前的历史教科书上把商鞅变法作为中国社会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标志。这种说法在小孩子如一张白纸的思想里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但是随着历史知识的增加，我必须要说这种说法其实是很片面的。这里面起码有这样几个问题：一是定性问题，如何界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其实是很难的，因为社会变化往往是缓慢和渐进的;二是商鞅变法的代表性的问题，要知道在秦国变法之前有很多国家也进行了很有代表性的变法;三是变法究竟起到了多大作用和功过评价的问题。实际上，中国是最喜欢给一个事件进行定性的国家，有时为了定性而不惜捏造事实，这其实是最不好的。任何一个事件或一项政策其实必然是有利有弊的，它的评价也必然包含了正面的和负面的，尤其是对于一些游走于法律和道德边缘的事件而言。事件的真相应该比事件的定性更重要，要知道公平正义必须要建立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谎言的基础上。看看现在的国人你就会发现人人都喜欢站在一个道德的制高点上去指责别人，好像只有他是对的而别人都是错的。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社会始终难以统一思想的根本原因之一，不尊重事实得到的标准是没有说服力的，完全无助于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

　　商鞅在到秦国之前还有一段有名的故事，附之：

　　魏叔公痤病，惠王往问之，曰：“公叔病，即不可讳，将奈社稷何?”公叔痤对曰：“痤有御庶子公孙鞅，愿王以国事听之也，为弗能听，勿使出竟。”王弗应，出而谓左右曰：“岂不悲哉!以公叔之贤，而谓寡人必以国事听鞅，不亦悖乎!”公叔痤死，公孙鞅闻之，已葬，西之秦，孝公受而用之。秦果日以强，魏日以削。此非公叔之悖也，惠王之悖也。悖者之患，固以不悖者为悖。

　　故事讲的道理固然是对的，但明显有着“马后炮”的意味。卫鞅若不是在秦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又怎会有这段故事?魏王如果听从公孙痤的意见，历史又会是怎样一个进程还很不好说。卫鞅在魏国也未必会取得在秦国那样的成就。简单地说魏惠王刚愎自用是对魏王的不公，为政用人的道理岂是一个故事就能说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