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春山居图》六百年离散录

　　2010年3月14日上午，在全国人大和政协“两会”新闻记者会上.温家宝总理回答台湾记者提问时讲了一段感人肺腑的话：“元朝有一位画家叫黄公望，他画了一幅著名的《富春山居图》，79岁完成，完成之后不久就去世了。几百年来，这幅画辗转流失，但现在我知道，一半放在杭州博物馆，一半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我希望两幅画什么时候能合成一幅画。画是如此，人何以堪。”如果您想了解这幅传世名画背后的故事，请读——

　　一

　　在位于杭州市中心西湖文化广场E区的浙江省博物馆武林睛区，三楼书画展厅，一幅长卷平铺在大型展柜中。

　　这幅长卷宽30余厘米，长足有6米，但前后多是题跋，真正的画作，只是画心处横51.4厘米、纵31.8厘米的一幅古画。长卷引首处有4个大字“富春一角”，这就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的《富春山居图》。这尺许画卷中，淡雅笔墨勾勒出一山一水一丘一壑，自成气象，别有意境。该画在清朝初期曾遭火焚，断为两段，300多年间，前、后两卷不曾在同一地展出过。

　　被浙江省博物馆视作“镇馆之宝”的《富春山居图》，历来都是重点保护对象。对纸张脆弱的古画来说，温度、湿度的变化和灯光直射，乃至每一次展卷，都可能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因此，《富春山居图》长久以来被深锁库房，很少有人能够一睹其真容。直到2009年12月底，武林馆区建好后，展出条件改善了， 《富春山居图》才重新与观众见面。如今，安放《富春山居图》的展柜是从德国进口的，24小时恒温恒湿，连展厅的灯光都选用了光线柔和的冷光源LED灯。2010年全国“两会”之后，参观者骤增，浙江省博物馆又临时决定，将展期从3月20日延长到5月20日。

　　这是《富春山居图》入藏浙江省博物馆50余年来第4次公开展出。此前，《富春山居图》公开展出最长的一次为10天，最短的一次仅1天。

　　二

　　《富春山居图》原图为纸本水墨，高一尺余，长二丈四尺，是中国古代水墨山水画的巅峰之笔，被誉为中国山水画长卷“第一神品”和“画中兰亭”。如今，这幅真迹一分为二，天各一方。浙江省博物馆所存，乃画卷前半卷，世人称之为《剩山图》。后半卷又称《无用师卷》，纵33厘米，横636.9厘米，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在稀世珍宝数以百万计的台北故宫博物院， 《富春山居图》同样是“十大镇院之宝”之一。

　　黄公望(1269-1354)本名陆坚，字子久， “元四家”(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之首。黄公望于79岁高龄开始创作此图，经过三四年之后才题款，最后何时完成，不得而知。清代的王原祁在《麓台题画稿》中说是经营7年而成，黄公望自动笔画此图至去世恰恰是7年，堪称呕心沥血的绝笔之作。

　　《富春山居图》完成后不久，黄公望就离开了人世。据作者在画上的题款称，他把此图送给了好友——无用禅师。从此，这幅画就开始了它在人世间600多年的坎坷历程。

　　三

　　浙江省博物馆所藏《剩山图》，是20世纪50年代从中国现代着名书画家、收藏家吴湖帆手中所购。在着名书法家沈尹默楷书题写的引首中，讲到了这幅画作的离奇身世： “元黄子久富春山居图卷真迹火烬余残本。”引首后另有注释： “此为荆溪吴氏云起楼所藏之本也，前幅尚有数尺已罹劫灰，其后幅久归清内府。”

　　注中所说“荆溪吴氏”，指的是明末清初大收藏家吴洪裕。 “云起楼”则为吴家的藏书楼。藏品之中， 《富春山居图》是吴洪裕的至爱，为此，他还专门盖了一栋“富春轩”作珍赏之所。

　　吴洪裕对《富春山居图》的喜爱到了偏执狂热的程度，可就是他的这份畸形之爱，几乎让《富春山居图》全部成为陪葬品，这就是为人熟知的《富春山居图》遭“火殉”的故事。

　　清初着名画家恽寿平在其《南田画跋》中记录了当时的情景：吴洪裕临去世前，坚持要焚烧自己平生最喜爱的《富春山居图》和唐代智永的《千字文》真迹，为自己殉葬。去世前一日，他亲眼看着《千字文》化为灰烬。去世当天，他又叫人当着他的面焚烧《富春山居图》，直到目睹该图变成一团烈火才转身回到卧室撒手人寰。就在吴洪裕转身离开的瞬间，他的侄儿吴静庵冲到火盆前，抢出了《富春山居图》。然而，由于火势太猛，吴静庵抢出来的画卷前面5尺余已被焚毁，剩下的部分，中间烧出几个连珠洞，并断成一大一小两段。被烧毁的5尺图卷，画的是富春江口出钱塘的景色，城楼隐约，平沙无垠。5尺之后，才是峰峦云树，坡石起伏，“凡数十峰，一峰一状;数十树，一树一态;雄秀苍茫，变化极矣”!

　　后不久，画卷的一半为古董商人吴其贞所得，他将烧焦的部分细心揭下，发现还有尺许画卷完好，重新接拼后，正好有一山、一水、一丘、一壑之景，画幅虽小，但比较完整，几乎看不出是经剪裁后拼接而成的，后人称之为《剩山图》。另外一段长约6米，保留了原画主体内容，但损坏较严重，为了掩盖火烧痕迹，原本位于画尾的董其昌题跋也被切割下来挪至画首。重新修复装裱后，仍是一幅恢弘长卷。因跋中写明《富春山居图》是为“无用师”所画，故后人称此段为《无用师卷》，归吴静庵收藏。

　　从此，稀世国宝《富春山居图》分为两段，身首异处。

　　四

　　画裂两卷，各表一枝。先说4山图》。

　　流落到吴其贞手中的《剩山图》，自然免不了被高价转卖的命运。1669年， 《剩山图》被收藏家王廷宾重金购得，辑入(仨朝宝绘删》。此后又辗转于各藏家之手，长期湮没无闻。

　　《剩山图》再次面世，已是两百多年后的1938年。

　　曾任浙江省博物馆副馆长的汪济英先生告诉笔者，那时候的《剩山图》只是一张古旧画作，上面无题、无款、无识，很难鉴定， “说起来也是机缘巧合，它被送到了当时书画鉴定大家吴湖帆眼前”。

　　作为画家，吴湖帆早年与溥儒并称为“南吴北溥”，又与吴子深、吴待秋、冯超然有“三吴一冯”之誉;作为鉴定家，他与收藏大家钱镜塘同称“鉴定双璧”。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吴湖帆有鉴定“一只眼”的外号，意即“触目立判真伪”。他曾与着名书法家沈尹默一起，在故宫内鉴赏过《富春山居图》后半段《无用师卷》。

　　1938年秋，吴湖帆卧病于上海家中。一天，上海古董名店汲古阁的老板曹友卿前来看望他。吴湖帆既是曹的“大客户”，也是他的“顾问”，二人交往日久。曹友卿带了一幅刚刚买到的残卷，请吴湖帆“掌眼”。

　　展卷之下，只见画面雄放秀逸，山峦苍茫，神韵非凡。吴湖帆捧画赏识良久，从画风、笔意、火烧痕迹等方面反复研究，断定这就是黄公望的传世名作《富春山居图》的前一部分《剩山图》，当即提出要购买此画。

　　曹友卿也是行家，一听吴湖帆要买，自然知道这幅画是至宝，不肯转手了。几番交涉，吴湖帆拿出家中珍藏的青铜重器周敦(一种古代食器)，才换得这幅残卷。

　　不过，汪济英告诉记者，吴湖帆虽然不惜大价钱换来残卷，但也没有轻易下结论认定就是《剩山图》。他紧接着做了一系列求证工作。

　　据曹友卿说，这幅残卷是从一本画册中拆页所得。这本画册，即为王廷宾所辑《三朝宝绘册》，当时流落到江阴一户姓陈的人家。这家人却不识“金镶玉”，将画册拆页零售。

　　吴湖帆和曹友卿找到这家人，居然从其家中找到了被当做废纸的王廷宾题跋，文中详述了《剩山图》的由来和流转过程。这篇文章虽然很有史料价值，不过单凭王廷宾为自己藏画所作的题跋，还不能断定这幅《剩山图》就是当年“火殉”幸存的那尺许残卷。

　　此后，吴湖帆又陆续找到这幅残卷与《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的“血脉联系”：《富春山居图》是用六张宣纸连接而成的长卷，每个连接处都有骑缝印章。《剩山图》和怃用师卷》连接处的上端，就盖着一枚吴之矩的白文方印。加盖这枚印章时， 《富春山居图》还是一幅完整长卷。虽然《藕山图》经过不同藏家装裱，截边后比《无用师卷》窄了1.8厘米，但两段画卷合在一起时，这枚印章仍严丝合缝(鉴定时， 《无用师卷》使用的是影印本)。

　　那场“火殉”之灾，在《富春山居图》前后两段留下了共同的伤疤。吴湖帆在照片上勾勒出五处火痕。从《无用师卷》向右至《剩山图》，五处火痕几乎等距分布，而且越往右火痕越大。可以想见，当年《富春山居图》卷轴在火中被灼烧的惨景。

　　中间的一处火痕，恰好就在骑缝章之下，.两段画作各半。吴湖帆在旁加注： “下方石坡、小树、沙脚，除火痕空处各经补笔外，余皆一气连属。”

　　至此， 《剩山图》被鉴定为真迹。

　　五

　　实际上，吴湖帆能够通过《无用师卷》影印本比对确认《剩山图》，多少有一些幸运的成分。因为那时《无用师卷》被确认为《富春山居图》真迹也不过三四年光景。此前，它作为乾隆皇帝“御批钦定”的“假画”，在故宫存放了近200年。

　　清乾隆十年(1745年)，一幅《富春山居图》被征人皇宫。乾隆皇帝看到后爱不释手，不时取出来欣赏，并且在6米长卷的留白处加盖玉玺，赋诗题词。没想到，第二年，另外一幅《富春山居图》又被进贡到了御案上!

　　这一幅才是黄公望真迹，即《富春山居图》后大半段《无用师卷》。自遭遇“火殉”之灾被分为两段后，《无用师卷》先后经历了张范我、季寓庸、王鸿绪等几位收藏家，乾隆年间辗转入宫。

　　此前乾隆得到的那卷《富春山居图》，实际是明末文人临摹的《无用师卷》。后人为牟利，将原作者题款去掉，伪造了黄公望的题款。因为伪作题款中说是为“子明隐君”所画，所以，这幅画又被后人称之为《子明卷》。

　　事实上， 《子明卷》的仿制漏洞并不难发现。元代书画上作者题款都在绘画内容之后，而《子明卷》却将作者题款放在了画面上方的空白处，这显然不符合元代书画的特点。但乾隆皇帝还是在这个并不高明的伪作上“打眼”了。

　　既然皇帝深信《子明卷》为真迹，又有翰林院掌院学士梁诗正、礼部侍郎沈德潜等几位大臣的附和，历史真相也就被暂时改变了。但乾隆还算比较谨慎，他决定花“二千金”，把《无用师卷》也留在宫中，列入“石渠宝笈次等”。

　　此后，梁诗正受命代笔在《无用师卷》上题“御识”，解释花大价钱买“赝品”的初衷：“……此卷笔力茶弱，其为膺鼎无疑，惟画格秀润可喜，亦如双钩，下真迹一等，不妨并存，因并所售以二千金留之，俟续人《石渠宝笈》，因为辨说，识诸旧卷……”

　　乾隆皇帝颇有风雅兴致，一大爱好就是把玩皇宫收藏的历代名画，并在上面题诗。《子明卷》因为深受乾隆喜爱，每观赏一次就题诗一首，历时48年题诗50多处，把画卷上的留白处统统变成了密密麻麻的黑字。就这样还意犹未尽，又在前隔水题了一句“以后展玩亦不复题识矣”。而《无用师卷》则因“赝品”得以保全“清白身”，除了梁诗正的“御识”外，没有留下任何“乾隆御笔”，可谓大幸。

　　这幅真迹在清官里静静地躺了近200年，直到1933年2月5日凌晨，才随北平故宫博物院19557箱珍品一起踏上了南迁之路。

　　装满故宫文物的列车一路向南，经过郑州、徐州，再转津浦线，抵达浦口火车站。到南京后，一部分留在南京，大部分迁至上海。

　　1935年，故宫藏品赴伦敦参加国际展览，吴湖帆任审查委员并负责整理展品，有机会初见《无用师卷》真容。

　　有一种观点认为，《用师卷》、 《子明卷》的真假是吴湖帆鉴别出来的。而笔者查阅了《吴湖帆日记》、《吴湖帆年谱》、《吴湖帆传》，均没有谈及此事，相信这只是一个讹传。

　　最先看出两画真伪的，是吴湖帆的弟子徐邦达。徐邦达现在是故宫研究室研究员，中央文物鉴定委员会常务理事，有“国眼”之称。

　　1933年，故宫文物停放上海期间，徐邦达在库房里看到了这两幅真假《富春山居图》。 《无用师卷》上明显的火烧和修补痕迹、 《子明卷》不合规制的题款位置，引起了他的注意。经仔细考证，徐邦达推翻了乾隆对两幅《富春山居图》真伪的判断，《无用师卷》终于“验明正身”。

　　至吴湖帆得到《剩图》时， 《无用师卷》已是举世公认的真迹。《富春山居图》首尾两段得以互为印证。

　　此后的10余年中， 《无用师卷》与近百万件故宫文物一起历尽艰辛坎坷，行程数万里，辗转运抵四川、贵州等地安放。抗战胜利后，先是集中到重庆，随即运往南京，1948年底，又被运至台湾。

　　从此，将它与《剩山图》分隔开来的，就是那一湾浅浅的海峡。

　　六

　　《剩山图》居于上海吴湖帆“梅景书屋”中10余年，直至1957年，吴湖帆将它出售给了浙江省革命文物管理委员会。

　　吴湖帆何以舍得转让这幅“梅景书屋所藏第一名迹”?据浙江省博物馆党史部主任蔡琴介绍，当时在浙江省文管会供职的沙孟海获知《剩山图》藏于“梅景书屋”，心里有些担忧，这件国宝在民间辗转流传，因受条件限制，保存不易，只有国家收藏，才是万全之策。于是，他数次去上海与吴湖帆商洽，晓以大义。吴湖帆看到当时政府相当重视文物保护，不遗余力收藏，深受感动，终于同意割爱。

　　浙江省文管会能够从吴湖帆手中成功收购《剩山图》，与当时文管会的人员构成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时任文管会主任邵裴子，是中国最早一代留美学生，毕业于斯坦福大学，曾任浙江大学第二任校长，在江浙文化界声望极高。

　　沙孟海先生是当时中国书法名家，曾任国民政府总统府秘书，其二弟沙文求是大革命时期的广州市委秘书长，广州起义时牺牲;三弟沙文汉是新中国成立后浙江省第一任省长;四弟沙文威是中共地下党员，以国民党专员的身份在国民党营垒中隐匿了18年，利用沙孟海的掩护为革命做了许多贡献。

　　沙孟海当时任浙江省文管会常委、调查组组长，与吴湖帆交情颇深，收购《剩山图》由他具体操办。

　　但吴湖帆虽肯售此图，文管会要买还是颇费了一番周折。

　　首先就是价格。吴湖帆要价8500元。这在20世纪50年代算得上是一笔巨款。

　　“就《剩山图》来说，吴湖帆要价不高，甚至可以说低价转让。”浙江省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罗以民认为，虽然只是《富春山居图》一角残卷，但它仍称得上价值连城。

　　但对浙江省文管会来说，这个价格太高了。浙江省文管会的职责是调查与保护全省的文物古迹和古籍，不是收藏单位，因此没有固定的购藏经费。一下子拿出8500元，文管会全年经费被占去大半，势必影响其他工作。

　　另外就是对《剩山图》真伪尚有争议，虽然主要专家都认定吴湖帆所藏为真，但仍有不少人怀疑。个人收藏花大价钱买了赝品是“打眼”，只能自认倒霉，可要是花公款买到的是赝品，这个责任由谁来负?

　　最后，经沙文汉省长拍板，花5000元购回了后来的“镇馆之宝”。这笔钱对当时的浙江省来说也是一笔巨款，除省长外谁也没权批准。

　　今天，当人们在浙江省博物馆观赏这幅《剩山图》时，还应该看到它所承载的一群文化人保护国家文物的苦心。此画若落在私人手里，今天的普通观众到哪里才能观赏到这件稀世珍品呢?

　　后记：2010年7月29日，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周功鑫女士宣布，台北故宫将于201 1年6月至9月推出“山水合璧——黄公望与《富春山居图》特展”，台北故宫珍藏的《Fq用师卷》与今藏于浙江省博物馆武林馆区的《剩山图》将合璧展出，重现元代画家黄公望晚年的旷世名作《富春山居图》的原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