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江湖文化”

　　“江湖文化”的几个特征

　　“江湖”本意指长江和洞庭湖,后泛指三江五湖,即自然界所有的江河湖海,这不难理解,但从春秋以后,“江湖”一词逐渐抽象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特殊名词。《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春秋末,范蠡在帮助越王勾践成就一番事业后,“乘扁舟浮于江湖”。《南史·隐逸列传》云:“或遁迹江湖之上,或藏名岩石之下……”又说,“故有入庙堂而不出,徇江湖而永归。”唐代杜牧《遣怀》诗云:“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清人卓子亭《新刻江湖切要》卷首有诗云:“我家田地在江湖,不用耕兮不用锄;说话未完苗已秀,再谈几句便收租。”

　　从上引数条记载来看,“江湖”一词,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断变化,具有多重含义。范蠡携西施“浮于江湖”,此处的江湖一词既有江、湖本义,也含有范蠡主动退隐之意。《南史》所云“遁迹江湖”,杜牧的“落魄江湖”,则是不容于官场、被迫在社会上混迹之意。如此,江湖已从自然地理名词引申为一个具有文化内容的概念。当然,与退隐官僚、落魄文人所寄生的江湖有所不同的是另一个江湖,即所有社会边缘人聚合的地方,一般叫做“江湖社会”。

　　江湖社会具有独特的江湖文化内涵。“无论哪个民族或国家,或者实行的是何种社会制度,都存在着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相伴依存的现象。而且,古往今为,在各种非主流文化层面中,几乎都存在着同主流社会相谬的社会群体所具有的潜性文化链结。在中国,这种潜性文化链结,我们暂称之为‘江湖文化’。”“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的划分有助于我们认识江湖社会,至于“潜性文化链结”一词,作者当指“社会边缘或下层”的文化因素。

　　有人认为“江湖”在其演变中产生了两个引申义。一是指隐士隐居的场所。隐士指隐居江湖的人,他们并不与正统的社会秩序截然对立,故称不上纯粹的江湖人。二是指一种飘忽不定、浪迹四方的生活状态。今天所谓“江湖”的含义,通常都是指的这一点。

　　用“江湖”流动的、湍急的、神秘莫测的水比喻动荡的生活,二者相似之处有三个方面:一是江河湖海遍布神州大地,江湖中人闯荡江湖,就是走江过湖,四处漂泊,像水一样时时流动;二是江湖深浅莫测,比喻出外谋生吉凶难卜,充满艰险;三是江湖中人尝尽辛酸,饱经风霜,正如江河穿山过滩,千回百折,有久经锻炼、阅历丰富的含义。

　　江湖是与正统社会相对立的一个秘密社会。这个秘密社会不一定有完全统一的组织形式、固定的法律规范,但它有形形色色的人物、五花八门的团体、相对稳定的规矩和道义原则、稀奇古怪的语言,它们共同构成了江湖这一充满神秘色彩的奇异世界。

　　江湖社会脱胎于主流社会,又与主流社会(或曰正统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其自身的演变过程中,在主流社会的影响下,形成了种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江湖文化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一是流动性。江湖中人的成分基本上是游民。游民两字包含至广,举凡一切身无恒业之辈均可称为游民,其主体来源于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商贩和城市贫民,以及没落的官绅文人及其子弟,也就是从传统的士农工商四业或曰正当职业中分离出来的分子。因为“身无恒业”,又要谋生,不得不在社会上四处奔走,流动求生。但要注意,并不是所有流动性的职业都属江湖行当,如行商。

　　二是欺骗性。一般走江湖的,“以江为眼,以湖为口”。所谓眼,要像江水一望无际,眼界要宽,眼光要亮,这样才可通行无阻,到处为家;所谓口,混江湖的凭嘴吃饭,要有口才,要有口艺,而湖水泱泱,深广无穷,在混世门路中,以口艺最难。他们的口号有:“学到老,难学好,一生一世学不巧。”又有“学会口艺,不想手艺”。所以切忌口满,必须谦虚,方能一帆风顺,不至有翻船之虞。认为这是行规上首要的一条。但是,揭开内幕,撕破外衣,他们也不讳言:所谓眼,要有贼眼、千里眼、夜行眼,看啥人用啥货的眼;所谓口,要有说得天花乱坠的流利口齿,要有随时应变的锐利口锋,要有不怕辱骂宗祖的昧心口技,要有天衣无缝的说谎口才,即要有海口、刀口、血口是也——这才是江湖上最本质的东西。所以,无论江湖人面对的是谁,目的都是要获得(主要是骗得)钱财。但要注意,并不是所有的江湖行当都带有欺骗性,如大部分江湖艺人;还有,社会上骗术流行,并不限于江湖行当,如官场。

　　三是秘密性。江湖位于社会的边缘,或者说,江湖是社会的变异。江湖中人被社会所排挤、抛弃,生活于社会的边缘、下层,他们为了在江湖上立足,在社会上生存,往往分门别类,形成一定的行当,或者依照所从事的行当结成一定的团体,其中往往多有江湖规矩,外人难窥就里。其尤有甚者,是产生了种种名目的民间秘密结社,它们都有独特的入会仪式、联络方法和严格的赏罚规章,在团体内部形成极大的凝聚力和保密性,其特异的隐语暗号、活动及传会传教仪式,很难为外人识破,身上笼罩着一层神秘的色彩。但要注意,不是凡有秘密性的活动都属江湖行当,如很多政治、军事手段。

　　四是一定的反社会性。江湖中人多为破产农民、市民、手工业者、商贩、运夫、水手,乃至僧道医卜、散兵游勇,即所谓游民,他们从正常的社会生产生活秩序中游离出来,“既无室家之好,又无生人之乐”(陶成章语),为生活所迫,只能从事种种为一般人所轻视、不齿甚至无法容忍的卖艺、乞讨、卖身、欺骗、暴力等活动。这类人良莠杂处,不少人欺骗讹诈,流氓成性,桀骜不驯,呼朋引类,劫掠窝赃,欺行霸市,直至行凶滋事,杀人越货,带有很大的社会破坏性。民间秘密结社乃其典型,其异端思想和非法活动,尤其是经常发动反政府的起事起义,对社会秩序和统治阶级构成很大威胁。所以江湖中人与社会、政府有着程度不等的对立。但要注意,之所以说“一定”,是指很多江湖行当与社会需要是相适应的,如江湖艺人、江湖术士,他们的大量存在,甚至是城镇码头、农村庙会“繁荣”的标志;而且,不是所有反社会、反政府的活动都属江湖行当。

　　“江湖文化”的产生与演变

　　近代江湖是一个发育完备的地下社会,或曰“隐性社会”。由于江湖的“发育”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而人们对这一过程尚未进行系统的发掘,所以,这里有必要做一番追源溯流的工作。

　　从历史上来看,江湖现象最早出现在社会急剧变革而动荡的春秋战国时期,在新旧秩序、制度的转型过程中,众多文人武士怀着各种才能和技艺,闯荡江湖,周游列国,如孔子、苏秦、毛遂、蔺相如等文人,以及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等侠客。

　　在汉以前,不管是行侠仗义之士,还是鸡鸣狗盗之徒,大都形单影只,独闯江湖,在历史上留下的是其个人的活动和事迹,而未形成江湖团体、江湖社会。最早的江湖团体当属产生于东汉末年的“五斗米道”和“太平道”——它们是后世“三教九流”中之道教的原始形态。从那以后,江湖团体层出不穷,江湖中人滋生蔓延,及至近世,无时不有,无处不在。

　　江湖的产生、演变与中国社会进程是同步的。每当社会动荡,战乱频仍,灾荒连年,民不聊生,大量人口被迫背井离乡,流入市井,步入江湖。作为个体的江湖人,其力量弱小,生存能力单薄。因此,他们便以某种方式组织起来,形成江湖团体。由江湖人、江湖团体以至江湖社会、江湖文化,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可以说,江湖文化产生的土壤是传统农业社会,其发展演变都离不开这一层背景。

　　所谓“江湖”,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是指与正统社会相对的另一个“社会”;狭义是指传统的“巾皮李挂”即以星相、医药、杂技、武术等技艺为手段谋生于各地的江湖人。对广义与狭义的江湖,都有必要展开研究。下面先从“巾皮李挂”四行源流说起。

　　巾行即算命相面之流。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而封闭的农业社会,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为基础。小农生产具有分散性和脆弱性两个特征,人们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只能乞灵于自然与神灵。在整个社会的信仰领域,都笼罩着一层厚厚的巫术与宗教迷雾,巫卜星相始终是民间信仰和宗教信仰的重要内容。在殷周时期,国家设有巫卜职官,后来,巫卜职业下移,与民间巫风混为一体。迨至当代,习俗相沿,这类迷信职业者仍然相当活跃。

　　皮行即行医卖药之流。殷周时代,巫、医一体,所以在汉字中,医的繁体字有两个,即“毉”和“医”。前一个字的下面从“巫”,是巫医一体的明证;后一个字的下面从“酉”即“酒”,弃医改用“酒”来麻醉受伤病人。这个繁体“医”字的变化,反映出医脱离巫术,结束了医巫合一的原始性,进入了科学阶段。当然,在江湖上及落后地区,巫与医一直处于亦分亦合的状态。古代宫廷流向民间的巫医,实为后世“江湖郎中”的始祖。而且,传统社会中,除了宫廷太医院外,民间医药放任自流,这就为江湖郎中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李、瓜二行属文武二艺,“李行”是变戏法,“瓜行”为耍把式,实际上这二行内容远不止于此,所以古代有“百戏”之称,一般又统称之为“走马卖解”。

　　魔术、幻术、变戏法、障眼法之类,自古有之,《旧唐书·音乐志》云:“大抵散乐杂戏多幻术。幻术皆出西域,天竺尤甚。汉武帝通西域,始以善幻人至中国。”汉武帝时的宫廷百戏,名目繁多,技艺高超。据《晋书·江统传》记载,在晋朝,有女巫章丹、陈珠二人,“并有国色,庄服甚丽,善歌舞,又能隐形匿影……拔刀破舌,吞刀吐火,云雾杳冥,流光电发”。在明代,幻术已演至相当水平,据谢肇《五杂俎》记载:“幻戏……有开顷刻花者,以莲子投温汤中,食顷即生芽舒叶,又食顷生莲花如酒盅大。又有燃釜沸油,投生鱼其中,拔剌游泳,良久如故。又有剖小儿腹种瓜,顷刻结小瓜,剖之即可食。又有以利刃二尺许插入口,复抽出,至于舞杆走绳,特其平平者耳。”百戏走向民间,平添了众多跑马卖解之辈。

　　与“巾皮李挂”平行的是“平团调柳”(说唱类),也是源远流长,当今研究曲艺历史,都少不了从民间说唱的“平团调柳”着手,故此处从略。

　　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行业分工日趋专业化和复杂化,诸般江湖行当兼容并蓄,与时俱进,呈现出“五花八门”、争奇斗艳的局面。“五花八门”本指古代兵法中的“五花阵”和“八门阵”。“五花阵”指金木水火土五种阵势,用于江湖上,五花指金菊花(卖花女),木棉花(江湖郎中),水仙花(歌妓),火棘花(杂耍艺人),土牛花(脚夫)。一说江湖上以“五花”指称车船店脚牙五种行当。

　　“八门阵”指术数家的八门阵势,即奇门遁甲中的“休、生、伤、杜、死、景、惊、开”,配以九宫。以开休生三门为吉,余门为凶。江湖上的“八门”指各种艺人行当,即“巾皮李挂”和“平团调柳”两大类组成的八大门户。

　　当然,无论是“巾皮李挂”还是“五花八门”,均未能囊括全部江湖行当,例如匪寇、窃贼、骗子、人贩子、赌徒、娼妓、毒贩、镖师、武侠和民间秘密结社等类。

　　进入近代,传统农业社会发生裂变,商品经济畸形发展,大量人口被迫走入江湖。新的江湖行当开始出现,如烟毒、西式赌博、外国魔术等,一些传统江湖行当也在畸形发展,如娼妓、乞丐、匪盗、秘密帮会等。农村破产,城市兴起,出现了许多水陆码头,江湖人麇集于其间,造成了近代城市的畸形繁荣。而且,江湖人作为社会上的特殊人群,尤其是江湖组织,往往形成相当势力,与社会生活、政治变革发生了密切关系。1949年新中国成立,江湖文化进入一个蛰伏期(并没有消失),待到改革开放,种种江湖文化现象又一一涌现——尽管其内容、表现有些变形。

　　实际上,“江湖”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除了狭义的“巾皮李挂”与“平团调柳”外,还有俗称的“三教九流”,以及由一般三教九流发展而来的、与中国社会演进有密切关系的各种江湖团体,如秘密社会、匪股、丐帮等。如果下个定义,江湖中人就是由于种种原因脱离了生产行列、在城乡之间以不正当、不合法或至少是不被社会主流认可的手段谋生的人群,所谓江湖,就是这样一个人群构成的社会层面。

　　江湖上的“三教九流”、“五花八门”,几乎涵盖了所有的诸行民间技艺职事。其中既包括许多工商行业,也包括了大部分市井行当。当然,不难看出,“江湖社会”确实有其独特的文化内容。

　　江湖人来源不一,成分复杂,三教九流,无所不有。他们浪迹天涯,居无定所。但是他们也是人,也得穿衣吃饭、养儿育女。所以,他们大多有自己独特的谋生技艺。复杂的分子造就了复杂的行当。由个人而及行业、团体,构成了江湖社会复杂的网络体系。

　　不仅如此,在江湖人、江湖社会中,还包含了众多的文化因子,如宗教信仰、仪式仪规、禁忌、习俗、隐语暗号,构成了江湖社会多姿多彩的文化内容。江湖中人的行为,又时时处处与主流社会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有时甚至是根本性的对抗,如历朝不绝如缕的流民起义,如近代秘密会社自觉与不自觉地卷入民主革命,等等。所以,乍看之下,江湖文化五彩斑斓,若要仔细探究,实非易易。

　　“江湖文化”研究的意义

　　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会发现,江湖作为社会的伴生物,实为万花筒一般的社会折射。显性的中国与隐性的中国在矛盾中共存、发展。以“江湖文化”为对象展开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一是扩展历史学研究领域。如果我们把中国文化分为庙堂政治文化和江湖社会文化的话,江湖文化研究的缺失,无疑会遮蔽人们对历史全貌的认识。1980年代初,在历史学领域,社会史研究勃兴,人们开始把目光从农民战争、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等一些机械圈子中移开,开始关注社会各阶层、群体的历史,也就是“全面地再现过去”,提出了“历史社会学”、“历史人类学”等概念。在社会史研究领域,有许多内容与江湖文化有关。“江湖文化史”本身就是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江湖人产生的社会土壤与社会发展、变迁有着直接关系,江湖中的许多现象与历史研究有关,如人口流动、城市化、秘密社会、社会反抗,等等。

　　二是扩展社会学研究领域。社会学是把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社会各个组成部分及其互相关系,探讨社会的发生、发展及其规律的一门综合性的社会科学。社会学的特点在于,它是从总体上来研究社会的,但有时它也会专注于某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并且总是力图从这一现象与其他社会现象的联系上去把握。近年,社会学研究领域不断拓宽,将以往人们忽略的社会问题纳入研究范围,如卖淫、毒品、乞丐、邪教、黑社会等。尽管社会学更关注现实社会问题,但它也不排除历史上的社会问题。实际上,近世社会学家对江湖问题也作过不少探讨。所以,社会学面临的一个任务是对江湖文化(包括历史上的和现实生活中的)加以整理和研究。

　　而且,由于江湖社会混杂而游离不定,其种种行为、隐语、规矩等,使人感到神秘莫测,如果借助社会学研究方法,应该更加方便一些。社会学与民俗学、人类学等学科有着血缘关系,相应地,研究江湖文化有助于推动这些学科研究的深化。

　　三是加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有人认为,江湖文化作为次生态的文化,主要汲取了儒家文化与墨家文化的营养,此外,道家文化、佛教文化、阴阳术数文化等都对江湖文化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而且在江湖中的某些领域或者是某一类江湖人物身上都有所表现。但是儒家文化之忠义、墨家文化之侠义对于江湖文化性格的塑造,起到了根本性的决定作用。实际上,文化具有多样性,这是人所共知的。现在,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江湖文化同样充满了多样性。从不同的角度去研究多样性的江湖文化,则更有助于我们了解传统文化与显性的中国。

　　四是为当今社会的人们提供借鉴。“以史为鉴”并非一句空话,从近代江湖文化的内涵中不难发现,其中的许多东西至今仍然在顽强地生存蔓延,如“封建迷信”、“卖淫嫖娼”、“流氓团伙”、“黑社会”等。拿巫术这种特殊的江湖文化现象来说,由于这些文化内容似是而非、亦真亦假,很容易迷惑文化水平低下的人们(从布衣百姓以至王公贵族),千百年来流传于社会,不绝如缕,影响到人们的生产生活、伦理观念、婚丧嫁娶等活动,形成种种奇特的文化现象。

　　但是,“江湖”本身并非一盆污水,不可触摸,江湖文化中也不乏一些优秀成分,如杂技、武术、相声、评书等,已转化为高雅的表演艺术,成为社会文化财富。

　　江湖上的侠义、互助、反抗强权等内容,是可以批判吸收的。如何剔除糟粕,汲取精华,尤其是如何铲除危害社会的种种丑恶事物,净化社会空气,是每个有良知的学者的责任。另外,历史上对待江湖的态度与处理方法,也值得借鉴。民间有诗为证:“地理先生惯说空,指南指北指西东;山中若有王侯地,何不搜寻葬乃翁?”这对于那些财迷心窍、上当受骗者来说,无疑是当头棒喝。今天看来,至少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江湖与江湖文化仍然会顽强地存在下去。所谓“天不灭相”(“相”是从前江湖人的自称,意思是江湖人与江湖行当与天共存),根本原因在于总有人买账。如何研究既往,总结经验,启迪智慧,为当今社会提供借鉴,成了摆在人们面前的一项迫切任务。所以,研究江湖文化不仅具有学术意义,而且有着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