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本卷序

2016-06-16 10:57
奇怪的病号
作者:叶永烈
来源:网络

　　从1960年创作第一篇童话、1962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发表第一篇童话《借尾巴》开始，陆陆续续，我写了许多短篇童话，又写了许多中篇童话，还写了两部长篇童话。此外，我还写了许多科学寓言。

　　我的短篇童话，大多数是科学童话。

　　科学童话，又叫知识童话，是童话百花园中的一朵花。

　　科学童话是童话，可是又不同于一般的童话。

　　科学童话是童话中的一种，所以它具有童话的特点。可是，它比起一般的童话来，又多了一个特点——那就是具有知识性。

　　据我所知，在中国，最早的科学童话要算是陈衡哲（笔名沙菲）的《小雨点》。《小雨点》于1920年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后来，收入《小雨点》一书，于1926年由上海新月书店出版。胡适、任叔永先生为之作序。

　　陈衡哲笔下的小雨点，飘飘忽忽，上天入地，通过小雨点的行踪，介绍了大自然中水循环的知识。

　　受前辈们的启示，我也学着写科学童话。我的第一篇科学童话《借尾巴》，1962年5月27日发表于《天津日报》。4天之后，我的第二篇科学童话《一根老虎毛》发表于北京《我们爱科学》杂志。就这样，我写起了科学童话。这本集子，就是从我所写的许多科学童话中选出来的。

　　细心的读者一定会发现，这些科学童话虽然都出自我的笔下，可是读来风格并不相同。其实，这和作者所处的创作环境息息相关。

　　我的童话创作，大致上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早年童话，即从1962年到1966年“文革”开始，我写了11篇科学童话。

　　发表第一篇科学童话时，我不过22岁，还是个大孩子。所以，我早年写的科学童话，“孩子味”比较浓，富有儿童情趣。

　　第二阶段是“文革”岁月，我写了25篇科学童话。

　　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那样的岁月，我写的科学童话，变得非常拘谨。那时候，写老虎、狐狸、狮子之类是很“危险”的，动不动会犯了影射之罪，再上“纲”上“线”的话，那就得“吃不了兜着走”。我不得不寻找“安全”的创作之路。这一时期写的《烟囱剪辫子》《铁马飞奔》《万吨轮装鼻子》《干吗要搬家》等，注意反映工农业生产的新技术、新成就。

　　第三阶段是那荒唐的“文革”岁月终于过去，我写了14篇科学童话新作。

　　这时，我不必再瞻前顾后。我的科学童话，又重新变得活泼起来。《圆圆和方方》就是这时候创作的。

　　第四阶段是1962年7月下旬，我来到广州出席儿童文学创作座谈会。在座谈会上，作家们谈及长篇童话太少，我就自告奋勇说可以写一部。从此我的童话创作进入新阶段，从短篇童话的创作进入中篇、长篇童话创作，从科学童话创作进入文学童话创作。我虽然已经步入中年，但是我的两个正在上小学的儿子，成了我创作童话的丰富的生活源泉。我的中、长篇童话，都是文学童话，其中大都有我两个儿子童年趣事的影子。这些中篇童话，收入《蹦蹦跳先生》一书中，而长篇童话则分别是《哭鼻子大王》和《“小溜溜”溜了》。

　　在我的短篇科学童话中，以《圆圆和方方》的影响最大。各种各样的童话选、科学童话选、儿童文学选，很多都选入《圆圆和方方》。这篇作品被收入中国大陆中学语文课本作为课文，而且还被收入香港中学国文课本、日本华文学校课本。《圆圆和方方》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儿童广播团改编为广播剧，由中国唱片社灌成唱片出版。还出版了多种根据《圆圆和方方》改编的连环画。

　　《圆圆和方方》是怎样写出来的？

　　说来有趣，那是在1976年，我的两个儿子还很小，一个11岁，一个才6岁。俩孩子喜欢下象棋，也喜欢下陆军棋。有一次，他们问我：“为什么象棋的棋子是圆的？为什么陆军棋的棋子是方的？”

　　我一下子答不出来，想了一下，答复道：“你们下象棋总是下明棋，做成圆的没关系。你们下陆军棋总是下暗棋，棋子要竖起来，圆的就会滚动，所以要做成方的。”

　　这件事过去了，但是孩子们的提问，老是在我的脑海里打转转。我想，孩子们经常接触圆的东西和方的东西，可是对圆和方的知识并不了解。

　　我开始注意四周的东西：我洗衣服，搓衣板是方的，洗衣盆是圆的；我坐车，车厢是方的，车轮是圆的；我洗脸，毛巾是方的，脸盆是圆的；在我的书桌上，书是方的，纸是方的，字是方的，墨水瓶是圆的，浆糊瓶是圆的，红印盒是圆的……这么一联想，我就进入“童话世界”了。

　　于是，我把圆的东西塑造成一个童话人物叫做“圆圆”；把方的东西塑造成一个童话人物叫做“方方”。圆圆和方方互相不服气，通过各自做梦，圆的想代替方的，代替不了；方的想代替圆的，也代替不了。最后，它们互相尊重，共同合作。

　　就这样，我大约只花了半个多小时，就一口气写成了《圆圆和方方》这篇科学童话。

　　《圆圆和方方》最初发表在1976年3月15日上海的《红小兵报》（后来才改成《少年报》，现在叫《少年日报》）上。

　　这篇科学童话发表之后，没想到引起著名童话作家贺宜先生的注意。他在主编《童话选》的时候，不仅选入了这篇科学童话，而且在序言里郑重地推荐这篇科学童话。

　　这样，这篇科学童话开始“火”起来，被改成连环画，改成广播剧，出唱片（那时候还没有CD），进入语文课本……

　　这篇科学童话产生的巨大影响，是当初在《红小兵报》上发表的时候所根本没有想到的。

　　除了《圆圆和方方》之外，很多小读者也非常喜欢那篇《奇怪的“病号”》。

　　其实，那篇科学童话《奇怪的“病号”》的原名叫《来历不明的“病人”》。后来，在1976年被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改编成动画片，片名叫《奇怪的“病号”》。《来历不明的“病人”》比《圆圆和方方》要长得多，故事也要曲折得多。其实，《来历不明的“病人”》背后的故事，也很“精彩”。

　　《来历不明的“病人”》是写于“文革”前夕的1964年。那时候，大学毕业不久的我，两次被派往上海郊区农村“锻炼”，作为“工作队”队员，参加青浦县、金山县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叫“四清运动”），深挖“阶级敌人”。身处农村，又处于“深挖‘阶级敌人’”的背景之中，居然构思了这篇科学童话《来历不明的“病人”》——害虫菜青虫因吃了喷过农药的菜叶被误送进益虫医院，发生了一系列有趣的类似于“破案小说”的曲折故事，最后终于被识破伪装……这篇科学童话，带有时代的“印记”——深挖“阶级敌人”！

　　《来历不明的“病人”》在当时交给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少年文艺》杂志。编辑部非常喜欢这篇风趣的科学童话，准备发表。可是，后来不知什么原因，没有发表。我还记得，在退回给我的原稿上，用红笔标明字号以及修改的字样，都充分说明，这篇稿子曾经发排。

　　在“文革”中，少年儿童出版社并入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准备为低年级出版几本汉语拼音读物，需要适合低年级儿童的篇幅在两万字左右的书稿，向我约稿。我记起这篇《来历不明的“病人”》，把它给了他们之后，他们也非常喜欢，找人画了插图，并配上了汉语拼音。

　　1973年，《来历不明的“病人”》单行本即将付印的时候，遇到了麻烦。

　　原来，“文化大革命”中，在文艺创作中推行所谓“革命样板戏”的创作原则，必须“在所有的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这叫“三突出”。印刷工人在排印《来历不明的“病人”》的时候，用“三突出”原则一对照，糟了！因为在《来历不明的“病人”》中，主角竟然是“反面人物”菜青虫，完全违背了“三突出”原则！于是，印刷工人贴出大字报，质问出版社，为什么要出版这样违背“三突出”原则的书？于是，《来历不明的“病人”》第二度夭折了！

　　这样的天方夜谭般的故事，在今日看来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不过，《来历不明的“病人”》毕竟已经排好版，打好纸型（注：那时候还不是电脑排版，而是用铅字排印）……

　　到了1976年6月，这本《来历不明的“病人”》在编辑的努力下，终于印出来了，第一次印刷就印了20万册。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来历不明的“病人”》走红了：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恢复动画片生产，看中了《来历不明的“病人”》，改编成动画片《奇怪的“病号”》，在1976年上映。

　　上海电视台也把《来历不明的“病人”》搬上屏幕。

　　好几家出版社出版了根据《来历不明的“病人”》改编的连环画。

　　好多种童话选、科学童话选，选入了《来历不明的“病人”》。

　　《一根老虎毛》的命运也很曲折：《一根老虎毛》是我写于1962年的科学童话，在“文革”中曾被指责为“大毒草”，受到过批判。批判的“理由”是《一根老虎毛》中所写的老虎是影射“美帝国主义”，而蚂蚁则是影射中国人民（其“理论根据”据说是外国人常常称中国人为“蓝色蚂蚁”）。经过这么一番“对号入座”，《一根老虎毛》当然是“反动之作”、“大毒草”了！

　　雨过天晴，《一根老虎毛》居然被作为优秀童话而选入多种《童话选》。

　　值得一提的是《地震之前》这篇科学童话，这样展开故事：

　　“巧真巧！这几天，小花猪的胃口不好，吃不下东西；小羊也感到不舒服，坐立不安，睡不着觉。

　　“怪也怪！要是在平时，小花猪稍微少吃东西，小山羊稍微有点头昏脑涨，饲养员小王就要给它们打针吃药。可是，这几天小王除了每天往他的小本本上记些什么以外，并没有给它们打针吃药……”

　　为什么小花猪、小山羊以及牛大哥、鸭妹妹同时生病了？为什么恰巧在这时小王不理它们、忙别的事情去了？小花猪、小山羊、牛大哥、鸭妹妹到处去找小王，最后找到小王，原来小王是一位“业余地震观测员”，正忙于观测即将到来的地震，而小花猪、小山羊、牛大哥、鸭妹妹并非生了什么病，却是地震的预兆呢！

　　《地震之前》发表于1976年9月6日的上海《红小兵报》。翌日，中国政坛发生了强大的“地震”——毛泽东去世！

　　我的第一本科学童话集《烟囱剪辫子》，在1975年1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第二本《铁马飞奔》，在1976年6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第三本科学童话集《找不到的伙伴》，在1976年12月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第四本科学童话集《水晶宫的秘密》，在1976年11月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此后，在1979年6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我的第五本科学童话集《谁的脚印》，第一次印刷就印了55万册。

　　1960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我的科学童话选集——《科学王国里的童话》，选入我的50篇科学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