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的囚徒第九章

　　第 9 章 喜获成功

　　你会忍不住记下你所看到的东西，然后，事后过了一段时间，比方说几个月之后甚至几个星期之后，你忘记了自己最初在哪里看见过它，渐渐地你认为它就是你自己的想法。

　　康托教授的办公室门始终关着。门并没有锁上，但总是关着。他的学生们知道他们随时可以去找他。只要敲敲门，就会听见他说：“什么事？”或者“请进！”关着的门只不过是一道避免干扰的屏障而已。

　　不用说，斯塔福敲过无数次门。他敲门的时候始终都带有一丝惶恐，轻轻地敲两下，充满恭敬：他总是难以排除那种自觉唐突的感觉。然而，今天下午，他敲门的声音很响，几乎是迫不及待；没等康托回应，他就闯了进去。他站在那里，低头看着康托，教授正伏在桌子上写东西。他等待他抬起眼睛看着他，听他惯常的问话：“杰里，实验室里面有什么新结果？”

　　“艾西，完成了。最后出来的精氨酸的分析结果，我检查了两遍，以保万无一失。实验结果与你所预料的完全一样：它就是那个关键的氨基酸，没错。”

　　康托盯着那个年轻人，半天才回过神来。然后，他跳起来，一把抓住斯塔福的肩膀。“这么说我们成功了，杰里，是真的吗？我知道我们会成功的。我们不可能出错的！”

　　斯塔福计算着每个“我们”。前一周晚宴上阿德利的影响，比他预计的更大。从那以后，他一直把康托与塞莱斯蒂娜的教授相比较。

　　“快点，我们走吧。给我看看结果。”康托急匆匆地离开办公室，经过秘书坐的接待室进入走廊。他转过身来看斯塔福是否跟上来了，匆忙之中撞到一个干冰柜上。“你看这个走道，”他大声叫了起来，“我们真该对这种混乱采取措施了。”

　　斯塔福低声说：“什么措施呢？”

　　对于一个刚刚完成一项意义深远的重大实验的人来说，斯塔福看上去好像不是很兴奋，甚至显得有点烦躁。走廊确实很乱，可也并不比生命科学大楼里大多数地方更乱。设备凌乱地堆放在走廊里，两个人并排走很困难。冷却离心分离机，不规则地堆放在那里的氮气、氦气和氧气瓶，两个存放组织培养液的直立式冷藏机，康托刚才撞上的干冰柜——这些只不过是定期检查时让消防人员十分恼火的诸多问题中的一部分而已。康托无暇顾及这些，他的思绪早已经转移到其他地方去了。“给我看闪烁计数机的记录结果。让我看……”

　　他还在不停地提要求，不过其中大多数斯塔福早已预料到了。数据全都准备就绪，等待教授来查看。事实上，那么多的材料和图表堆放在桌子上，康托甚至没有要求看一眼斯塔福的实验笔记本。书桌上不整齐地堆满了资料、打印材料和杂志文章的复印件，与完美无瑕的实验台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现在的学生已经不去图书馆看书了，”康托经常抱怨说，“他们就知道‘复印’。”自动馏分收集器上的试管被仔细地贴上了标签，而不是像平常那样随手涂写。十几只锥形烧瓶整齐地排列在金属托盘上，用黄颜色的警示标记注明“有放射性”。即使塑胶手套也很仔细地摆放在托盘旁边，就仿佛手指还套在上面一样。

　　斯塔福很快地给康托看那些关键的数据——特别是那些闪烁计数，它们显示出了用放射性标注的蛋白质。教授欣喜万分。“我们要把这个写出来，刊登在《自然》杂志上。”

　　“不登在《国家科学院学报》上？”斯塔福感到很惊讶。

　　“不，我想一点一点地发表。先是初步传达信息，而不公布实验的具体情况。这样没有人会马上赶浪头掺和进来。《自然》杂志再合适不过了。”这倒是真的，每周出版的《自然》杂志专门刊登与生物研究有关的最新信息，是世界上这方面读者人数最多的两本杂志之一。沃森和克里克最初宣布DNA双螺旋结构的文章就发表在《自然》杂志上，只有短短的一页纸。

　　“那样的话，为什么不选《科学》呢？为什么要把稿子千里迢迢送到伦敦去呢？到华盛顿只需要一天的时间。”

　　“到我办公室来。”康托作了一个很少有的身体亲热动作：双手放在斯塔福的肩膀上。“杰里，你知道我不是一个喜欢保密的人，但是这一次，我希望事先尽量低调。我想……像放爆竹那样：突然爆炸！你知道这么做多么困难吗？我绝对可以肯定，如果我们把它送交到《科学》杂志，克劳斯将会是审阅人之一。我要是编辑，肯定会去征求他的意见。我想要让克劳斯大吃一惊——毕竟他听说过这种理论。他还对我提出挑战，要我用实验证实它。我们在不到3个月内就做到了这一点！”

　　“杰里，你怎么啦？”康托笑着对他的学生说。“你应该高兴得跳起来才对啊。可你只是坐在那里，闷闷不乐的。”

　　“我想是因为太累了的缘故。艾西，你知道，我这一阵工作得多么辛苦。”

　　“那是，当然，杰里。晚上好好睡一觉，明天再来准备两个表，归纳一下放射性和核磁共振的数据。今天晚上，我自己先把文章写好，然后我们一起审阅最后的文本。”

　　“谢谢。我总算可以好好睡一觉了。你还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不想把我们的论文登在《科学》上。难道就因为克劳斯可能当审阅人吗？”

　　“不，那不免有点太孩子气了。我完全可以写信给编辑丹·科什兰（Dan

　　Koshland），请他不要把稿子送到克劳斯那里去。他会帮我这个忙的。杰里，我要的是爆炸性的效果！像我们这样的论文，有些审阅人会把消息透露出去的。《自然》杂志是在伦敦，他们不可能把它送到美国找人审阅。何况，英国人比较谨慎。当然，像我们这种不同寻常的文章，什么事都很难说。”

　　斯塔福很欣赏与康托的这些谈话；从这些谈话中，他了解了找资金赞助的事情，现在又是审阅人的问题。这种深邃的见地一般只有通过艰苦的亲身经历才能够获得。现在，他很幸运地从一位冠军级人物，一位比赛高手那里学到了这一切。这位大师参赛已经将近36年。癌症问题和细胞膜蛋白只是他最新的成就。早些年前，由于他在镇静剂代谢解毒疗法方面的研究成果，他已经赢得了拉斯克奖。后来康托又在研究细胞膜结构。他喜欢的一句口头禅是：“你不可能找到没有细胞膜的细胞。”实验室里现在仍然有一些人在研究这个课题。实际上

　　，正是康托对这个课题长达十几年之久的研究，才促使他从事研究癌症问题。然而，在最近向国家癌症研究所提出的经费申请中，他并没有提及这项肿瘤形成理论的研究工作。

　　“杰里，问题是，现在研究需要花很多钱。没有钱，你就无法进行认真的研究；想一想购买你所用的那些设备的费用吧。当你送上经费申请时，你的大多数竞争对手会坐在那里审核你的申请。”康托曾经解释说。“他们就像是杂志的评审人。不同的是，他们处理的是思想，而不是已经完成的研究工作。我并不是说他们不诚实。我也曾经做过六年这种差事，我认为我在此期间没有什么不诚实的地方。但是，人们从事这种耗费时间的工作并不完全是出于崇高的责任心，是尽义务，或者可以说，是某种善举。实际上，总是有一些利己的成份在里面，其中最重要的是，可以最早获悉最新消息。你会忍不住记下你所看到的东西，然后，事后过了一段时间，比方说几个月之后甚至几个星期之后，你忘记了自己最初在哪里看见过它，渐渐地你认为它就是你自己的想法。因此，那些行家不会把一切都说出来；他们在申请中主要谈论他们已经完成了但尚未发表的东西。只有初次申请的人，他们以前没有获得经费，只好把他们所有的牌都亮在桌上。他们别无他法。这是常有的事：那些已经……”

　　最终，他们对杂志的挑选并没有起什么大作用。就像亚德利完全可以不必改姓阿德利一样，康托唯恐过早泄漏消息的担忧是多余的。署名康托和斯塔福合写的论文《一种关于肿瘤发生的普遍理论》没有经过正式审阅就通过《自然》的编辑程序。《自然》杂志的编辑约翰·马多克斯（John

　　Maddox）虽然所学的专业是物理，却对任何领域里的最新消息都具有灵敏的嗅觉。这得归功于他以前在《卫报》担任过编辑，在那里他获得了渊博的科学知识和对科学从业者的了解。来自美国的快递到达伦敦的翌日，从马多克斯办公室寄出的信就等在米尔山的英国国家医学研究所了，而马多克斯的一位科学界的知己正在阅读原稿摘要。他简练的批注“发表！”就已经足够了。同一天晚上，马多克斯打电话给康托。“康托教授，我们一般不会跳过评审程序，你知道，这不仅是为了我们的名声，也是为了保护作者。但是，你的论文实在太不寻常了。如果真的是——”

　　“‘如果真的是’，你这是什么意思？”康托发火了。

　　马多克斯很冷静地继续说了下去：“我的意思是，这类实验总会有各种各样的人去验证。当然，在他们这么做之前，你肯定在别的地方发表完整的论文。我们没有足够的篇幅刊登实验的细节。如果你的实验被确认了，它将是一个极其轰动的进展。否则……”他没有必要把话全部说完。在癌症方面有许多被抛弃的理论假设和声名扫地的实验，康托深知盛放这些理论和实验的垃圾桶有多么深。

　　他们的文章在稿件到达伦敦10天之内就刊登出来了。这个情况没有逃过康托一些同事的注意。他们的文章一般要等数月才能刊登出来。在像科学界这样对优先权非常敏感的行业里，期刊杂志上登载的文章总是包括编辑部收到稿件的确切日期。在美国和英国，一篇文章刊登出来的时间花费的长短直接与审阅人设置的障碍成比例。这是一个知识界精英荟萃的地方，在这里，即使巨匠的稿件也会遭到相对来说无足轻重的小人物的挑剔。所有多产的科学作家，哪怕是像康托这样杰出、严谨的人，都曾经有过与名不见经传的评论家发生激烈争论的经历。

　　斯塔福已经知道，你可以不断地施加影响，使得挑选出来的审阅人符合自己的口味。因此，在你论文的参考书目里不断地引用另外一位科学家的作品，就很可能会引导编辑挑选那个人作为一个特别合适的审阅人。要是你把那位潜在的审阅人的著作归类为“一流的”、“发人深省”，或干脆就说“精辟”，他在审阅你的稿件的时候，就会比较心情舒畅。康托忠告说：“好话人人爱听，恭维永远有用。”

　　对于初露头角的学者，他的至理名言充满了大智慧：“永远不要在书面反驳中侮辱审阅人，无论他的评论多么愚蠢。”

　　康托从来不开玩笑，至少不跟他的学生开玩笑，但他知道许多奇闻轶事，例如，那个关于密封信的故事。他突然讲了这个故事，把焦点集中在出版发表的根源上：建立优先权的愿望。“我们满脑子都是它。”康托承认。“如果我听说一个月前，或者是三天以前，有人递送了一篇类似的论述肿瘤形成的文章给一家杂志，哪怕是家默默无闻的杂志，比如《肿瘤生物》或者《日本医学杂志》，我都会气得脸发绿的。因此，那些既想得到研究成果的优先权、同时又要保守秘密的人，所面临的矛盾冲突就可想而知了。”

　　斯塔福问：“就像我们这样？”

　　“行了。就因为我们先发表了交流信息没有公布具体的实验细节？我不想把所有这些全都交给《自然》，这并不是为了保密的缘故。我这么做是为了——”他极力搜索合适的词语，却没有找到，“就叫它‘公共关系’吧。一个科学家的一生中，有多少次能够有机会把一颗这样的炸弹——重大的、完全解决了的问题——扔在像库尔特·克劳斯这样的人头上呢？

　　我只是想要最大程度地……发挥它的效应，在真正把它当回事的那些人身上。不，我谈论的矛盾，是指那些人想守住研究结果不让其他科学家知道，可竞争又要求必须率先发表才能获得优先权。”

　　斯塔福看上去很困惑：“那怎样才能够做到这一点呢？”

　　“幸运的是，现在没法做到了。”康托回答。“因为它与应该如何对待科研成果的做法完全背道而驰：你从一个公用的知识水池中汲取水分，应该有所回报。但是，几十年之前，我还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在一些欧洲杂志社里可以这么做。他们有一种机制叫做pli

　　cacheté——”

　　斯塔福抬起眼睛：“什么？什么意思？”

　　“pli

　　cacheté是法文，意思是‘密封的信封’——真的完全封闭，信封口用红蜡或者类似的东西封死。它意味着你可以送出一篇文章，刊物编辑在上面注明收到的日期而不打开它，直到作者要求稿件进入编辑程序。密封信的作者一般都要求杂志社，只有在其竞争者发表了，或者将要发表同样的东西的情况下，才能打开密封信。当然，他的文章发表的时间很可能会稍微迟一些，但是由于密封信上记载了具体的递交日期，因此可以证明其享有优先权。”

　　“什么样的人会这么做？”斯塔福问。

　　“各种各样的人都有。甚至连诺贝尔奖获得者也用这种方法。我正好想起这样一篇关于花香精的文章。它刊登在《瑞士化学学报》上，作者是利奥波德·鲁日奇卡，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正是香料行业里一些不太光彩的事，最终促使那家瑞士杂志编辑部废止了密封信制度。”

　　康托站起身来，开始踱步。他一只手插在实验室外套的口袋里。斯塔福在教室里听教授讲课的时候，经常看见他这种样子。

　　“传说在40年代后期，一家瑞士香水公司的一名化学家同时递送了两份密封信，这两封信里面对于同一个问题的答案完全相反。他不能肯定究竟哪个答案正确，但他认为自己这么做肯定万无一失。如果有人发表了一篇文章明确地证明了两个答案中的一个，这个人就会要求编辑打开内含正确答案的那个信封。于是他就能够宣称他享有那项研究的优先权，尽管他并没有真正地解决那个问题。”

　　“快说下去，艾西！”斯塔福大声催促。“我不相信竟然有人做这种事。你怎么知道真的发生过这种事？”

　　“嗯，我不是直接听说的，”康托承认，“但是我的确从一个可靠的消息源听说了这个故事。显然是阴差阳错，那位编辑打开了错误的信封，发现了事情的真相。那是那份刊物最后一次接受密封信。”康托在斯塔福的面前停下来。“我怎么会想到这个密封信制度的？希望不会是我的某种潜意识。”康托咯咯一笑。“顺便说一句，密封信制度实际上也有公正之处：它曾帮助了想要申请专利的人。在欧洲，如果你先公布研究结果，就不可能为你的发明申请专利。因此，有的时候，发明者把他的研究以密封信的形式送出去，等到他的专利申请被专利局批准之后，再要求发表，这堪称鱼和熊掌兼得的经典实例。”

　　“艾西，你是否为你的研究成果申请过专利?”

　　康托不停地来回踱步，正好走过了斯塔福的椅子。他停下脚步，以脚尖旋转，猛地转过来，面对那个问题。“有过一次。不过我发现，在大学里为已经完成的工作申请专利的想法没多大意思。我知道我这种想法很不合时宜，不太讨人喜欢，而且我肯定是少数派。为自己的发明申请专利，没有什么不对或者不合法；但是会惹来很多麻烦。不光是看得见的问题：你在研究时忽略了对经济回报的分配。荣誉的归属会变得更加棘手，甚至比决定论文上的合著者更加困难……”他低头看着斯塔福，疲惫地笑笑，“我们大家不是全都知道那会引起怎样的怨恨？就专利而言，情况还要糟糕：人们分享的不光是荣誉。你在谈论的可能是真正的钱。”

　　斯塔福很好奇。康托始终没有对他或者其他学生谈过他对待科学荣誉和优先权的态度。也许，他间接地谈过，但从来没有这么公开谈论过。至于说钱？这个话题从没有提起过。他的百达翡丽手表、宝马豪华轿车、实验室里戴的绸领带，还有他故意没有拧上的万宝龙金笔——实验室里其他人都还在用圆珠笔，所有这些都说明，除了这所中西部大学的薪金之外，他另有经济来源。

　　“但你申请过专利，对吗，艾西?你怎么会破例的呢？”

　　“我其实并没有。在你到这里来之前几年，我们发明了一台新的细胞计数器。大学里负责专利的律师听说以后，认为它在临床实验室里可以挣很多钱，坚持要我们申请专利。”康托耸了耸肩。“实际上，也就收了一些版税。我们把专利给了大学。即使这样也很尴尬：我的一位博士后是发明者之一，他很不高兴，因为我坚持把所有的版税交给学校。他觉得一个教授把他自己的标准强加给他的合作者是不公平的。杰里，你怎么想呢?”

　　斯塔福一惊：“你是说钱的事？“

　　“不，一个教授的原则标准应用在学生的身上。“

　　“我不好说，“斯塔福回答说。“这要根据具体的情况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