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无差等

  墨子的爱无差等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兼爱”主张中。
  “兼爱”是墨子思想的中心,也是墨子一生从事政治和学术活动的归缩。墨子对当时社会的动乱情况进行了总结,认为国家之间的征战,君臣上下的篡乱,家庭人伦的不合,人与人之间的争斗,其实都是由相互之间“不相爱”而产生的。而医治的药方,就是“兼以易(代替)别”,爱无差等。墨子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不分差别彼此而普遍相爱的“兼爱”思想,要求“视人之国若视其(己)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因为人与人之间本是平等的关系,通行的应当是“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的原则。在如此的社会图景下,先秦时期激烈的征战、劫夺、欺诈等人类社会的恶习都被消除了,“天下之人兼相爱”,到处是一派和睦美好的景象。
  但是,墨子讲仁却反对礼,认为儒家讲礼是“糜财而贫民”,“伤身而害事”。跟儒家提出“仁”作为对春秋战国纷乱社会的应答不同,墨家提出了“兼爱”的思想作为他们的治世理想。与儒家以仁为核心,以“义”为准则大异其趣,墨家从“兼爱”出发,却以“利”规范行为。不过,墨家所讲的“利”,不是个体的私利,而是天下的公利。这种公利,其实质也就相当于儒家的“仁”。因此,积极地为天下人谋福利,是墨家的立足根本。跟儒家走“上层路线”不同,墨家提出“兼爱”的主张,而且还身体力行,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实现这一目标。墨家之徒行侠仗义,急他人所急,想他人所想的精神,对后世的侠文化有很深的影响,这是众所周知的。除此之外,墨家从墨子到其学徒,都亲身参加生产劳动,为他人利益而不爱惜自身,奔走四方解人急难。
  如果我们将墨子这种兼爱思想与西方文化作对照,就会发现西方的“博爱”可以说是墨子“兼爱”思想的最好对译,而且,墨家的“兼爱”还脱去了西方“博爱”的宗教色彩。作为一个现代中国人,“兼爱”的思想在新的历史时期,仍有其积极意义,那就是它对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起的作用,是不容怀疑的。我们没有必要否认人的自私之心,但是,如何才能处理好利己与利人之间的关系呢?也就是说,如何处理好人的社会属性与个体属性之间的矛盾呢?这时候就涉及到一个做人的原则问题。再说,关怀和爱护他人,在很大程度上会获得身心愉悦的回报。那么,我们为什么不以“兼爱”作为做人的原则之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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