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之前和七年之后

  1993年夏季对我们小镇中学来说是异乎寻常的。史无前例,两位女孩儿分摘中考冠、亚军:柳第一,我以五分之差屈居第二。乡村的女孩儿上学的本就 少,能上到初中并有如此成绩的更是凤毛麟角。因而,这一年,柳与我拥有相当的知名度。自然,没有谁注意总分比我少了近三十分,位居第三的建军——一位矮 小、沉默的男孩儿。

  柳读中专,大家包括我都羡慕不已,这意味着她可以不用交学费,还可以每月拿津贴,更重要的是她已经高枕无忧地捧着“铁饭碗”了——这是当时的农村人一生最大又最难企及的梦想。柳以她的第一获得了那惟一的名额,我和建军则负笈远行一百多公里到县城读高中去了。

  巧得很,我与建军又在同一个班。按全县中考成绩排学号,我4号,建军25号。高中的课程有些难,特别是理科。月考的连连失利弄得我信心大减,我越来越偏科 以至潜意识里放弃了理科,分班时顺理成章地进了文科班。同样因理科薄弱而进文科班的建军却一直稳中求进。从高一开始他就经常被值班老师当成小偷误抓,因为 我们就寝时他躲着巡查跑到校园路灯下看书、做习题,周末我们逛街郊游时他却在教室埋头苦读。柳的校园生活可自在多了:从来不用为学业担心。她尽情唱歌跳 舞,下乡考察,挥洒青春。

  1996年高考,我被南昌大学录取,建军北上就读中国人民大学,柳中专毕业分配在镇政府从事着一份当地人羡慕的会计工作。我们三人又成为当地父母的话题。

  大学四年,是我的流金岁月。我由一个怯怯的、逛街不知红绿灯的乡姑,逐步脱胎为自信、乐观、开朗的现代女孩。但我大量的时间是在忙着做家教,参加社团活 动,以至于学业受到了忽视。大一、大二时我还与建军通信,他踌躇满志地准备读硕、读博,大段大段地谈他的专业,打电话去他宿舍,十有八九被告知在图书馆, 逐渐地我们联系少了。这期间柳的来信少了飞扬的青春快乐,说的都是单位里的是是非非,她说她恋爱了,分手了,又恋爱了,结婚了。

  临近毕业,我在浙江东阳找了一份教书的工作,五月底面试后我顺道回了趟小镇。柳已大腹便便,却没有做妈妈的幸福光彩,因为机构精简,她已经下岗近三个月 了,只靠丈夫微薄的薪水艰难度日。而小镇此时到处传扬着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建军将留学德国。几年之后,建军将以归国博士的身份衣锦还乡。而我,终其一生 将是一介普普通通的教书匠。至于柳,在那闭塞的乡镇,命运也许更坎坷。青春的七年,可以创造出多大的不同?决定人的命运的因素,不是起点,不是机遇,而是 始终如一的执著——很简单但能做到的人却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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