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汪曾祺,站在政治漩涡的边缘

父亲汪曾祺,站在政治漩涡的边缘

“文革”前——第一次见江青

《沙家浜》剧本改编之后,爸爸才和江青第一次见了面,这已经是1964年的冬天。

江青召见爸爸是她想搞一出新戏。当时小说《红岩》出版不久,在全国引起相当轰动。于是江青就想借用这个题材搞一个京剧《红岩》。为此,江青从外面调来了不少人。有《红岩》小说的作者罗广斌、杨益言,有空政文工团的编剧阎肃,他写的歌剧《江姐》当时也很有影响。北京京剧团参加的是党委书记薛恩厚和汪曾祺。

爸爸第一次见江青是在中南海颐年堂。那是薛恩厚带着他和阎肃去参加关于《红岩》改编的座谈会,在场的有罗广斌、杨益言,还有林默涵。

在中南海,爸爸偶然见过毛主席一面,是不是这一次不清楚。他去过几次中南海,家里人都不知道,当时这都属于机密。他说正在讨论剧本时毛主席走进来,好像是要找什么东西。江青介绍说,找了几个人来谈剧本创作。毛主席只说了一句:“你们谈,你们谈。”随后就走了。此事爸爸一直没说过,也没有写过。没想到多年之后,一家小报竟然刊登了一篇毛泽东与汪曾祺的文章,说毛主席与爸爸就《沙家浜》的剧本详细交谈过,你一句我一句的还显得很亲热。这连捕风捉影都算不上,纯粹就是瞎掰。爸爸看过之后,又好气又好笑,又不愿意跟这种小报较真,才跟我们说及此事。

编造这个故事的人根本不知道,汪曾祺只是可使用但不可重用的人物。江青懂得京剧,明白汪曾祺的唱词写得好,想借助他手中的笔搞戏。江青又是搞政治的,汪曾祺既不是党员,又有历史问题,还是个“右派”尽管已经摘帽。在调阎肃参加京剧《红岩》创作时,江青告诉他从京剧团找一个人和他合作。阎肃表示一定要和这个同志好好合作,江青马上纠正说,他不是同志,是“右派”,态度何其鲜明。

从1964年冬到1966年春节前,爸爸他们一直在改写《红岩》剧本。这期间,1965年4月,爸爸随剧团赶到上海,重新排练《沙家浜》,因为江青当时在上海,要审查这出戏。

江青审查改排《沙家浜》之后,表示满意,并定为“样板”,决定“五一”公演。不过,剧团当时还不叫“样板团”,叫“试验田”,全称是“江青同志的试验田”。

《红岩》一直折腾到1966年春节之前还没有写完。江青打来电话,让火速赶往上海,《红岩》剧本没有写完也要去。于是当时的北京市委宣传部长李琪带着薛恩厚、阎肃和汪曾祺乘飞机到了上海。

到了上海才知道,江青决定《红岩》不搞了,因为那个时候“四川党还有王明路线”。她要另搞一个新戏:党由军队派一个干部(女的),不通过地方党,找到一个社会关系,打进兵工厂,发动工人护厂,迎接解放。这当然是没影的事,但是没影的事也得干。爸爸和阎肃,根据江青的意图,连续干了两天两夜,编出了一个提纲,定了剧名——(《山城旭日》。然后向江青汇报。她挺满意,说:“回去写吧!”于是他们又回到了北京,着手编剧。

3月份,江青又把爸爸他们召到上海,还是谈《山城旭日》的创作问题,仍旧是李琪带着他们三个人。当时批判《海瑞罢官》已进入高潮。爸爸尽管对政治向来不敏感,但是也觉察出江青与北京市委的关系已经相当微妙,气氛有些紧张。一次在谈话时,江青对北京京剧团提出了一些要求,李琪没有痛快答应,她站起来,一边来回踱步,一边说:“让老子在这里试验,老子就在这里试验,不让老子在这里试验,老子到别处去试验!”声音不很大,但是语气分量相当重。爸爸听得出,她实际是向北京市委摊牌。

回到北京,爸爸悄悄地和妈妈讲了这些事情,两个人嘀咕了一晚上,把我们赶到另外一间房中,不许听。爸爸显得很焦虑,他知道此事非同小可,但是夹在中间,却不知该怎么办。妈妈当然也不知道,只能说些无济于事的劝慰的话。两个不懂政治的人商量的结果是,该干什么还得干什么,其他事情管不了,只能顺其自然。

就这样,爸爸还是搞他的《山城旭日》,写完了剧本,进行排练,彩排,直到1966年的6月份,江青已经顾不上看这出戏的彩排了,她正忙着“文化大革命”的彩排。

“文革”中——赶进小楼成一统

“文化大革命”来了,轰轰烈烈。

北京京剧团尽管是“江青同志的试验田”,也逃脱不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红色风暴。很快,剧团的“走资派”被一个一个揪了出来。

爸爸被揪出来的直接原因是和薛恩厚合写了《小翠》,这是《聊斋》中的一个故事。剧本中有一段写的是,傻公子把被人用弹弓打昏的小狐狸带回家,而且认定是一只猫。家里人说嘴是尖的,不是猫是狐狸,傻公子说:“尖嘴猫。”家里人又说有大尾巴,傻公子还坚持是猫,是“大尾巴猫”。造反派宣称,猫就是毛,毛就是主席。如此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是可忍孰不可忍”!

爸爸自己还另有罪行。在他自己搞的现代小戏《雪花飘》中有两句唱词“同在天安门下住,不是亲来也是亲”。这就是阶级斗争熄灭论。你跟地富反坏也要亲?

“文化大革命”中这样荒谬而真实的故事,不知道有多少。

在京剧团,进“小楼”相当于其他地方的进“牛棚”。因为有过当“右派”的经历,最初的冲击过去之后,爸爸的精神状况还不错。一次,我们几个去剧团看大字报,想知道他究竟有些什么问题。看了半天,不得要领。这时,传来一声嘹亮的咳嗽声,和京剧老生出场前的那声咳嗽差不多。这声音挺熟,再一看,原来是爸爸出场了,穿着一件黄棉袄,掮着一条扁担,正准备去劳动。见到我们,他挺惊奇,但并不尴尬,他问了问我们的来意,说了一句:“好好看吧”,随即扛着扁担去了。我们又看了一阵大字报,实在找不出有分量的内容,于是也走了。剧团的人没什么文化,大字报的水平比高校差多了。

“赶进小楼成一统”的日子一直过了好几个月,谁也不知道还要过多久。没想到突然间,爸爸糊里糊涂地给“解放”了。

一天,爸爸正在抬煤,被李英儒看见,问:“汪曾祺,你最近在干什么?”爸爸说:“检查,交代。”李英儒说了一句:“检查什么!看看《毛选》吧。”爸爸听后明白,他的问题可能要解决了。李英儒当时是“中央文革小组”的联络员,隔上十天半个月就要到剧团看看。隔了几天,1967年4月20日的上午,李英儒派人找到爸爸,对他说:“准备解放你,你准备一下,向群众做一次检查。”爸爸回到小楼,正考虑怎样检查,李英儒又让人将他叫去,说:“不用检查了,你表个态。不要长,5分钟就行了。”爸爸刚出办公室,走了几步,李英儒又把他叫了回去,说:“不用5分钟,3分钟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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