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道德经》的引用

　　《道德经》，又称《道德真经》、《老子》、《五千言》、《老子五千文》，是我国古代先秦诸子分家前的一部著作，为其时诸子所共仰，传说是春秋时期的老子李耳（似是作者、注释者、传抄者的集合体）所撰写，是道家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道德经》分上下两篇，原文上篇《德经》、下篇《道经》，不分章，后改为《道经》在前，《德经》在后，并分为81章。其书以哲学意义之“道德”为纲宗，论述修身、治国、用兵、养生之道，而多以政治为旨归，乃所谓“内圣外王”之学，文意深奥，包涵广博。历代帝王如唐玄宗、宋徽宗、明太祖、清世祖皆御注推广，道教内外注疏发挥者甚多。

　　毛泽东是伟大的革命家、哲学家。在他的思想组成中，除了马列主义理论外，还闪烁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智慧的光芒。一生嗜书如命的毛泽东，早在青少年时代对《道德经》一书和老子思想即已非常熟悉。其后，毛泽东对《道德经》这部书深有涉猎，而且引用精当，致成名句。

　　1949年3月13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讲到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其中说到要“互通情报，这对于取得共同语言是很重要的”，批评 “有些人不是这样做，而是像老子所说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结果彼此之间就缺乏共同的语言”。“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语出《道德经》第80章，体现的是老子“小国寡民”的思想，后来用来形容彼此不了解，不互通音讯。

　　1945年4月24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中，在谈到面临的困难和应对的目标时，毛泽东说：“我和国民党的联络参谋也这样讲过，我说咱们的目标：熬头条，就是老子的哲学，叫做‘不为全国先’。就是说，咱们不打熬头枪。”他引用了老子“不敢为全国先”的名言，意思就是先弃后取，先退后进，先让后争，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实践证实，毛泽东的这一战略计划是富有远见的。

　　1949年8月18日，在中国革命胜利前夕，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悄然离去。毛泽东写了《别了，司徒雷登》一文，其中谈到：“多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么？老子说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对于我们，不但‘以死惧之’，而且实行叫我们死。”“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这句引语出自《道德经》第74章，原文是：“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而杀之，孰敢？”毛泽东这里说的“民”是指有志气、有骨气、有能力的中国人民，面对美蒋威胁奋起抗争。也正是这些中国人民赢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新中国成立以后，直至晚年，毛泽东依旧常读《道德经》，在发言、谈话、文章中每每引用老子名言，并十分重视对老子思想的研究。

　　1957年2日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上，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中谈到：“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老子在两年以前就说过：‘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并举出了日本侵占中国最后失败的例子。老子这句极富哲理的语言包含了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即有关对立统一和矛盾转化的问题，这正是毛泽东极其看重的一点。　毛泽东对《道德经》爱不释手，每到一处必带《道德经》。例如，1959年10月23日，出行前他指名要带走的书籍中，便有“关于《老子》的书十几种”。

　　在毛泽东宏伟的诗文里以及在他繁忙的日常生活、书信中，常常可以看到他灵活地运用道家语言的例子。此外，毛泽东对《庄子·逍遗游》的钟爱，对受道家影响很深的诗人李白、李贺的赞许等，这些都值得我们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