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波罗游记第五十四章

　　但“真实性”问题并未就此解决。 1966 年德国学者福赫伯（Herbert Franke）、1979年美国学者海格尔（John W.Haeger）、 1982年英国学者克雷格·克鲁纳斯（Craig Clunas）先后发表文章，对马可是否到过中国或只到中国北方而未到南方等论点提出个人看法。他们的论据不外这几点：1.中国史籍中找不到一件关于马可波罗的可供参证的资料；2.书中未提到具有中国特色的事物，如茶叶、汉字、印刷术等；3.有些记载夸大失实或错误，如冒充献炮攻襄阳，蒙古皇室谱系错误等；4.有些地名用波斯名，可能是从波斯文的《导游手册》抄来的……。对此，笔者曾一一为之辩解〔6〕。

　　以上三位外国学者可能未见到或未重视笔者在《站赤》中发现的那份资料，因而提出了第一条的诘难。但有位中国教授虽看到笔者的论文，却仍然相信外国学者、特别是发表在英国《泰晤士报》上的克鲁纳斯的那篇文章。1988年，王育民教授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办的《史林》第4期上刊出《关于〈马可波罗游记〉的真伪问题》一文， 针对笔者对《站赤》那段公文的解释提出质疑，要点是：（1 ）《站赤》所记兀鲁*[角加碍]等三使者为大汗所遣，而《行纪》则谓为阿鲁浑大王所遣，两书所记迥异，如何解释？（2 ）《史集》（波斯文蒙古史—引者）记合赞汗与阔阔真成婚而对马可一家只字未提，有悖常理。（3 ）忽必烈大汗为阿鲁浑大王选妃是朝野尽知的盛事，马可无论在中国或波斯，都可能由传闻而得悉，“也可能作为这次船队的一员乘客而取得同行的机遇”。《站赤》所记并不能确切表明马可一家与此事有任何直接联系。杨文断言《站赤》所记“只能证明马可波罗的记载是真实的”，论据不够充分。对王教授这一论点及其它看法，笔者在《再论马可波罗书的真伪问题》一文中作了申辩〔7〕。

　　直到近年，仍有一位西方学者坚持马可波罗未到过中国一说，其人即英国不列颠图书馆中国部主任弗朗西丝·伍德博士（Frances Wood）。据说，她将在1995年即“传说的”马可波罗从中国返回威尼斯的 700周年纪念时，推出她的新著，认定马可波罗从未到过中国。笔者未见其书，只是从香港《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1994年10月1日英文版和北京《青年参考》1994年10月28 日摘译的《南华早报》《马可波罗没来过中国？》得知梗概的。《南华早报》该文是大维·瓦伦（David Wallen）自伦敦发出的，她指责马可未提中国妇女缠足，连同其它与怀疑论者多半雷同。她提到中国学者曾从中国和阿拉伯（应为波斯——引者）文献中指出马可波罗曾护送一蒙古公主从海道航行的事实，但指出官方史籍并未提及马可之名，因而相信此事是马可波罗从旁处听说的，这倒和王育民教授所见相同了。

　　笔者发现，对马可波罗书研究有素并作出很大贡献的外国学者，如英国的亨利玉尔和穆尔，法国的亨利考狄和伯希和，意大利的奥勒斯吉（L.Olschki，曾著《马可波罗的亚洲》一书），美国的柯立夫（F. W.Cleaves）等人，都承认马可波罗到过中国，虽然也指出了书中的缺陷。在信息灵通的西方世界，为什么偏有些人置这些研究成果而不顾，独树一帜，大唱反调呢？当然，学术研究，贵在独立思考和百家争鸣，真理愈辩愈明。在相互商榷和争辩中，必将进一步推动马可波罗学的研究。

　　三、几本介绍与研究马可波罗的书

　　和研究、介绍《游记》的论文相比，介绍、研究这一课题的专著相应少些，但也有十几种，篇幅都不大。兹介绍几种较好的如下：

　　1.张星烺：《马哥孛罗》，193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81 页，约48600字。这是我国最早的一本带研究性的专书。此前， 张氏已将玉尔、考狄本译注《游记》译出一部分，故对《游记》内容颇为熟稔。全书四章：《马哥孛罗传》（9节）；《马哥孛罗游记本书》（4节）；《游记之内容》（4节）；《书中关于中国之记载》（3节）。前二章多采自玉尔、考狄本《游记·导言》，其第一章第五节《入仕中国》则沿用其枢密副使及扬州达鲁花赤或宣慰使说，已被否定。第三章介绍全书内容，清晰概括，兼抒己见。第四章虽只三节，但第一节统计《游记》所记元代名人，甚有功力和特色。其结论谓孛罗所记名人，帝王以外，几尽武人，文臣仅阿合马一人，遂“深以为马哥在元廷入仕，为武职也”。仍是为其枢密副使说找佐证。笔者认为，武人之多，当与其喜谈战争有关，因战争故事情节最能吸引听众也。第二节为《所记元代史事》，用《元史》及地方志注解书中所记九件大事，亦大致不差。第三节《所见中国文明及由马哥孛罗之记载比较当时中西文明》，就《游记》所载元代情况归纳为《国家富强》、《政治善良》、《交通便捷》、《宗教道德》、《通行钞币》、《建筑美丽》六项，皆据实直书，不尚矜夸，以见元代文明在当时欧洲人之上。他说：“吾人处今日积弱多乱之中国，常闻有自暴自弃之言，谓中国为半开化之国，人种为劣等人类，永不能与欧美人竞争也。读《马哥孛罗游记》能使吾人兴奋，不甘自暴自弃也。”其爱国情怀，跃然纸上，令人钦敬。

　　2.余士雄：《中世纪大旅行家马可·波罗》，1988年7 月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171页，156千字。余氏研究《马可波罗游记》多年，并于1983年编辑出版《马可·波罗介绍与研究》论文集，从百余篇文章中选出有代表性的论文37篇，汇萃难以搜寻、有价值的论文为一编，甚便应用，因而对此学科的研究行情知之较熟。书分八章：一、马可波罗赴中国的前奏（3节）；二、马可波罗旅行中国的始末（4节）；三、马可波罗所记元初中国的状况（12节）；四、马可波罗记述的中国历史名城（9节）；五、《马可波罗游记》的外文版本（5节）；六、关于《马可波罗游记》的中文译著（4节）；七、中国的马可波罗研究（8节）；八、《马可波罗游记》对后世的影响（5节），其中并附有图片、地图、 书影等多幅。网罗各家成说，参以个人新见，体系宏大，内容丰赡，用力甚勤，颇有特色。虽偶有疏失〔如第139 页已提及邵循正教授《〈马可波罗游记〉的史料价值》，而第24页，记阿合马事件时仍指责波罗“王著（实为‘万户’译音），张库（实为‘千户’译音，见本文第一题末段所述）”之误〕，但小瑕不掩大瑜，本书不失为初学者入门的向导。

　　3.王苗、石宝琇等：《追踪一页历史——重走马可·孛罗进入中国的道路》，1993年8月香港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16开本，116页。这是一部图文并茂、以彩图为主的书。1991年，香港《中国旅游》画报的记者们想要追寻马可波罗进入中国的足迹，在仔细阅读了《游记》并咨询了有关人士后，他们从帕米尔高原的红其拉甫山口出发，穿越新疆、青海、甘肃、宁夏、内蒙、河北，到达北京。沿途对照冯译《行纪》，拍摄当地山川景色，采访民族风情，将所见所闻编成此书。卷首以《马可·孛罗是否到过中国？》为题，叙述了对这一问题的争论和结果，他们把这个问题作为能否启程的关键，并附一《马可·孛罗进入中国路线示意图》，用两种颜色表示马可行程路线与此次行程路线。下分十章：一、帕米尔高原起步；二、喀什人海涌商潮；三、于阗古道载歌载舞；四、塔克拉玛干大朝圣；五、柴达木戈壁苍茫路；六、河西千里十日行；七、西夏故土纵横；八、居延古城孤立大漠中；九、鄂尔多斯大汗长眠地；十、星夜兼程进元都。每章卷首摘引冯译《行记》与本章有关的记载，正文则述今日该地与《行记》所述异同，而以大量篇幅描述当地见闻及风土人情、遗闻轶事，配以多幅彩照，读来如亲历其境，饶有趣味，也增加了不少知识。可谓一本别开生面的、读《游记》的生动的辅助教材。此前，他们已将此行所获资料在其《中国旅游》杂志1993年7月号157期上作为“大特辑”刊出，次月，即作为专书出版，并将卷首长文重新修订，想见此书之受社会欢迎。

　　四、马可·波罗国际学术讨论会

　　当香港中国旅游画报社的同人们完成他们的追踪任务到达终点站北京时，正值马可波罗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隆重召开，时间是1991年10月6日到9日。他们躬逢其盛，欣然参加。

　　会议由北京中国国际文化书院、意中经济文化交流协会、北京对外文化交流协会、新疆自治区社科联联合举办。到会的有意大利、美国、德国、澳大利亚的国际友人，我国有北京、上海、天津、南京、杭州、扬州、泉州、厦门、大连、成都、新疆等地学者50余人。意大利学者人数最多，近20名，多为大学教授，其中引人注目的有马可波罗的后裔波罗·帕多莱基亚教授，长相颇似《游记》中的马可画像，还有热心中意友好事业、被称为“小马可波罗”的记者、作家威尼斯人马达罗。前者以其祖先曾亲临中国的业绩感到自豪，并表达了对中国壮丽山河、风土人情的向往，愿继承发扬其祖先所开拓的意中人民的友好情谊。后者做了一个题目很长的报告：《百万：关于人类友谊和团结的一个特殊事例如何导致一个关于普通贪婪的事例》。《百万》是《游记》的名称之一。全文大意是，马可波罗怀着友好、真诚和尊崇的心情写出了一个伟大、勤劳、文化发达、高度文明的民族，想不到在15世纪后却引起了殖民主义者的贪欲，他们为了寻求黄金，征服、破坏了美洲高度文明的玛雅和阿兹台克两个王国。他说：“历史是‘若干事例’的奇异综合，每个事例对其他事例是独立的，但所有事例都是严格关联和相互影响的。马可波罗的事例和所有其他事例是一样的。”这一辩证的看法很有见地，虽然他并未对《游记》作任何考证和阐发。其他意大利学者的论文有《马可波罗访华后中国和东方对意大利艺术的影响》、《马可波罗和中国法律》、《马可波罗时代在华的意大利人》等。

　　中国学者各就其研究领域或所在地区的特点写出论文。如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黄盛章研究员的《〈马可波罗游记〉中新疆行程实地考察与相关问题的研究》，首都博物馆副研究员张宁的《马可波罗游记中的大都文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沈定平的《从马可波罗到利马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萨那的《马可波罗对哥伦布航行美洲的影响》，大连海运学院航海史研究室副教授孙光圻的《〈马可波罗游记〉中的中国古代造船与航海文明》，江苏高等商业专科学校副研究员蒋华的《〈马可波罗行纪〉与饮食文化交流》，江苏省扬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副编审吴献中与扬州市社科联副主席韦培春合作的《从扬州地方志印证马可波罗在扬州的踪迹》，中国国际旅行社扬州分社李建平副编审的《〈马可波罗游记〉在扬州的历史影响和现实意义》，集美航海学院高级工程师陈延杭的《〈马可波罗游记〉中所描写刺桐的几个问题之探讨》等。此外，中国工运学院教授余士雄的《马可波罗研究中几个问题评述》和江苏高等商业专科学校研究员朱江的《从〈马可波罗行纪〉联想到的三点》则是对《游记》研究有素的专文。另有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陈世松的《〈马可波罗游记〉中的桥》和四川师范大学外语系讲师龙达瑞的《〈马可波罗行纪〉与十三世纪的印度宗教》则是过去很少触及的课题。上海教育学院讲师顾卫民的《中国的马可波罗研究》提供了这门课题的研究信息。已在国内刊物发表的有蔡美彪的《试论马可波罗在中国》（见前），黄时鉴的《关于茶在北亚和西域的早期传播》（《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141～145页）， 此文的副标题是《兼说马可波罗未有记茶》。文章说，马可波罗未有记茶成了某些学者判断他未曾到过中国的主要论据之一，从研究方法而言，这样的论证不能成立。在详细考察了茶传入吐蕃、回鹘、中亚地区、契丹人和女真人的历史后，文章继续说，在蒙古兴起后的一段时期内，蒙古人也还未饮茶。元世祖在1268、1275年已榷买四川和江南之茶，1276年在常湖等处设置茶园都提举司“采摘茶芽，以供内府”。但并无资料表明，在13世纪60～70年代， 蒙古人和回回人已普遍饮茶。 马可波罗来华（1275—1291），他若一直生活在蒙古人和回回人中间，那就可能得不到茶的信息。“所以，他未有记茶是合乎情理的”。笔者在会上提出《再论马可书的真伪问题》草稿，当在《历史研究》1994年第2期刊出时，即引黄教授此文作为附注（见该刊76页注〔2〕）。

　　这次会议的召开，适在马可波罗从泉州出发离开中国的700 周年后，其意义值得重视。这是我国百年来第一次召开的马可波罗国际学术会议，也是第一次召开的全国性的马可波罗学术会议。它不仅沟通了国际间的学术信息交流，也联络了我国和外国学者的感情和友谊，它又是我国学术界对马可波罗学研究的大检阅，这是百年未有的盛举！它必将推动我国马可波罗学的研究和进展。

　　注释：

　　〔1〕两文皆刊于当时的《地学杂志》上，第2篇收入《马可波罗介绍与研究》第380～446页。

　　〔2〕原刊于《真知学报》1942年第2卷4期， 收入《马可波罗介绍与研究》第363～379页。

　　〔3〕原刊于《西南边疆》1939年第4期，收入《马可波罗介绍与研究》第107～126页。

　　〔4〕刊于《南京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收入《马可波罗介绍与研究》第357～362页。该文所引《游记》系穆尔与伯希和本，即统称为《寰宇记》。

　　〔5 〕见玉尔与考狄：《马可波罗阁下关于东方诸国奇异之书》（简称《马可波罗游记》），1929年第3版，第2卷154页注〔1〕。

　　〔6〕参见《马可波罗足迹遍中国》，原刊于《南开学报》1982 年第6期；《马可波罗与中国》，原刊于《环球》1982年第10期， 二文俱收入《元史三论》及《马可波罗介绍与研究》。

　　〔7〕见《历史研究》1994年第2期。该文第二节是对王文的答辩；第一节是对西方怀疑论者的概括性评论，要点是：在马可波罗前后到达蒙古的西方传教士、使臣、商人不少，其名也未见于中国记载；马可未提到的事物，上述诸人的书中也多未提及；说马可书抄自波斯的《导游手册》，但未举出何处抄自《手册》，论者并未见到《手册》，只是揣测之辞。

　　《 马可·波罗游记 》

　　马可波罗所记的乃颜之乱考释

　　（本文作者：南开大学中国古代史教研室　李治安）

　　乃颜之乱，是元世祖后期东部蒙古诸王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反叛。大汗忽必烈曾亲自率领数十万大军征讨并平息了这次反叛。当时，马可波罗恰好滞留于中国境内。十年后，在口述而成的天下奇书《寰宇记》中，马可波罗对乃颜叛乱，曾以六七千言的的篇幅予以详细记录和描述。与国内外其他史籍记载相比，马可波罗《寰宇记》避免了局部片段描述和失载较多等缺陷，所记内容相当丰富，大部分确有其事，有些又非常翔实准确，价值相当高。它为人们弄清忽必烈平定乃颜之乱等一系列问题，提供了有趣和不可多得的史料依据。兹撮其要点，对照相关的汉文及波斯文记载，试作考释和阐发。

　　（一）关于乃颜反叛缘起和忽必烈调集军队

　　关于乃颜的身世和反叛缘起，《寰宇记》说；“……这里有一位乃颜，是忽必烈汗的叔父，年幼时候他承嗣做许多地方与省域的君主和主人。所以他能够聚集四十万的骑兵。他的祖先以前曾为大可汗的陪臣，所以他也是大可汗的臣属。但是如我所说，他是一个少年，只有三十岁，即见自己是诸域之王，同时能聚集四十万的骑兵，所以他就宣布说，他将不再为大可汗之陪臣。在他能做到的范围之内，他将委实禠夺他的君位。所以乃颜遣使到海都处。因为海都是一位大而有力的君主。他是大可汗的侄子，但是他也反抗大可汗，并十分痛恨他。乃颜告诉他，叫他起兵从一方面攻大可汗，目的在夺取他的领土和君位。他自己从另一方面同时进攻。海都回复说，他是十二分的愿意，并且允许准备人马，在指定的时候，预备进攻大可汗” 。多数学者认为，乃颜是成吉思汗幼弟铁木哥斡赤斤的玄孙，失儿不海或阿术鲁之子 。乃颜和忽必烈的确是叔侄关系，但他比起成吉思汗嫡孙的忽必烈，至少低一辈。忽必烈应是叔叔，乃颜才是侄子。马可波罗显然是把二者孰叔孰侄的关系弄颠倒了。作为来华的意大利人，知道二者是叔侄关系已经不容易了，出现这样的差错是可以原谅的。因为祖辈年齿幼和如今辈分低的缘故，有关乃颜“少年”，“只有三十岁”的说法，倒是合乎逻辑的。王恽《东征诗》曰：“远接强弩末，近　乳臭婴” ，亦可为证。至于乃颜与海都相互勾结，两面夹攻大汗忽必烈，穆尔、伯希和英译本转引VB本还云：“……乃颜和海都定下了会合的日子，并且同意尽可能秘密地准备，聚集骑兵和步兵进攻大汗。他们同意在一个确定的地方会合，然后一起对大汗的土地进行突然袭击。这样，乃颜聚集了四十万骑兵，在指定的时间来到指定地点，等待海都” 。拉施特《史集》也可以引以为证。该书说：“斡赤那颜之孙、塔察儿那颜之后王乃颜那颜及移相哥阿合之某后王与其他宗王谋叛于合罕，并曾前往与海都及笃哇结合” 。可见，马可波罗此项记述不仅较为详细，而且基本属实。对乃颜反叛的原因，拉施特《史集》未曾明言。穆尔、伯希和英译本除了说乃颜因实力强大而傲慢，不愿臣属于大汗外，又言其“害怕大汗夺走他的权力”。后一种说法是持之有故的。世祖朝中期以后元廷与乃颜等东道诸王有关领民和属地权益的争夺，越来越激烈。《元史?世祖本纪十》所载：忽必烈至元二十二年十月强行调发乃颜、胜纳合儿两投下鹰房采金等户充当造船工役，就是大汗削夺其权力的具体措施。马可波罗还说，忽必烈成为大汗（君主）以后，只亲征过一次，即是1286年的征讨乃颜。征讨结束后，忽必烈11月返回汗八里（大都） 。按，忽必烈登上汗位后，亲征实际有两次，第一次是中统元年（1260年）亲自征讨同母弟阿里不哥，第二次即征讨乃颜。马可波罗本人自1275年到1291年在华滞留十七年间，亲身经历过的只有后一次征讨乃颜。马可波罗仅记载后一次而漏记前一次，虽然是个遗憾，但可以从反面证明：后一次征讨乃颜，是他直接的见闻和体验。另，乃颜之乱及平定的时间，不是1286年，应为1287年（至元二十四年）。这当是马可波罗单凭头脑记忆而发生的年次错误。至于忽必烈十一月返回汗八里的说法，这里说的十一月估计是西历，相当于农历十月。以西历记忆在华期间所发生事件的月份，似乎成了马可波罗的思维定式 。《元史世祖本纪》缺载忽必烈回大都的具体时间，仅言农历八月乙丑还上都。平时，忽必烈每年两都巡幸，回到大都的时间，通常是农历八月到十月之间。因乃颜之乱尚未完全平息，八月忽必烈回到上都以后再停留两个月，就近继续部署用兵事宜，也是必要的。所以，马可波罗有关忽必烈西历十一月返回汗八里之说，大抵可信。在谈到忽必烈汗调集军队准备征讨时，马可波罗说：“当大可汗听到这个消息，他一点也不心惊，仍旧象以往的聪明和勇敢，去准备他的人马。他宣誓说，假若他不能得胜而去处死那两个不忠的叛逆，他将不要再戴皇冠或去保守他的领土了。于是他急速置放卫队在那些通乃颜与海都的关口上，因此使他们不得而知他的计划。同时他立刻命令那些住在距汗八里十天路程以内的居民，要赶快聚在一起。你们要知道，他在二十二天里头，把一切准备好了。做得极其秘密，除去御前会议的人以外，竟没有一人知道他的工作。他聚集了不下三十六万骑兵和十万步兵。他召集如此小的兵力，因为他只召集了他身边左右军队的原故。他的其余军队共十二军，势力浩大，全都在很远处去从戎，目的在征服各方……他召集的这三十六万骑兵不过是他的放鹰人或是左右侍人” 。关于忽必烈在二十二天内秘密调集军队，汉文史料中没有正面记载，但《元史?世祖本纪十一》言，至元二十四年四月“是月，诸王乃颜反”；五月壬寅“帝自将征乃颜，发上都”。 五月壬寅，即农历五月十二。而本纪中载“乃颜反”的“是月”之前日期为甲戌，此甲戌即四月十四。也就是说，忽必烈得知乃颜反叛的时间大约是四月十四以后。由此到忽必烈发兵上都的农历五月十二，恰恰是二十多天。所以，马可波罗有关忽必烈在二十二天内秘密调集军队的记载，是信实而弥足珍贵的。马可波罗还提到，知晓忽必烈秘密调军备战工作的，唯有“御前会议”的与会人员。“御前会议”，穆尔和伯希和英文译本作privy council。蒙元帝国没有正规的御前会议，与其相类似的倒有元世祖以降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大臣及部分亲近宿卫士参加的御前奏闻会议。元朝时期，重大军国事务大都由这一御前奏闻会议决定。此次征讨叛王乃颜，当然不例外。另，英文privy council一词，在英国即为英王御用顾问机关枢密院，元朝时期也有“节制调度”军队的枢密院。穆尔和伯希和英文译本中的privy council，亦可译作“枢密院”。尽管有上述译义的差别，马可波罗有关“御前会议”或“枢密院”与闻秘密调兵的说法，完全符合元朝的制度，故也是可信的。马可波罗本人不太可能亲自参加这类“御前会议” 或“枢密院”，以上秘密调军备战的情况，估计也是事后从某些与会人员处听到的。对忽必烈征讨乃颜之前那段调军备战的记载，远远详于汉文史书，又可以从侧面说明所载大多是马可波罗直接的见闻和体验，当时马可波罗本人或许就在大汗驻跸之地元上都。忽必烈所调军队多达四十六万的数字，虽有一定的夸张 ，但所调军队来自大汗“身边左右军队”，多数“是他的放鹰人或是左右侍人”的说法，同样能够得到一些汉文史料的印证。忽必烈调集的首先是忙兀、兀鲁兀、札剌儿、弘吉剌、亦乞列思五投下军团。史称，忙兀部博罗欢主动向忽必烈请缨东征，忽必烈“赐介胄弓矢鞍勒，命公董是五诸侯兵以行” 。这里的“五诸侯兵”，即五投下军团。除忙兀部军外，弘吉剌部万户帖木儿率所部脱怜千户、不只儿等征乃颜屡立战功；兀鲁兀部的庆童“亦在军，虽病犹力战”。亦乞列思部忽怜、脱别台、札剌儿部硕德等也在出征之列 。按照博罗欢的说法，五投下的领地与民户，略多于乃颜等东道诸王，“惟征五诸侯兵”，足可以对付乃颜。此言虽有些过头，但五投下军团充任征乃颜的主力之一，是毋庸置疑的。翌年三月，亦乞列思、兀鲁兀、札剌亦儿等部探马赤军又奉命自懿州东征 。此探马赤军尽管是由上述五投下所抽调兵士混编的军团，但也在五投下军范围内。五投下军团的驻牧地，弘吉剌部以应昌路为中心，亦乞列思部以宁昌县为中心，札剌儿部、忙兀部和兀鲁兀部，则在辽阳行省西南部大宁路等处的草原地带。应昌路在上都东北三百里处，其他四投下的驻牧地也在距上都十日路程的范围内。所以，五投下军团大抵能归入大汗“身边左右军队”。其次是诸卫汉军及怯薛军团。元初，汉军组成的侍卫亲军主要是左、右、中三卫，将领则以董文炳、李伯祐最为著名。至元十六年（1279年），又选平宋汉军精锐等增置前、后二卫，合为五卫侍卫亲军。董文炳之子董士选、董士秀相继担任前卫都指挥使。乃颜反叛后，忽必烈接受伯颜的建议，命董士选和李庭“将诸卫汉军，从帝亲征”。此“诸卫汉军”，有的场合又称作“汉人诸军”。当时在上都和大都附近驻戍的“汉人诸军”，大抵是五卫侍卫亲军。所以，“诸卫汉军”和“汉人诸军”，名异而实同。包括前卫在内的五卫侍卫亲军，估计都抽调精锐参与了从征乃颜。这也符合侍卫亲军“掌宿卫扈从……国有大事，则调度之”的职司 。另一名侍卫亲军都指挥使王庆端也奉忽必烈“特敕”，率所部东宫侍卫军扈从征乃颜。王庆端年逾六十，“遇敌则披坚执锐，摧锋陷阵，驻跸则环车为垒，以备非常” 。此时的“诸卫汉军”及将领并不一定都是汉人，阿速人玉哇失就以前卫亲军都指挥使率所部阿速军充当征乃颜的先锋 。另，史书中虽未见到大汗怯薛军团从征乃颜的正面记载，怯薛宿卫士扈从亲征的却不乏见。如木华黎后裔脱脱以“直宿卫”，率家奴数十人从征 。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七月十六日，忽必烈车驾抵达合剌合河之际所颁的圣旨，仍然标有“安童怯薛第一日”的字样 。表明四怯薛军团是依照旧例扈从忽必烈亲征乃颜的。以上“诸卫汉军”和怯薛军团，似乎都可以归入大汗“放鹰人或是左右侍人”、“身边左右军队”之列。忽必烈“急速置放卫队在那些通乃颜与海都的关口上”之情节，亦能在汉文史籍中觅见相关的记载。《元朝名臣事略》卷三《枢密句容武毅王》说，乃颜反叛后，枢密副使摄钦察亲军都指挥使土土哈曾率所部为先锋，“急驱七昼夜，渡秃兀剌河”，抵达孛怯岭。秃兀剌河及孛怯岭的方位，均在哈剌和林的东北。尤其是孛怯岭仅距和林不足二百公里，恰恰是乃颜与海都之间的交通要冲和山岭险峻之处。马可波罗言其为“关口”，并无大错。稍有差异的是，土土哈之举并非奉忽必烈命令行事，而是“临事制宜”。其直接目的又是对付乃颜同党也不干的反叛，还在该地大败也不干。尽管有这些差异，土土哈所率钦察卫亲军的确发挥了切断乃颜与海都交通联系的实际作用。至于大汗未曾调动的“其余军队共十二军”，主要用于驻守“契丹和蛮子境里各省”。 这里的“十二军”，似乎具体指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以前元帝国在漠北、辽阳以外的地区所设的十多个行省及不隶属于行省的宣慰司都元帅府。例如江淮行省、福建行省、江西行省、湖广行省、陕西行省、四川行省、甘肃行省、云南行省、征东行省等。这时的行省及宣慰司都元帅府除了掌管民政和财政，已兼管兵戎，它们都相当于一个个军区。马可波罗所记的“十二军”，大体勾勒了世祖朝中期十余个大军区分戍的梗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