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经师 王肃

  第09章 一代经师 王肃

  (195—256)

  东汉末年,朝廷腐败,社会动乱,经济凋敝,美丽富饶的中原大地上,烽烟四起,战火纷飞,结果造成民不聊生,军阀混战,国家的一片大好河山,竟至满目疮痍。

  为了各自利益纷纷登台亮相的英雄人物,不胜枚举。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三个军事集团,经过几十年残酷的战争,最终割据一方,形成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格局。

  面对战乱频仍,残破凋零的社会现实,有识之士也纷纷表现他们的才华,诸葛亮、司马懿等人有非凡的谋略,关羽、张飞等人有惊人的武功。而在政治思想领域内,却有一个鲜为人知的重要人物,他就是以研究传统经学为手段,以图安邦治国目的的一代经师——王肃。

  一、书香门第 自幼熏陶

  王肃,字子雍。东海郯(音tan。今山东郯城)人。父王朗,是当时颇有名气的学者。他“高才博雅,而性严整慷慨,多威仪,恭俭节约。”(《三国志·魏志·王朗传》裴松之注引《魏略》)学识渊博而富才气,为人正直爽朗。曾因“通经”而拜为“郎中”。又因品德优良举为“孝廉”、“茂才”,从此官运亨通,一直做到权力很大的御史大夫。因为他功劳卓著,还封为安陵亭侯、兰陵侯。他把满腹经纶运用到治国安邦的大业上,写了不少“奏议论记”,为国家的治理出谋划策。并对《易》、《春秋》、《孝经》、《周官》等经典作传,以此表达他的思想和见解。王朗渊博的学识、严谨的学风、积极入世的态度,都对王肃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公元195年(汉献帝兴平二年),正是军阀混战剧烈的时期,一代经师王肃在会稽降临到人世。上天似乎有意让王肃一出生就在灾难中受到磨炼。他还在襁褓之中,做会稽太守的王朗就遭到孙策的进攻,兵败逃到东冶,孙策乘胜追击,王朗走投无路,只好投降。孙策把他们安置在曲阿。不久,曹操征召王朗。不甘寂寞的王朗,展转流离,过了数年终于到了中原,被任命为谏议大夫,到了此时,王肃一家才开始过着较安定的生活。

  聪颖好学的王肃,在其父王朗的训导下,已读遍家中的典籍。王朗师从杨赐,杨氏世传今文经学,所以,王肃实际已掌握今文经学的精华,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具有了深厚的功底。他很崇拜古文经学家贾逢、马融,于是又深入钻研他们的学说,汲取了古文经学的营养。到了18岁,他并未满足今古文两派学说的知识,又向当时有名的学者宋忠学习《太玄》。以儒家经典为根本的王肃,一涉足到《太玄》这种儒、道、阴阳兼采的书籍,犹如从狭谷走到了广阔的平原,顿时豁然开朗,思想也活跃起来了。他不仅认真听取老师宋忠的教诲,研读原书,而且以他深厚的经学基础,智慧过人的见识,对书中的问题重新作了解释。这段时期的学习,对他以后一生都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他已明白,学术要有自己的见解,就不能拘泥于旧说,又要勇于创新,才能发挥自己的新思想。因此,他借鉴《太玄》儒家兼采的做法,兼采今古文经学两派的学说,为己所用。用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来阐释儒家的理论,结合当时的社会实际,逐步形成具有一家特点的学术和治国思想。

  公元220年,学术上已小有名气的王肃,已经25岁了。这一年,他的父亲王朗升任御史大夫。因为他的出身,加上他的学识与能干,被任用为散骑黄门侍郎,进入了高层统治集团,开始他的政治生涯。

  二、遍注众经 自成一家

  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以后,儒家学说统治了整个政治思想领域。虽然也有今古文等流派之争,那也是统治学术界的儒家学派的内部之争。到了东汉末年,郑玄的学说占了统治地位。随着历史的进程,社会生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三国的格局,促使人们的思想更加活跃,如何治理好国家,成为每一个有头脑的人必须思考的重要问题。担任了散骑侍郎职务的王肃,也深知儒家学说的影响力,要治理国家,就要借助儒学经典的力量。所以,他面对日见衰微的经学,力排众说,采纳各派合理的部分,先后为《尚书》、《诗经》、《论语》、《三礼》、《左传》等经典作注,又整理其父王朗所作的《易传》。他的注经,不取一家,又有自己的见解,所以在学术界影响很大。过去有人说他乱了“家法”,其实这正是王肃能够兼容并包,博采众说之长的优点。不久,司马氏集团当政。因为王肃的女儿在太和五年(231年)嫁给了晋文帝司马昭,借这势力,王肃所注众经,都被列为学官,至此,也就确立了王学的官方学术地位。朝廷势力的支持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更重要的是王肃的学说已经系统化,它涉及到政治思想很多方面,而且适应了新的形势需要,所以,王肃的学说在学术界本身已确立了他的重要地位。朝廷因为“兵乱以来,经学废绝,后生进取,不由典漠,岂训导未洽,将进用者不以德显乎?”(《三国志·魏志·明市纪》)统治者也迫切需要培养人才,统一思想。已具重要地位,而且有一定影响的王学立于学官也就势所必然了。

  魏甘露元年(256年),曹魏大权早已落入司马氏之手,徒有天子之名的高贵乡公曹髦,还想挽回颓势。四月雨辰,他到太学向诸生询问经义,其中问到《书·尧典》中“稽古”一词的解释。曹髦本来是主张郑学的,认为尧是效法天的。结果博士庾峻用王肃的观点来回答,认为应该是“尧顺考古道而行之”,即尧效法的是前世治国之道。曹髦又引孔子“唯天为大,唯尧则之”来反驳,认为尧的美德在于效法天意。庚峻则以“奉遵师说”为由把曹髦挡回去了(事见《三国志·魏志·三少帝纪》)。这不仅说明王学在学术界的影响,而且对经典的解释也可看出思想政治的差异,皇帝固然强调“天意”,要大家顺天意,拥护他这个皇帝,而儒生中接受了王肃的思想,强调的是“古道”,要效法前世治国之道、一重天,一重人,已见明显差别。

  三、伪造圣言 以抒己志

  王肃不仅在经典的注释上与郑学针锋相对,并取得官方学术地位。同时,为了进一步表明自己的思想观点,也为他的思想确立理论根据,他借“圣人”孔子及其子孙之口,集录和伪造先秦孔子言论为《孔子家语》,又伪造《孔丛子》、《圣证论》。这些言论虽然大多出自前人之书,但也可从他的选择之中看出他的用心。看似抄录,却有不少改动,也有许多他自己的话。如他在《孔家语·始诛》引用《荀子·宥坐》中的话说“上失其道,而杀其下,理也。”原文本作“上失之,下杀之,其可乎?”略改几字,足见其用心。又如《贤君》中引用《说苑·政理》:“善为刑罚,则圣人自来。”他改为“崇道贵德,则圣人自来。”这就把自己崇道贵德的思想塞进去了。过去人们对他这个做法是很不以为然的,一个高明的学者何必作伪呢?其实,仔细考察他伪造的书,就可以看出他的苦心:用圣人的话来立论,是儒家经典地位尊崇形式下的一种手段;是借圣人之口说自己想说的话。他在《孔子家语》《孔丛子》中,从各个不同角度来论述治国思想、方法,以及用人等重大问题。而在尊崇孔子儒学的名义下,把道家的无为而治的思想包含进去,成为新时代新思想的融合体,这也是王肃在学术上压倒郑玄,能够列于学官的重要原因之一。它反映出经学向玄学过渡的时代思想特色。

  王肃除了注释经典,伪造《孔子家语》、《孔丛子》之外,他在政治生涯中,还针对时事,频频向统治者建议,又表现出儒家入佳的积极态度。他对朝廷的典制、郊祀、宗庙、丧纪、轻重等治理国家的重大问题,写了百多篇论文阐述自己的看法。可惜这些文章今天已不能完全看到。但从《三国志·魏志·王肃传》及《孔子家语》、《孔丛子》中,还可以了解王肃的思想梗概。

  四、儒道合流 无为而治

  用什么样的思想来治理国家,是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的问题,谁也回避不了。在魏晋时期,儒家的学说虽仍占统治地位,但有许多社会的实际问题,在儒学中并不能完善地解决。于是道家的思想、重视义理的倾向就乘机而入。不正视这些已经存在的思想,研究并利用它,而是一概排斥,是自欺欺人。王肃有这个勇气去面对它,研究它,还顺势把儒道思想融合在一起。却继续打着儒家的旗帜来宣传自己的新思想。

  孔子是儒家的祖师爷,但他在《孔子家语》中,多次讲到孔子以老子为师的情况,极力渲染孔子师从老子,为儒道合流的理论寻找依据。进而用道家的无为而治的学说来改造儒家的天道观,提出“无为”的治国主张。他在《孔子家语·观周》一篇中,具体形象地记述了孔子受教于老子的情况:

  孔子谓南宫敬叔曰:“吾闻老聆博古知今,通礼乐之原,明道德之归,则吾师也,今将往矣。”……敬叔与俱至周,问礼于老聃,访乐于苌弘,历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则,察庙朝之度。于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圣,与周之所以王也。”及去周,老子送之,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者送人以言。吾虽不能富贵,而窃仁者之号,请送子以言乎!凡当今之士,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讥议人者也。博辩闳达而危其身者,好发人之恶者也。无以有己为人子者,无以恶己为人臣者。”孔子曰:“敬奉教。”自周反鲁,道弥尊矣,远方弟子之进,盖三千焉。

  老子博古知今,带孔子实地考察,启发孔子明白周公为圣人、周称王天下的道理,并指明孔子多年奔波碰壁、失败而不得志的原因。孔子受到这些重要的教导,回到鲁国,名声大振,慕名求学的人达到了三千人。儒家圣人孔子尚且师传于道家老子,这就把儒学与道家在学术上联系到一起了。也为他把道家思想融进儒学找到了根据。接着,王肃就用道家的无为学说来改造儒家的天道观。他在《孔子家语·大昏解》中,借孔子之口说:“如日月东西相从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闭而能久,是天道也;无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之,是天道也。”这就是说,天道像日月一样按照一定的规律运行,永无止境,万物的形成正是无为的结果,体现了自然而然的作用。这里的道,已不是孔子的道德、学术或方法的道了,而是老子的道。它包含宇宙规律,它是永恒的,绝对的道,无为而无不为的道。它能造就万物,贯通一切而无穷。既然天道无为,那么人类社会的一切现象,也不是天道强加给人们的,而是历史发展的结果,所以要顺应天道的无为来治理国家。他反对经学中关于天命的说法,认为人类社会中一切丑恶的现象,就是没有实行无为而治的结果,是人们自身造成的,而不是天道的作为。王肃在《孔子家语·五仪解》中,回答“国家之存亡祸福,信有天命,非唯人也”的问题时,就明确地指出“存亡祸福皆己而已,天灾地妖不能加也。”并以历史上的纣辛为例,说明“不修国政”,迷信天命,最终必将灭亡。因而“灾妖不胜善政,寤梦不胜善行,知此者,至治之极也。”(俱同上)这就强调了人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作用,清除了郑玄注中的迷信思想。

  人在治理国家时要效法天道的无为,这正是老子所主张的。而这种“无为”,却是要人们不去做违反天道的事,把违反自然规律的行为强加给社会,而要正视人类正当的基本生活要求。他借子思之口说:“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孔丛子·杂训》)利欲本是人们的正当要求。“人之可使,以有欲也。故欲多者,其所得用亦多;欲少者,其所得用亦少矣。”(《孔丛子·陈士义》)统治者应当尽可能顺应人们的欲望,发挥他们的才能,创造一个老百姓安居乐业的环境。这对东汉末遭受战乱、陷于民不聊生境地的老百姓,显得尤其重要。这实际上也是寻求社会安定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对统治者来说,正应“无为”而治,又不可一味追求自己的嗜欲。他说:“故能有天下者,必无以天下为者也,能有名誉者,必无以名誉者也,达此,则其利心外矣。”(《孔丛子·抗志》)如果国君首先去其利欲,以免伤民,则天下、名誉皆可得,如果继续贪多索求,嗜欲无厌,不仅一统天下不能得,名誉丧失,还将造成严重的社会动乱。他认为:“鸟穷则啄,兽穷则攫,人穷则诈,马穷则佚。自古及今,未有穷其下而能无危者也。”(《孔子家语·颜回》)如果以穷民力来治理国家,那么老百姓必然要反抗。“凡夫之为奸邪窃盗历法妄行者,生于不足,不足生于无度。”无节制的搜刮,使老百姓难以生存。他们只会挺而走险。“万民之叛道,必于君上之失政。”(《孔子家语·入官》)统治者的胡作非为,迫使老百姓不得不造反。这时,如果对老百姓又滥施刑罚,其结果必定是“罚行而善不反,刑张而罪不省。”(《孔丛子·刑论》)只会弄得社会更加动荡不安。所以,从当时的社会实际来看,尤需“无为”而治。要爱惜民力,才能求得社会安定,进而达到一统天下的目的。他从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为维护传统的儒家学说,把道家的天道观和无为而治的政治思想融合到儒家中来。这恰恰反映出汉魏之际的儒学向道家学说靠拢,成为正始年间玄学以道家思想为本的重要过渡,也可以说是学术风气转变的先导。

  五、崇德重才 安邦治国

  王肃把道家的思想融合到儒家的学说之中,又遍注众家经典,目的是借儒家学说的传统影响力,宣扬他自己的安邦治国的思想。面对三国鼎立,亟待统一,安定天下的局势,也需要一个统一的认识,一整套具体的措施。所以,在他的奏议和伪造的《孔子家语》《孔丛子》中,煞费苦心地进行设计。在他的设计中,首先要解决的是礼义道德的问题,其次才是人君的作为和人才的选拔与任用。

  对于礼义道德,他发展了儒家的观点。孔子的礼,主要指礼仪、礼制、礼法等方面。王肃则把它提高到哲学的高度,用老子思想去解释它。提出礼有五至、三无、三无私的性质。五至是什么呢?他说:“正明目而视之,不可得而见,倾耳而听之,不可得而闻,志气塞于天地,行之充于四海:此之谓五至矣。”(《孔子家语·论礼》)即指志、诗、礼、乐、哀五至。什么是三无呢?他说:“无声之乐,无体之礼,无服之丧;此之谓三无。”(同上)把“无”作为乐、礼、丧等的根本,明显地利用了老子的思想。什么是三无私呢?他说:“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同上)这就是说,礼是无私、无为、视之而不见、听之而不闻的。这个“礼”,已不是礼制、礼法的礼了。它与老子的“道”和“无”很相似。目不可见、耳不可闻,却无处不在,似乎是产生一切的根本,是宇宙的本源。

  解决了根本的问题,作为人君,自然要循礼、崇德、尊道、重才。国家才能得到治理。“当今所急,在修仁尚义,崇德敦礼。”(《孔丛子·陈士义》)礼既是无所不在的根本,人君治国自然必须遵礼、敦礼。要讲究道与德。他的道,重在思想上的精神境界,德,重在行为方面的伦理观念。从为人的角度来说,就是要做到道德上的自我完善与满足。他强调:“夫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明道也。是以非德道不尊,非道德不明。”(《孔子家语·王言解》)道与德二者相为表里,不可或缺。他又说:“唯能不忧世之乱,而患身之不治者,可与言道矣。”(《孔丛子·抗志》)不为尘世所扰,加强修身,才能谈到道的问题。这就表明了修身的重要性。如何修身呢?他强调:“君不困不成王,烈士不困行不彰。”(《孔子家语。困誓》)在逆境中可以激发人们的意志,使人得到锻炼。修身的目的是为了“道”。“与屈己以富贵,不若抗志以贫贱,屈己则制于人,抗志则不愧于道。”(《孔丛子·抗志》)突出一个人要追求?不愧于道”的精神境界,而不必“屈己”以求富贵,求利丧志,终将失去人本身的自由和价值。一个完善的人,应该是:“夫清高之节,不以私自累,不以利烦意,择天下之至道,行天下之正路。”(同上)一个人的道德修养与崇高的精神境界,是人们生存最重要的支柱。普通人如此,国君尤应首先做到。“明君必宽裕以容其民,慈爱以优柔之,而民自得矣。”(《孔子家语·入官》)“爱与敬,其政之本与?”(《孔子家语·大昏解》)对人民宽容、慈爱、尊敬,是治国的根本。“古人为政,爱人为大,不能爱人,不有其身。”(同上)“夫损人而益己,身之不祥也。”(《孔子家语·正论》)不能爱民,自己也将不复存在。所以,国君尤应严格要求自己,因为他是一国人的表率。“夫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而正矣。君之所为,百姓之所从。君不为正,百姓何所从乎?”(《孔子家语·大昏解》)君正臣随,上行下效。然而仍不可能无误,所以他又强调人君听谏的重要。他认为国君必须听取不同意见,尤其是相反的意见,他以卫国为例说:“君出言皆自以为是,而卿大夫莫敢矫其非;卿大夫亦皆自以为是,而士庶人莫敢矫其非。君臣既自贤矣,而群下同声贤之。贤之则顺而有福,矫之则逆而有祸。”(《孔丛子·抗志》)君臣都自以为是,听不到、也听不进纠正自己错误的好意见,最终将导致国家的衰败。这就从正反两方面来提醒国君,治理国家,完善自身是非常重要的。这种要求,看似有为,实际与他无为而治的思想是一致的。

  既然如此,国家的人员、机构也就应精简。他上书皇帝说:“除无事之位,损不急之禄,止浮食之费,并从容之官;使官必有职,职任其事,事必受禄,禄代其耕,乃往古之常式,当今之所宜也。官寡而禄厚,则公家之费鲜,进仕之志劝。各展其力,莫相倚仗。”(《三国志·魏志·壬肃传》)去掉那些有位无事,或因人设官、只享受薪棒的官员,让每一个有事的官员都有丰厚的薪俸而各尽其责。结果不只会减少国家的财政开支,还可避免无事扯皮、互相争斗,或互相倚仗,朋比为奸的现象发生。只用少量的官员治国,效果会更好。这又自然涉及如何选拔人才的问题了。

  正确地选拔和使用人才,是治理国家的大事,甚至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今天下诸侯方欲力争,竞招英雄以自辅翼,此乃得士则昌,失士则亡之秋也。”(《孔丛子·居卫》)要得到士人的支持和帮助,就必须把贤能有智慧的人当成老师和朋友,尊敬和了解他们。“今必欲定天下,取王侯者,其道莫若师贤而友智。”(《孔丛子·独治》)“故仁者莫大乎爱人,智者莫大乎知贤,政者莫大乎官能。”(《孔子家语·王言解》)要爱护人才、了解人才的不同能力,然后才能正确地使用人才。选拔人才重德才而不以貌相。“人之贤圣在德,岂在貌乎?”(《孔丛子·居卫》)也不必求全责备。“夫明主之于臣,唯德所在,不以小疵妨大行也。”(《孔丛子·陈士义》)要用其所长。“夫圣人之官人,犹太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长,弃其所短。”(《孔丛子·居卫》)他以子思向卫君推荐李音为例,认为用人论才而不必强调其出身,以当时的社会风气,有这种认识是很难得的。君臣之间,还要相互理解和支持,君用臣不疑,臣对君也能犯颜谏事。如果巨子提出的建议,“不见用,是吾言之不当也;言不当于主而居人之官,食人之禄,是尸利也。尸利素餐,吾罪深矣。”(《孔丛子·论势》)每一个巨子都尽忠职守,而不是尸位素餐。君臣融洽,赏罚分明,形成用贤人、去不肖的良好风气,上下齐心协力,国家就能治理好。把社会治乱的根本归结到君主的治理。

  王肃的这套不错的人才理论,可惜没有具体、切实可行的措施,实际只能束之高阁。公元220年(魏黄初元年),尚书陈群建议立九品官人之法选拔人才。这种办法弊大于利,看重门第出身、徇私舞弊的风气愈演愈烈,真正的贤能之士仍然被埋没了。王肃的努力也并未改变这种状况。

  王肃在公元220年任散骑黄门侍郎后,官运亨通,很受皇帝赏识。公元229年,升任散骑常侍。他对国家的军事、政治等重大问题频频上书建议,恪尽劝谏之职。魏明帝常常听从他的意见。接着,他又以常侍之职兼任秘书监、崇文观祭酒。又成为管理教育的重要官员。魏明帝曹睿死后,于公元240年出任广平太守。不久,又被魏齐王曹芳召回,拜为议郎,任侍中,能够出入禁中,很受人尊重。接着又升任太常,掌管宗庙祭祀,成为国家重要官员的九卿之一。当时大将军曹爽专权,任用何晏等人。王肃说他们是弘恭、石显之类的坏蛋。不久,就因宗庙祭祀问题被免职。后来又东山再起,做光禄勋,掌管官延门户。仍为九卿之一。魏嘉平六年(公元254年),年近60岁的王肃持节兼任太常,亲迎高贵乡公曹髦于元城。后升任中领军、加散骑常侍。可谓一生得意。

  公元256年(甘露元年),61岁的一代经师王肃与世长辞,数百个学生为他披麻戴孝,可见影响之大。由于他的功勋和特殊的地位,死后被追赠为卫将军,谥称景侯。

  王肃有子女九人,除一女为晋文明皇后外,其余八人良莠不齐,也有位至尚书,以至封侯的。

  王肃之学,融合儒道,以为魏晋玄学的先导,虽在魏晋之际显赫一时,但在玄学逐步兴起之后,王学的传授就逐渐衰落。传于世的仅存零星的记载。以及伪书《孔子家语》、《孔丛子》等。世人称王学兴而经学亡,玄学兴而王学亡。王学的时间虽不长,王肃却仍不失为经学传授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

  [编者按]:《孔子家语》、《孔丛子》二书,历经通人指摘,以为出自王肃伪造。但其中材料多依据于《礼记》、《大戴礼记》和《左传》、《国语》、《孟子》、《荀子》等典籍。本文作者认为王肃在依据这些材料伪造二书时,有去取笔创之意存焉。因而征用二书资料来论证王肃的思想,这是一种大胆的尝试,望读者鉴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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