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朔生平简介

　　东方朔，西汉文学家，字曼倩，平原厌次(今山东惠民)人。武帝时，为太中大夫。他性格诙谐滑稽，爱好喝酒。古代隐士，多避世于深山之中，而他却自称是避世于朝廷的隐士。

　　东方朔生活的年代正是西汉王朝的全盛期。《史记·平准书》说：“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汉武帝在此基础上，大力开拓，内外经营，汉帝国的声威远振，国内一派升平景象，随着经济、文化交流的开展，远方神异的传闻，珍禽怪兽，奇物瑰宝也涌进了中国。所有这一切，使人们开阔了眼界，扩大了胸襟，受到了鼓舞，整个社会洋溢着乐观开朗的气氛。东方朔在汉武帝初年上书自荐，他说：“臣朔少失父母，长养兄嫂，年十三学书，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学击剑，十六学诗书，诵二十二万言。十九学孙吴兵法，战阵之具，钲鼓之教，亦诵二十二万。凡臣朔固已诵四十四万言，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二，长九尺三寸，目若悬珠，齿若编贝，勇若孟贲，捷若庆忌，廉若鲍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为天子大臣矣。”

　　东方朔进入仕途以后，并未能和他想象的那样受到重用，施展自己的才智。“待诏公车”、“待诏金马门”，表面上虽然好听，可实际上他的生活待遇，一如侏儒、俳优，随时听候皇帝的召幸。他需随时准备陪从皇帝巡行狩猎，根据皇帝的意图，以其所见所闻，写成赋颂，供皇帝赏玩。这样的处境不能不使东方朔感到难堪，其情绪由开始的兴奋转为愤慨，但他没有让这样的愤慨爆发，相反的却由于汉武帝“颇俳优畜之”(《汉书·严助传》)，那么他就索性以俳优面目出现，于是他假传圣旨，恐吓侏儒;深宫射覆，痛惩幸倡;不待诏割肉归家，借酒醉于殿上便溺……，他的言行，他的文章也因此带有诙谐放诞的色彩。班固称东方朔为“滑稽之雄”，“不能持论”，封建时代的文人指斥他行为放荡，现代学者中也有人认为东方朔是专供宫廷娱乐的皇帝的清客。如果联系当时一般文士的境况，纵观东方朔的全部活动，我以为以上的评价未必是公允的。《汉书》多次把东方朔与枚皋并提，以其“为赋颂，好嫚戏”，“不得比严助等得尊官”(《汉书·枚皋传》)，而因其“不根持论，上颇俳优畜之。”(《汉书·严助传》)枚皋是着名的《七发》的作者枚乘的儿子，汉武帝“得之大喜，召入见，待诏。”《汉书》本传说他“不通经术，诙笑类俳倡”，陪从汉武帝巡幸各地，“上有所感，辄使赋之，为文疾，受诏辄成”。枚皋确实是一个皇帝的清客而专供宫廷娱乐。但作为文士，枚皋也不满自己的处境，他说：“为赋乃俳，见视如倡，自悔类倡也。”反映了他内心的苦恼。司马迁虽然出身经历与东方朔、枚皋不同，但作为太史公、中书令也常侍于汉武帝的左右，他也有“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报任安书》)的感叹。这反映了当时文士社会地位的低下，但并不说明他们的人格就一定低下，思想见识就一定浅薄。司马迁在《史记》中为淳于髡、优孟、优旃立传，认为他们虽为倡优，但“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他们的言行也是很了不起的。司马迁写《滑稽列传》，歌颂倡优，既是对世俗观念的抗议，也表达了个人身世的感慨，心情是激愤的。因此，我们也可以理解东方朔行为的乖张，正是他才智不能施展，反遭鄙视，内心极度悲哀、愤懑的变态表现。

　　东方朔的言论虽然诙谐，但也有他深刻、尖锐的地方，更不是一味阿谈颂扬，以顺遂汉武帝的心意为目的。他直陈的见解，常常是公卿大臣所不敢表示的。他反对汉武帝微行狩猎，扰民伤农，严正陈辞，以“大殷作九宫之市而诸侯畔，灵王起章华之台而楚民散，秦兴阿房之殿而天下乱”作为历史鉴戒，意气勤勤恳恳。这与太中大夫吾丘寿王不仅不加劝阻，反而为之扩大上林苑的行为相对照，更显出东方朔具有政治家的眼光和气度。汉武帝的姑母窦太主寡居而私宠董偃，挥霍财物，不计其数，满朝权贵都以结识董偃为荣，汉武帝也准备“置酒宣言”，以隆重的礼节来接待他。东方朔对此极为不满，据理力争，指斥董偃为“国家之大贼，人主之大蜮”，终于使汉武帝不得不改变主意，表现了东方朔敢批逆鳞的斗争精神和鲜明的是非观念。当汉武帝问他：“先生视朕何如主也”，并向他与当时公卿大臣公孙弘、倪宽、董仲舒等相比较，自己以为如何时，东方朔的回答，或顾左右而言他，或表现为不屑一顾的态度，既显示了他的机智，也表现他不肯违心谄事皇帝、权贵的傲岸不群的性格。

　　作为文学家的东方朔，他的作品有开风气的贡献。据《汉书·艺文志》，东方朔有作品二十篇，多数已佚，存三篇完整的作品：《七谏》，载刘向编《楚辞》中;《答客难》、《非有先生论》，《汉书》本传、《文选》均载，唯文词稍有差异。后两篇最为着名。《答客难》据《汉书》本传称，是他上书陈农战强国之计数万言，终不见用后所写。文中假设有人对他虽然“博闻辨智”，“海内无双”，又“悉心尽忠以事圣帝”，却是“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执戟”提出疑难。接着他进行答复，大意为：当今与战国时代不同，是“圣帝流德，天下震慑，诸侯宾服。”在这样形势下，贤与不肖没有什么不同，“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泉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这篇文章表面上是庆幸自己生逢盛世，当以修身为务，骨子里则表明自己怀才莫展，个人的尊卑荣辱全凭帝王摆布，其间的牢骚不平之气是很容易体会出来的。在形式上《答客难》采用客主问答的方式，虽然不以赋名篇，但实际上它是一篇赋。由于它道出了封建时代有才能的知识分子不得施展怀抱的共同苦闷，后来不少人都采用这一方式来表述自己的志趣，汉代就有扬雄的《解嘲》、班固的《答宾戏》、张衡的《应问》等，远至唐代韩愈的《进学解》，也是有意学《答客难》的。可见其影响之深远。《非有先生论》形式与《答客难》相同，“非有先生”即司马相如《子虚上林赋》中“子虚”、“乌有”。它借古讽今，假托非有先生在吴国作官，三年“默然无言”，吴王问他，他乘机用历史上谏诤之臣遇祸的事实来启发吴王。期望汉武帝以吴王为鉴，远佞人，近贤者，广举天下才智之士，而使国家大治。文中连用几个“谈何容易”，表现了作者深沉的感慨，是很富于感染力的。

　　有关东方朔的传说很多，最有趣的，当数他喝“君山不死酒”的故事。

　　据说，君山上有美酒数斗，如能喝到，可以不死为神仙。武帝得知后，就斋居七天，派了栾巴带童男童女数十人到山上求之，果然得到了仙酒，就带回来给武帝喝。武帝未喝之前，东方朔就偷偷地喝光了。于是武帝大怒，下令推东方朔出去斩首。东方朔就说：“假如酒有灵验，你杀我，我也不死;要是没有灵验，这酒有什么用呢?”武帝想了一下，明白了其中的道理，才笑着把他放了。

　　东方朔在当太中大夫时，昭平君娶了武帝的女儿夷安公主为妻。这昭平君是武帝妹妹隆虑公主的儿子，平日飞扬跋扈，经常犯罪，所以隆虑公主很不放心。在病重临终前，拿出金千斤钱千万，为儿子预赎死罪，武帝答应了。

　　果然，昭平君自母亲死后，更加骄横，竟然醉杀了夷安公主的傅母(古时负责辅导、保育贵族子女的老年妇人)。按汉代法律，应是杀人偿命，但朝中大臣都不敢问斩，因为隆虑公主曾预赎过死罪，而且皇上又同意了的。于是将此事奏请武帝，由他亲自裁夺。武帝说：“我妹妹已故，只有这么个儿子，死前，又嘱托过我。”讲到这里，他泪流满面，叹息良久。又说：“但法令是先帝制定的，我不能因妹妹而违反先帝的法令，否则，我有什么面孔进高庙见祖先?何况还要辜负天下万民。”于是下令廷尉斩了昭平君。斩了昭平君，武帝十分悲痛，左右大臣也为之伤心。

　　此时，只有东方朔没有哀伤的表情，反而拿了一杯酒，为武帝祝寿。他说：“我听说圣明的君王治理国政，赏赐不避仇人，杀戮不择骨肉。这就是古书上所说的‘不偏不党，王道荡荡’。这两件事，是五帝所推重的，也是三皇所难以办到的。现在陛下却做到了，这样，天下的老百姓都能各得其所。这是值得庆幸的事。我手捧酒杯，冒死再拜，祝皇上万岁。”武帝没说什么，就起身进入宫内。

　　到了傍晚，武帝召见东方朔说：“《传》曰：看准时机后再说话，别人不人讨厌。今天先生给我祝寿，认为是看准时机了吗?”东方朔马上脱下帽子，磕头请罪道：“我听说快乐过分就阳溢，哀伤过分就阴损。阴阳变化就心气动荡，心气动荡就精神分散。精神一散，就邪气侵入，消除愁闷最好的是酒。我所以用酒向皇上祝寿，是表明陛下刚正不阿，用它来替皇上止哀的。我不知忌讳，罪该死。”武帝听了，觉得很有道理。以前，东方朔曾喝醉了酒，闯入宫殿，而且在宫殿中小便，宫中值巡发现了，弹劾他大不敬。武帝就下诏，免去了他的官职。现在，通过这件事，又恢复了他的中郎官职，并且还赏给他一百疋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