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对钦差大臣的奖与罚

钦差是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政体中的一种特有的制度，其源远流长，内容丰富，影响深远。明敖英《东谷赘言》云：国初设官分职，咸有定额，往莅职掌者领部檄焉，皆不颁敕，不称‘钦差’。其后因事繁难，添设职掌各于职衔上加钦差，二字，于此以见前项职司俱出自朝廷处分，非吏部专擅也。（《宝颜堂秘笈》广集，明万历刻本）清沿明制，凡是由皇帝特命派遣办理重大事件并授予关防者，即称日钦差大臣。在清代政治制度史上，钦差大臣作为皇帝临时差遣的特使，具有独特的地位，在办理各类重大事件中，起到了特殊的作用，但同时也给清代社会的各个方面带来了严重的弊害。

一、 对钦差的奖励

其一是口头嘉奖。对于顺利完成任务的钦差，皇帝的表扬不仅证明其成绩得到肯定，办事能力得到赞许，还意味着今后会得到皇上格外的青睐而被重用。如雍正四年（1726），皇帝特旨授王国栋浙江观风整俗使，巡省天下，观风俗之得失。“国栋至官，巡行宣谕，清逋赋，惩唆讼，饬营伍，严保甲，次第疏闻，上温谕奖之。”（《清史稿·列传七十八》）

其二是物质奖励。朝廷赏赐物品，不仅是官员本人的光荣，还是整个家族的荣耀。对所赐之物，他们都非常珍视，会精心保存，代代相传。康熙三十二年（1693），清廷因两江总督傅拉塔理案“明慎有声”，派其作为钦差前往广东，查处巡抚江有良与巡视两江盐课太常寺少卿沙拜互参一案。后傅拉塔察实，以沙拜诬参，江有良阻坏盐法之情回奏，二人俱被革职。康熙帝嘉奖其居官廉正，治绩颇优，赐貂帽、银鼠袍褂等物。

如果钦差任务重大且完成出色，朝廷可能会给予多种奖励。如嘉庆十八年（1813），钦差大臣、直隶总督那彦成镇压河南天理教起义有功，嘉庆帝大加称赞，加太子少保衔，赏三等子爵，换戴双眼花翎，紫禁城骑马，并赏御用荷包一个，升其子容照为乾清门二等侍卫，又赏黄面黑狐皮马褂、四喜玉扳指、吉祥白玉牌、镶宝石带扣、黄辫大小荷包。

督修水利工程的钦差大臣，一般在外时间较长，工作辛苦。作为奖励，清廷还会特旨增发养廉银。乾隆四年（1739），两江总督那苏图奏请为钦差发养廉银，每月酌给二百两，乾隆帝允准照其所议行。乾隆五年,总办江南水利工程的钦差大臣汪漋、德尔敏等，还请旨为其助手加增薪俸，得到乾隆帝同意。

其三为升职。在对钦差大臣的奖励中，升职是最高奖赏。得到升职的钦差，不仅职位更高，而且往往位居要职或其他重要岗位。如雍正五年，左副都御史杭奕禄与内阁学士任兰枝奉命前往安南（今越南）宣谕。安南国王率文武陪臣听宣诏谕，并向杭奕禄等馈赠赆（jìn，临别时赠送的财物）仪，被其婉辞。由于杭奕禄出色完成了外交使命，不久升任刑部左侍郎，暂行署理吏部尚书事务。

康熙二十七年，云南提督万正色、鹤庆总兵王珍两人不和，以婪赃侵饷互相攻讦，总督范承勋也向朝廷参劾万正色纳贿侵贪，兵部议派钦差审核。二月，工部左侍郎傅拉塔受命与礼部右侍郎多奇前往云南。还未启行，即调傅拉塔为刑部右侍郎。四月，傅拉塔尚在云南之时，又被授为两江总督。他短短数月连膺重任，首任封疆即莅江南重地，被视为殊遇。

二、对钦差的处罚

钦差肩负重任，责任重大，关系朝廷体面，如果出现失误或失职行为，会造成严重后果。对于办事不利的钦差，清廷会根据具体情况作出相应处罚。

其一为申饬。如果钦差办事不利，未能圆满完成任务或在办案中出现差错，但后果不甚严重，朝廷将给予训斥，提醒其认真对待所办事项。乾隆五十九年，吉林将军恒秀被参亏缺库项、勒派民户，乾隆帝命四川总督福康安为钦差前往审讯，结果福康安拟罪从轻，受到乾隆帝斥责，认为福康安“特加简派，自应秉公持正，方为无负任使。乃瞻顾亲谊，曲庇局员，本应治以应得之罪，因念其办理廓尔喀一事，不辞艰险，著有劳绩，是以姑从宽宥”。福康安以功抵过，才免于处分。

嘉庆十六年，因负责查看河工弊窦的钦差托津、初彭龄在奏疏中敷衍应付，无视河工连年妄用帑银三千余万两的情况，嘉庆帝极为不满，对二人严加斥责：“托津系国家重臣，初彭龄素称敢言，兹于特交事件，如此将就了事，此后若别经有人告发，或参出实据，伊二人将何颜见朕乎？且伊等所奏提查工员帐（同“账”，下同）簿，现在钦差到彼，工员帐簿，多系捏造，何足为凭？托津等不认真访察，仅以查帐为据，焉能究出弊端？”（《清仁宗实录》）

其二为降职。顺治十五年（1658），直隶河南山东总督张悬锡自杀未遂，顺治帝认为大臣无故自刎，必有重大急迫情节，特派员调查情由。张悬锡吐露实情，揭发钦差、学士麻勒吉等因事责备、借端苛索等种种情弊。顺治帝以“麻勒吉系简任近臣，奉命出差，乃敢于逼迫大臣，任意妄行，负朕委任之恩，深为可恨，著九卿科道会审，从重议处具奏”。经九卿科道会议，麻勒吉应革职，籍没家产并鞭一百为奴，顺治令“革去所加之级，再降二级，仍留原任”。

其三为革职。革职处分大致分为三种，即革职、革职留任、革职且附带其他惩罚。康熙二十四年，工部尚书萨穆哈、学士穆成额受派为钦差，会同江苏巡抚汤斌勘议河工事。萨穆哈等还朝后，上奏说开浚海口之事无益。不久，汤斌升任礼部尚书至京，康熙询其开海口事，汤斌答自己前已同萨穆哈等谈过，认为“开一尺有一尺之益，开一丈有一丈之益”。于是，萨穆哈回奏失实、欺瞒之事败露，遂被褫（chǐ，免）职。

钦差外出办事，若违反朝廷规定，有出格行为，也要受处。嘉庆十四年，钦差庆惠出差，沿途带有家人轿夫多名，自己又不留心管束，任其私得使费饭钱。嘉庆帝严厉斥责庆惠身为“年轻之人，性耽安逸，坐轿行走”，且胆大谬妄，行为可恶，将其革职，发往盛京充当苦差。

其四为枷号。被枷号者在规定受罚期限内失去人身自由，对官员是一种较重的惩罚。雍正十年，因甘（张掖）、凉（武威）沿边一带营伍废弛，雍正帝以西安将军杭奕禄为钦差大臣，让他往来稽查，悉心整顿。然而正在官场春风得意的杭奕禄却忘乎所以，稽查营伍时骄奢放纵，扰累兵民，雍正帝斥其溺职，次年下令将其革职，在肃州（酒泉）永远枷号。

其五为处斩。顺治十二年，吏部书吏章冕控告钦差、顺天巡按御史顾仁悖旨婪赃，陷害无辜。经过调查，顾仁的罪状被昭示于众：悖旨藐法，陷害下役；索取贿赂不遂，即枉法责治；违例将衙门供事承差私遣至家等等。顺治帝称顾仁“收蠹纳贿，深可痛恨”（《清世祖实录》），本应凌迟处死，从宽立即处斩。乾隆十三年，钦差大臣讷亲在督办金川军务时，不思进取，贪图享乐，荒于军务，乾隆帝痛斥其“误国之罪可胜诛耶……著舒赫德将讷亲带往军前，会同经略大学士傅恒，一面讯明，一面即将伊祖遏必隆（康熙朝辅政大臣，讷亲祖父）之刀于营门正法，令军前将弁士卒共见之”（《清高宗实录》）。

清廷派遣钦差办事，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弥补监察机构缺陷、促进吏治整顿、加强地方管理的作用。对钦差奖惩有度，能够起到赏罚分明的示范效果，是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