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关西七卫”

　　关西七卫，又称“西北七卫”和“蒙古七卫”（因七卫首领皆为蒙古贵族），先后有安定、阿端、曲先、罕东、沙州、赤斤蒙古、哈密七卫，后沙州卫内迁，在其故地又设罕东左卫。其中安定、阿端、曲先、罕东、罕东左卫归西宁卫管辖，沙州卫、赤斤蒙古卫和哈密卫归肃州卫管辖。诸卫中除了原来游牧于青海湖北部的罕东卫与罕东左卫外，分布于撒里畏兀儿之地、河西西部、哈密等地的安定、阿端、沙州、哈密诸卫均由察合台后王集团转化而来。关西七卫设立后，与明政府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产生了一系列的关系，对明代的西北边疆形势有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一、政治上

　　1、积极作用：关西七卫的设置屏蔽了西陲，保证了西域往来和入藏的使臣商队等安全通过，使明政府可以将国防防御力量专门用以对付蒙古的瓦剌和鞑靼。《明史·西域二·曲先卫》曰：“明初设安定、阿端、曲先、罕东、赤斤、沙州诸卫。……时甘州西南尽皆番族，受边臣羁络，惟北面防寇”。七卫“内附肃州，外扞达贼”，减轻了西北边防的压力。正如明正德四年（1509）兵部所言：“我国建哈密、赤斤、罕东诸卫，授官赐敕，犬牙相制，不惟断匈奴右臂，亦以壮西土藩篱”。使“西戎、北虏两不相通，则边疆可永无虞，而国家之固如磐石矣”。明人箬陂（即陈洪谟）亦言：河西“守臣相继抚驭，诸夷一遵旧规，不敢坐视启衅。所以百五十年来，西陲晏然无事”。使河西地区乃至西北地区得到了安宁，犹如设置了防御西北的一道强有力的防线，从而出现了“番夷效顺，西陲晏然”的局面。明朝设立关外卫的目的是巩固西北边防，加强对西域地区的控制，维护明朝与阿拉伯和中亚各国的贡路畅通，并为朝贡提供某些服务。从实际效果看，明朝统治者的这些目的基本达到了。有明一代，关西七卫不仅自身不曾给明朝带来真正严重的问题，而且当明朝的西北边疆受到侵扰时，关西七卫有时还能帮助明军作战。如赤斤蒙古卫在正统初年曾与蒙古脱欢帖木儿、猛哥不花作战，并取得胜利。成化九年（1473），土鲁番入侵哈密，遣使约赤斤蒙古卫都督佥事昆藏同叛，“昆藏不从，杀其使，以其书来献”。在收复哈密的过程中，赤斤蒙古和罕东皆以兵来会。总之，关西七卫与明朝的关系是较好的，当七卫力量强盛时，明朝只须北防蒙古贵族的侵扰而无西顾之忧。

　　鉴于七卫中哈密卫的独特地位，特对该卫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作一专门阐述：哈密卫，位于塔里木盆地东北，“东接甘肃，西距土鲁番，其北有山与瓦剌相界”，[5]（P174）横亘东西交通，自古迄今，都是中原内地与中亚、西域乃至欧洲诸地进行政治、经济、文化联系的枢纽。明陈诚称其为“西北诸胡往来之衡要路”。王世贞亦言：明时“西域、天方等三十八国，贡使至者，咸置哈密译文具闻乃发”……谷应泰论曰：哈密卫“西出肃州千五百里，北抵天山，所谓断右臂隔西羌也。取不亡矢遗镞，守不留兵屯戍，百年逋寇，扼其吭而有之，为国西藩，计诚盛哉”。《明史·西域一·哈密卫》云：哈密卫“为西域要道，欲其迎护朝使，统领诸番，为西域屏蔽”。《纪录汇编》亦讲：“中国立哈密有三要焉：断北夷右臂而破散西戎交党，一也；联络夷狄而控之，二也；设险于敌我边无患，三也”。而哈密卫的设立，也的确发挥了以上作用。哈密处于明朝与西域诸国之间的要道口上，是中原与新疆地区来往的咽喉，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战略据点，它隔绝了蒙古贵族与“番族”联合而形成的对西北的军事威胁，确保了西域贡道的安全与畅通。是明王朝对西域诸国的接待站、中间站、诸番朝贡顿宿之所。变成了明政府“会同馆”的分设机构；是防御外敌入侵的西部前哨，与西北边防息息相通，担负着“弭西戎东窥之心，断北虏南通之臂”的特殊职能。

　　2、消极作用：关西七卫的设立，在政治上也表现了明朝战略消极的一面。因为七卫与明王朝之间的政治隶属关系带有明显的羁縻性，明政府对其管辖不像内地卫所那样严格，故而关西诸卫有时会做出违背明朝意愿、甚至有损明朝国体和利益的事。

　　首先，关西卫七卫为了得到财富，有时会劫杀明朝使臣和各地贡使。如永乐二十二年（1424），中官乔来喜、邓诚使乌思藏，至毕力术江黄羊川。安定卫指挥哈三孙散哥及曲先指挥散即思等“率众邀劫之，杀朝使，尽夺驼马币物而去”。明仁宗为此震怒，派李英率大军讨伐。洪熙元年（1425），亦力把里及撒马儿罕遣使入贡，道经哈密时，“为沙州贼邀劫”五年（1430）六月，明宣宗闻知曲先散即思“数率众邀劫往来贡使，梗塞道途”史昭率大军征讨。正统元年（1436），赤斤蒙古卫指挥可儿即“掠西域阿端贡物，杀使臣二十一人”。正统六年（1441），明英宗听说赤斤蒙古卫有人“时往沙州寇掠，或冒沙州名，邀劫西域贡使”，遣敕切责。成化二十二年（1486），明政府遣官往哈密，与土鲁番使臣家属四百人偕行，“道经罕东，为都督把麻奔等掠去，朝使仅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