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与第三帝国

　　本世纪三十年代，各个民主国家相继陷入了危机；其中，以当时工业最发达，科学最先进和教育最普及的德国的魏玛共和国走得最远，以最彻底的专制带替了民主制，建立了纳粹统治下的第三帝国。德国人民的这一选择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其中，纳粹元首希特勒发表于一九二三年的《我的奋斗》对德国人民的这一选择有着很重要的影响。

　　本世纪的人类史，是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开始的。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战后，柏林和巴黎的街头是彻夜排队争上前线和凯歌送行的人流。一九三九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开战后，巴黎的市民彻夜跪在教堂里，祈祷上帝出奇迹让那个混世魔王回心转意。半个世纪以来，第三次大战在欧洲因双方人民的惧怕而终于没有开始；经历了长期的苦难和恐惧，欧洲人民终于明确了他们所求的是什么。可以说，今天欧洲人和平宽容的观念，不是通过理性想出来的，而是通过战争的苦难打出来的。今天，全欧洲终于将通过和平和经济结为一体－－难道大师爱因斯坦半个世纪以前的预言“爱国主义将是一个人类历史上过时的观念”将要在今天的欧洲实现？

　　且慢，人类还有另一面的灵魂。那就是希特勒的灵魂：那就是民族主义、种族主义、专制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相结合所带来的神圣、战争与苦难的可能。希特勒的阴魂在今天的世界上仍然不散，希特勒的手段仍然被这个世界上的独裁者们所偏爱。本文将阐述一下德意志民族如何在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苦难后又选择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在《我的奋斗》里，希特勒清清楚楚地表述了他的世界观：“对于行成雅利安这种高等的文化，做为奴隶的其它低等民族要比家畜更加重要”，“德意志的伟大祖先一手拿剑，一手扶犁，从其它的文化上低等的民族那里为我们争取到土地，和生存的空间。”所以，“体能上不适的人便没有生存的价值”，“雅利安的血液必须是纯的”。“世界史是做为征服者的少数民族的历史……而那个少数民族只有一个”。历数了犹太人的阴谋、共产党人的阴谋、斯拉夫人的阴谋、法国人的阴谋、波兰人的阴谋、捷克人的阴谋、和其它一切民族的阴谋后，希特勒写道：“尤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人民今天破败无奈，国土被刮分，民族被分裂，生存空间被堵死，德国被全世界欺侮……”，快要沦落为昔日的德国的“家畜”民族的地位了。在阴谋的阴影里，德国不能不搞阴谋；而对“必要的战争”的预谋，就像一根红线一样，贯穿着《我的奋斗》的始终……希特勒就是以这样的对民族恐怖未来的憧憬，幻起德国一般老百姓心中的民族受害感，从而为法西斯以后对其它民族的侵略和屠杀，预先套上了一层“自卫”的外壳。

　　希特勒在总结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失败的教训时，第一条便是德皇威廉二世没有彻底消灭国内的各党派组织从而建立一条统一的“国内战线”；从而在战事不利时，德国未能坚持下去直到胜利：“不坚定的德国份子在德国军队背后刺了一刀”－－希特勒反复引用这一条历史上的神话来警告他的德国人民。这里，有必要回顾一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战败的过程。第一次世界大战以长期的流血僵局而著称，德国由于被包围在欧洲腹地、没有殖民地的支援和两线作战，最先感到战争的窒息，如一九一七年冬天许多德国城市已靠大量采食野菜过冬，许多市民死于饥饿。而原属第二国际的德国多数党社会民主党和德国的各个工会一直为战争做犬马效力，为此，它们逐渐失去了大部份的支持者〔也造成了日后德国人民长期左、右翼两极分化而中间势力薄弱的政治革局〕。为打破这一僵局，以军事独裁者林登鲁道夫为首的德军统帅部于一九一八年发动了孤注一掷的春季攻势。春季攻势不仅没有达到其军事及政治目的，而且耗尽了德国的最后一点资源和所有的预备部队，一九一八年九月，德国全境的战争储备已不足两个星期所需，西部的许多正面战壕里已经没有士兵只有旗帜，只是因为英、法对德军的惧怕而暂时没有被攻破。这时，德国大战中的唯一超级盟国奥匈帝国突然宣布战败停战，许多德国一方参战的小国如保加利亚和土耳其也接着宣布停战并为对德做战提供便利，德国突然面临东面及南面的无穷新战线和新敌人。为避免为最后的“战败”负责，林登鲁道夫和另一位军事强人兴登堡一起下令德国政府“必须于四十八小时以内”与大战的另一方英、法、美的协约国媾和。春季攻势前，德国尚有讨价还价的实力；春季攻势后，“四十八小时以内”的媾和已经等同于战败请降。然而，两个星期后，当德国将宣布接受协约国的停火条件，林登鲁道夫却又以“爱国者”的资态指责媾和便是卖国，并发誓要血战到底。为此，德国政府专门咨询了统帅部，得到的回答是：“在东线尚能脱延，在西线溃败不可避免；如果续续作战，每一个德国士兵将为祖国牺牲。”既使这个回答也是过于乐观和不诚实的：此时，除了德国陷在东线失去联系的部队，大部份部队不是开了小差，便是成立了士兵委员会拒绝再战；基尔〔Keil〕港的海军更因一个将要出海的谣言而举行了起义。为此，停火逐成事实。两年以后，在他写的书里，林登鲁道夫首次以“不坚定的德国份子在德国军队背后刺了一刀”来咒骂一切他认定应为德国战败负责的人，包括没有“成仁”的德国军队。有着爱国健忘症的右翼民族主义者更是把这句话当做至宝，以洗刷两年前他们拒绝做战的耻辱。这句话的来源又有个小故事，林登鲁道夫说这是英国的权威军事家的研究结果，而事实上是他林登鲁道夫本人在柏林的一次宴会上向英国驻柏林司令长时间地抱怨因德国人民不坚定不合作才导致他的失败，英国驻柏林司令来了句总结性发言：“那么依阁下的意思，德国失败是因为不坚定的德国份子在德国军队背后刺了一刀？”然而，这个“卖国”的罪名，终于成为纳粹党绞死签订和约的魏玛共和国和社会民主党人的绳套。“不坚定的德国份子在德国军队背后刺了一刀”成为希特勒《我的奋斗》中重要的阴谋论，成为纳粹党日后搞专制的主要论点之一。

　　希特勒在他的演讲中，反复强调：“德国人民必须以唯一的思想和决心去争取德国的民族利益”，为此，“一切人道和温情的东西，都是虚伪的和毫无价值的”，“德国过去太软弱可欺……德国现在需要显示一点野兽的精神”。在此之下，一切人的感情，也是毫无价值的，应让位于爱德国和爱纳粹党的感情和残酷的斗争需要。如此，全体德国人民才能那样毫无耻辱之心地侵略其它国家和灭绝其它种族。德国民族在那一段历史时期成为兽，我想，做兽终有做兽的原因。在人类的许多种神圣的爱的背面，历史上有多少罪恶和血腥。又有多少流血流泪的悲剧，只要人民追随他们个自心中的感情和良知便本可以避免。道德是人类最为宝贵的财富；在人类的黑暗时代里，个人的良心总是黑暗中不灭的明灯。人们啊，当心希特勒这样鼓吹“神圣的爱”的旗手吧。凭借法西斯的统治，希特勒的这一目的达到了：在第二次大战后期德国战败已成定局后，不再有德国人站出来媾和，整个德国因此打成了一片废墟，德国人民因此多死了上百万。战后连德国的发源地普鲁士都被割让。尽管如此，在希特勒的遗书中，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败的原因仍然是：“德国人民软弱、懒惰和不坚定”， “不配我这样的伟人来领导”。在整个大战之中，敢于怀疑希特勒的德国人民是这样地少，随波逐流头脑发胀的德国人民是这样地多；全体德国人民紧跟希特勒消灭异己、灭绝种族和进行血腥的对外侵略，并毫不犹豫地为纳粹党做炮灰——一个“优秀民族”的全体显得这样地愚昧和残暴。

　　愚昧人民，是希特勒的另一个成功的秘诀。希特勒高中时成绩很差，这可能是他一生憎恨知识和教师的个人原因；《我的奋斗》中充满了对教师〔除了他高中时的德国历史老师〕和知识的无情嘲弄和诅咒。在指挥第二次大战的百忙中，希特勒常常与其纳粹党徒一起用嘲笑教师和知识的方式来做片刻的休闲；所以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以一个对科学和技术很无知的人，来指挥一个科学和技术最为先进的民族。在希特勒的领导下，德国也进行过“焚书坑儒”的运动：“焚书”的重点是不符合纳粹精神的其它政治思想和犹太人的著作；纳粹的秘密警察随时清洗那些敢于表达独立的政治见解的学者和记者，以恐怖下的沉默来统一全体德国人民的思想。西方成熟的民主政党总是以理性比较成熟的中、老年人做为争取的对象；与此相反，纳粹党的崛起靠的是年轻人的无知与狂热。穿着褐色制服和高统皮靴，为了纳粹党的利益四处“打、砸、抢、烧、杀”的年轻人一度成为纳粹党的象征。希特勒上台后，立刻统一了全德国的初等教育，规定每个教师必须严格尊守纳粹所制定的教学大纲教学，并宣誓效忠希特勒个人。针对年轻人好激动好运动和不善长思考的特点，纳粹党以持续的和大规模的喧赫游行来在思想上吸引年轻人，以对权力的崇拜和对权力的顺从来消灭年轻人心中理性和良知的萌芽，如一九三四年四月在纽伦堡的一次游行便组织了四十二万人。纳粹的宣传充满了口号和重复，纳粹控制下的教育重视“感情的教育”而约束理性和独立的思考能力的培养。纳粹还牢牢统治着国内的所有舆论，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戈培尔上台之际便说过不能让新闻自由这样的东西来搅乱德国人民的思想。这种“谎言重复一千遍便是真理”式的宣传果然改变了整整一代德国人，使他们成为纳粹手中可靠的杀人机器。

　　然而，文化水平与选择法西斯主义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虽然法西斯主义利用的是人们的偏狭和无知。最先公开鼓吹德国应重新成为军事强国的除了原德国军人〔希特勒本人于第一次大战后便在慕尼黑做镇压民主运动的德国军队的喉舌〕外还有少数大学里的教授，如出版于二十年代初期以向民族主义右翼争宠为目的的《第三帝国》。德国本是民族主义的发源地，民族主义产生的背景便是为神权之后的专制寻找统治的依脱，民族主义在德国有着深厚的传统。德国是普法战争后欧洲的后起的国家〔十八世纪仍然靠出口雇佣军赚外汇〕，德国本民族现代化的进程，便是在专制下进行的。许多有良知的德国知识分子如马克思和海涅等对一般德国知识分子在专制面前的软弱和合作甚至争宠，有着无情和无奈的批判与嘲弄。德国的知识分子因此很“致用”而不关心人类现代化中人权与民主的“体”，故日后能够带着微笑来欣赏希特勒以暴力**德国的理性、人权和民主制度。对于他们昔日的老师英、法，当时的德国知识份子普遍地既自悲又自傲，德意志的民族主义便成为他们摩仿和复仇的锲机。魏玛共和国时代，许多学者沉浸在对德国昔日荣光的回忆中，特别推崇向外扩张最剧的菲列特大王和威廉一世，可谓与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不谋而合。经济危机一来，许多学者自然地认为：由于德国特有的历史和文化原因，德国应以专制来取代民主制，因为德国的黄金时代是专制，德国成功的关键是秩序；而民主和议会只给德国带来混乱。这样的论点终于为魏玛共和国后期的德国军方所采用，尝试根据宪法“紧急状态”的条款，建立一个绕开议会的超人政府，为希特勒上台拉开序幕。第三帝国时期，高学历的学者们积极地投身于纳粹运动，如具体指挥屠杀欧洲犹太人、吉普塞人、斯拉夫人及其它民族的九个人里，有两位博士、两位双料硕士、一位硕士、其它均是大学毕业。一位历史学家面对那段历史写下了他的困惑：“我想不到在一个有那么多大学和学者的地方，在那个人民如此彬彬有礼和有教养的地方，会产生第三帝国这个怪物。”

　　希特勒本人热爱古典音乐。他上台后，以官方化的古典音乐和纳粹党的战歌来取缔“有惰落的犹太文化影响的世俗音乐”。其实，在古典音乐创生的十六世纪里，正统的宗教音乐便将古典音乐视为“伤风败俗”的“世俗”音乐。一些有很高造诣的音乐家便与纳粹合作，以音乐来为战争打气，让美妙的古典干完全违背其内涵的工作。德国纳粹也常以如此“高尚”的大众文化来宣扬第三帝国的优越。后人挖苦说：第二世界大战在德国，是在美妙的古典音乐的背景下进行的。古今中外的暴君，在血腥镇压的同时，往往也爱做大众文化的法官，并以唯一“好”的艺术来鼓吹修明；专制艺术的借口往往是 “反对精神污染”。可见，在大众文化方面，自由远比品味更为宝贵，统一远比低俗杂乱更为危险——人民一旦失去了表达的能力、选择的能力和判断的能力，“高尚”的艺术便只能成为替暴君们掩盖血腥的鲜花；而此时杀人的教育只要是包上了“革命”或是“爱国”的外衣便能成为摧毁人们心中道德和良知的“高尚”艺术。

　　希特勒更是德国上流社会的朋友。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曾开列过一个“政党”成功的三个条件：一是要有枪杆子支持，二是能发动一大批能够使用暴力的群众，三是能与上层勾结。希特勒反犹和灭犹，除了用“种族斗争”来扑灭德国人民心中的道德之火外，经济也是另一个重要的目的；许多与纳粹党勾结的德国资本家都靠“排犹”而暴发。希特勒与德国上层的关系，可以希特勒对德国工人运动的处置而见。德国工人阶级有着长期的工会传统，于十九世纪便争取到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福利系统，德国工会在经济上为工人争取利益的行动更使资本家们憎恨。希特勒上台后的第一个月，便利用纳粹的冲锋队查封了全德国的工会，归定纳粹的工会为德国唯一的工会〔该工会甚至无权过问劳资问题，大概只能发发电影票〕，并任命了一个当时纳粹党中少见的长期的酒鬼做纳粹工会的主席。在没有工人自己工会的情况下，德国的资本家攫取了巨额的战争工业的利益，而德国的工人却长期忍受着所有战争的苦难，拿着“战时工资”和“战时配给”在敌人的炮火下拚命工作。纳粹党更是将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斯拉夫人和战俘交给资本家做工业奴隶，由德国军人看管，劳动力损耗后便枪毙掉了事。德国的资本家们支持纳粹和战争也是不遗余力，多数资本家本人便是纳粹党徒。纳粹党甚至于一九四四年七月通知德国的资本家们德国战败已成定局，让他们向瑞士转移资本。从希特勒与德国资本家的合作中可见国家政权与资本结合牟利的邪恶与危险——虽然纳粹党的全称为“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虽然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口口声声地声称纳粹党代表着德国工人阶级的真正利益。

　　民族牌一直便是德国政客所好。魏玛共和国建立的时期，社会民主党人借用德国军方的力量镇压了德国的左派组织，而德国军方所支持的正是代表右翼的民族主义者。二十年代初，德国陷入经济危机，德国的民族主义尘嚣日上，魏玛共和国的政客便向西方游说德国的民族主义完全是德国的经济造成的，以此争取到了大量的投资贷款和对根据凡尔塞公约德国应付债务的减免。经济的复苏，使德国尝到了民族主义的甜头，左、中、右翼均主张对西方应该更加强硬，民族主义更加高涨。三十年代初，德国再次陷入经济危机，纳粹党兴起，民主制陷入危机，魏玛共和国的政客再次游说西方，说德国的民族主义是由于外国驻军的刺激，以此说服了西方全部撤除驻军、部份地解除对德国的军事限制、并提高了德国的国际地位。在民族主义的风气下，魏玛共和国从未检讨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失败的原因，相反，反悔承认东部被割让过的边界。这为日后希特勒以民族主义挑起世界大战埋下了种子。

　　有对“普鲁士昔日荣光”的盲目回忆，有对独裁和超人治国的幻想，有对“民族国家”的坚定信念，有对其它文化和其它民族的怀疑和憎恨，有对“民族主义”在政治上的大量利用——危机一来，德国人民自觉和自然地选择了法西斯主义。

　　希特勒上台一个月后，便以“国会纵火案”为借口，终止了魏玛共和国的宪法，废除了魏玛共和国的法院；纳粹党接管了报纸和电台，并指挥冲锋队员横扫每一个德国城镇的大街小巷，消灭了共产党、社会党、和平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工会组织、有地方倾向的地方政党和其它政党，以官方的教会替代民间的教会，并规定纳粹党是德国的唯一的合法政党。然后，通过一次清洗在肉体上同时消灭党内的竞争对手和魏玛共和国后期参过政的军人们。对于法西斯治下的国家机器，同代的人的记录如下：“当局可以无限制和无限期地拘捕人，拘捕后可以并不通知被拘捕者的家人，也不允许其家人或律师探监或过问其罪名。当局随意地处置被拘捕者，如：以折磨为目的的苦役、恶劣的食宿条件、强制性的认罪和讴歌当局、普遍的刑讯和随意的枪毙……”。在纳粹统治的十二年内，有六百万人死于纳粹的的集中营，其中有十几万人是反对希特勒的德国人，他们构成了纳粹集中营和毒气室里的第一批遇难者。希特勒是那样地关注 “持不同政见”的德国人，在与苏联斯大林的交易中，“国会纵火案”后避难苏联的德国共产党骨干，与波兰、巴尔干、及波罗地海延岸国家的领土一道成为做交易的筹码。在希特勒强烈的“个人”要求下，苏联外长莫罗托夫亲自将近百名德国共产党员送到柏林做见面礼，其中包括几十位德共中央委员和已被纳粹德国长期单独监禁的德共主席的流亡在苏联的夫人。英、法、美等民主国家对希特勒在德国国内暴政问题上的纵容，和引火烧人的斜念，扫除了法西斯德国挑起第二次大战、入侵十几个国家，灭绝包括犹太人在内的六百万人类同胞的第一个障碍。可以说，法西斯的一切暴行，是以消灭了国内的反对派为前题的。

　　一九三三年，第三帝国诞生之时，处在欧洲民主国家的包围之中。许多国家在第一次大战中受到过德国的侵略与蹂躏，对第三帝国怀有戒备之心。对第三帝国的共同防御，构成了希特勒实现其目标的第二个障碍。那么这个障碍是如何不攻自破的呢？希特勒在外交上也很有手腕。

　　首先要谈一下希特勒的外交观。当时大多数的德国人都在热心地谴责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德和约《凡尔塞公约》的不公正。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对此的回答是：“假如我是法国人，并且假如我也像爱德国那样地爱法国，我也会去像法国那样强迫战败的德国签这和平的条约……凡尔塞公约的坏处不是不公正，而是对德国不利不便；对德国有利有便的条约便是好条约，反之，对德国不利不便的条约便是坏条约。”“国际间本来没有什么公正，只有永恒的利益。”希特勒上台后，他对德国外长的训令便是：“一切外交都要以军队和战争作为后盾。”“一切条约和承诺都要让位于至高无上的德国利益。”希特勒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希特勒正是以他个人的数次多变的承诺，打破了受德国侵略过的国家对纳粹德国的防卫包围。

　　首先，希特勒采取“远交近攻”的方法，试图与大英帝国结盟。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评价说：大英帝国是最有价值的潜在盟国，其对生存空间的开拓最值得德国学习；未能和英国结盟，是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在第一次大战中的第二个错误。在叫嚷“要为德意志民族争取生存空间”的同时，希特勒多次承诺不寻求重新划分海外殖民地、不寻求海军军事力量上的优势、和不寻求改变世界市场的已有秩序。希特勒曾多次成功地抛开法国与国际联盟，与英国私下达成共识。英国虽然没有加入纳粹德国的联盟，但在希特勒承诺的感招下，长期和持之以恒地坚持“绥靖”的外交政策，数度与其盟国法国在外交上搞不合作，巩手相让西班牙战场，不惜为希特勒拉下脸危胁盟国捷克割让四分之一的国土和很大部份的外交内政权给德国，对构合反法西斯联盟十分消极，并最终把希特勒一纸“不与英国开战”的白条当救世真言。直到英、德宣战后，英国首相张伯伦仍然试图通过高层间的直接接触来“最后理喻”希特勒；英、法军队在大战开始后，仍然消极观望而错失良机，开战后几家英、法右派大报的标题甚至是“你愿为波兰人去死吗？”。直到英国在欧洲本土做壁上观的主力部队被纳粹德国的军队以闪电战的方式大量歼灭后，英国人才猛醒。在希特勒的外交政策面前，大英帝国与亡国，其实只有一步之遥。其实，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已经说过：“向西夺取法国，只是德国宏伟的战略目标中的一部份”。

　　其次，希特勒利用国际联盟中各个成员国的自私和无原则，采取各个击破的战略。许多严肃的历史学家，都把欧洲走向战争的起点，定在一九三一年的中国满州事件。日本侵略占领中国后，国际联盟仅仅对受到侵略中国“表示同情”，各民主国家的舆论争相以经济上的代价和军事上的不可行论来反对对日本的任何制裁。同样自私和出卖原则的事件，还有一九三四年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侵略。满州事件的后果是：德、意、日三国对侵略和括张有恃无恐，其它大国以出卖小国的利益的方式寻求和平，各个弱小的国家对国际法、国际联盟和法、英所提倡的“共同安全”丧失信心。接着，一九三三年，法西斯在德国掌权，肆无忌惮地破坏人权和叫嚣扩张，各个民主大国却为着各自的利益对此保持沉默，各个弱小的国家只能各找出路。第一次大战后，德国向波兰割让的领土最多，一九三四年，波兰率先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其它小国相随其后，对纳粹德国的共同防卫彻底破产。希特勒更是利用苏联对它国领土的贪婪，与这个政治上的长期宿敌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前题是：退出“共同安全”体系，断绝与英、法的军事合作。日后，德国方能以闪电战，轻易地掠取这些国家。

　　再次，希特勒也是诺言外交的老手。独裁者既然不受本国法律的约束，当然也不会被自己的诺言和签订好的条约所束缚；背信弃义、大张旗鼓的谎言“阳谋”政治，是世界上许多独裁者共同的政治艺术。如希特勒于一九三五年二月宣布德国不再受条约的限制成立空军；按希特勒本人日后所言，宣布成立时纳粹手中的空军的规模已经抵得上英国的皇家空军，只是在法西斯统治下其它国家无法核查和不想追究。希特勒的诺言，总是随着纳粹手中军队的数量变而变，一旦实力够大，便以武力相威胁做个新的诺言，可谓诺言多变。独裁的国家，在内政上，往往也是诺言治国，暴政的政治基础便是神化领袖个人，以领袖的诺言和意志来代替法律和民主，以领袖一个人的思想代替整个民族的思考，并以独裁者手中国家机器的利益代替整个民族的利益。在第三帝国中，希特勒成功地将“Heil！Hitler！”变成了德国人民见面时的问候用语，将他个人的诺言变成了德意志民族之梦。在魏玛共和国的最后一次选举中，希特勒曾向已经当上魏玛共和国的总统的兴登堡承诺将以民主的方式参选，然而选举中，纳粹党指挥冲锋队以暴力驱散其它党的集会，殴打其它的竞选人员并危协其家人，焚烧其它党的竞选总部和砸毁不听从纳粹党的报馆；以此，纳粹党大获全胜。外交和内政，同出于一个政府的本性，人道或是兽道也没有明确的国界，故从内政上便应知其外交。尽管如此，在割让捷克的慕尼黑会议上，英国首相仍然宣布：因为将希特勒拉到谈判桌上了，国际社会在慕尼黑取得了一个重大的外交胜利。

　　独裁者的诺言的价值，从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的过程中，可见一斑。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一直是希特勒的个人梦想。一九三四年，在柏林的直接指挥下，在德国组建和训练的奥地利纳粹党的冲锋队在维也纳发动一次未能成功的军事政变，政变中打死了奥国当时的首相。一九三六年，在希特勒的危胁下，奥地利向国际社会宣布为“德国人圈内的国家”〔German State〕，以外交权换取希特勒不干涉内部事物的承诺，签订了德奥条约。一九三八年，希特勒再次以军事手段相危胁，逼迫奥地利政府出让战争、财政和内政部长的职位。四个星期后，在奥地利政府试图对是否继续独立举行全民公决前昔，德国出军队占领了奥地利并推翻奥地利政府，并以“压倒多数”的民意吞并了奥地利。由于奥地利“自动”地放弃了其国际地位，奥地利被纳粹德国的吞并已经成为属于奥地利的不可干涉的内政，英、法、美正好对此默不作声。

　　当然，将纳粹德国的一切罪恶都归于希特勒个人是不客观和不公正的。一个选择疯子当领袖而不把他当做病人的民族本身便有她的问题，许多与疯子一道玩火的国家便有它们的问题。“在历史的罪恶面前，每个人都是有罪的”，可能每个人也都有受害者和害人者的双重身份，只是程度各有不同。如果我们不能在历史中重演历史，便注定要在现实中重演历史。一个只向前看有着忘却民族悲剧的习惯的民族往往是没有希望的。昔日，因没有现代化的人权与人道观在二战前后德国曾用科学和技术来杀人。今天，人类手中有了许多昔日希特勒手中所没有的技术，如核子技术、计算机技术、病毒技术和生命复制技术，人类因在物质上有了更大的能力而人类的道德律面临着更大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