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时代的古文献研究感言

　　从事古文献研究，常常为找不到一条合适的书证感到苦恼。早年我读到姜亮夫《重订屈原赋校注》，姜氏将《离骚》“汤禹俨而祗敬兮”的“汤禹”，释为“大禹”。说“古书皆言‘禹汤’，已成通例。如《墨子·公孟篇》：‘鱼闻热旱之忧则下，当此虽禹汤为之谋，必不能易矣，鸟鱼可谓愚矣，禹汤犹云因焉。’他如《左氏传》、《荀子》、《吕览》诸书皆然，而决无倒言‘汤禹’者。此汤必不指商汤言，明矣。”（《重订屈原赋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62 页）于是姜氏释“汤”为“大”。以后有人在介绍姜氏的学术成就时，常把“汤禹”这个条目当作重要发明向学人推荐。当时，我只能表示怀疑，不敢贸然提出异议。因为要破姜说，有两个问题必须先行解决：一是在秦汉古书中到底有没有“汤禹”这种说法，二是没有将“大禹”说成“汤禹”的书证。一般的工具书是帮不了忙的，而到浩如瀚海的古书中去查找，又谈何容易？

　　1993年，我开始用电脑写作，发现这玩意儿比在纸上写作省事多了。如果要在自己一部上百万字书稿里查找某个词语或者修改某个词语，真是举手之劳的事情。平时，我还有抄书的习惯，在这以前，古今注释《楚辞》的书，抄了四十多种，满满地装了两只大纸箱。但是翻阅这些材料时，得一迭一迭搬出来，很费功夫。于是，我花费了三个多月的时间，将洪兴祖的《楚辞补注》在电脑上又抄写了一通。这时我真正悟到电子数据的好处：《楚辞》（包括王逸《章句》的洪氏《补注》）里任何一个字、词的意义、用法、次数等，都快速而准确地显示出来。这等于给自己编了一部《楚辞索引》，可以充分利用这本书的文献材料。这大约是自己从事古文献研究的最早的一个电子数据。于是我萌发了制作古籍数据的念头：要是将自己常用的几种古书做成可以任意检索的数据该有多好！但是，凭个人抄书的办法实在是无法达到的。

　　大约是1999年冬，一个偶然的机会，我邮购了一套《国学宝典》的软件，安装在自己的电脑上。虽然那时的《国学宝典》数据容量不是很大，但是先秦两汉文献的基本典籍差不多全了。我就用它检索“汤禹” 这个词，发现《楚辞》三例，宋玉《钓赋》一例，《韩非子》一例，《吕氏春秋》一例，《汉书》二例，《论衡》一例，《书·尧典》孔《传》一例，《淮南子》一例，《曹植集》一例，《申鉴》一例。以后又发现《全陈文》一例，武则天诗一例。以上十五例“汤禹”，都指商汤和夏禹，没有一例是指“大禹”的。说明姜氏的 “发明”不可靠，禹汤、汤禹，二词在秦汉之世是并存的。姜氏的“新说”倒是从另一面引起我思考：秦汉之时为何将“禹汤”又倒作“汤禹”？这个问题在电子文献数据中无法直接找到答案。但是，我在探索研究过程中，还是发挥了电子数据的应有作用。首先，我从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得到启发。《世说新语·排调》第12条：“诸葛令、王丞相共争姓族先后，王曰：‘何不言“葛王”，而言“王葛”？’令曰：‘譬言“驴马”，不言“马驴”，驴宁胜马邪？’”余氏说：“凡以二名同言者，如其字平仄不同，而非有一定之先后，如夏商、孔颜之类，则必以平声居先，仄声居后，此乃顺乎声音自然，在未有四声之前，固已如此，故言‘王葛’、‘驴马’，不言‘葛王’、‘马驴’，本不以先后为胜负也。如公谷、苏李、嵇阮、邢魏、徐庾、燕许、王孟、韩柳、元白、温李之类。”（《世说新语语疏》，中华书局1983年版，792页。）其说凿破混沌。我发现“汤禹”即属其例。汤，平声；禹，上声；平声汤字居先，上声禹字在后。后来，我用《国学宝典》数据检索，发现《庄子·人间世》：“禹舜之所纽也。”《荀子·赋篇》：“法禹舜而能弇迹者耶？”贾谊《新书·数宁》：“虽使禹舜生而为陛下计，何以易此？”《盐铁论·诛秦篇》“禹舜，尧之佐也。汤文，夏商之臣也。”《白虎通义·三正》：“是以禹舜虽继太平，犹宜改以应天。”以上四例“禹舜”，禹上声；舜，去声。上声禹字在前，去声舜字属后，未较其时之先后。详审屈赋中，他如兰蕙、兰芷、荃蕙、草木、云霓、霰雪、鸾皇、鸡鹜、燕雀、凫雁、鸟兽、时世、媒理、江夏、幼艾、声色等等，皆属此例。利用电子数据，对这类词语进行调查、统计，比起用做卡片的方法，不仅快捷、方便，而且可以到穷尽的地步，过去学者是无法想象、企及的。

　　自此以后，我对古籍整理、古文献研究数据化发生了浓厚兴趣，我周围的许多朋友也都迷上了数据，并各自运用电子数据库的技术为学术研究服务。但是古典文献研究、古籍整理是一门专业很强的学问，对文献数据的要求甚高，使用电子数据的材料确实要慎重，电子数据的材料确实不宜直接引用。不过，它可以很快检索到自己所需的各种材料，且这些材料的书名、卷数、篇名都很快详尽地显示出来，只要把调到的材料出处和原书核对一下，不就行了么？不是很方便么？我的朋友吴战垒先生是当今文献名家，他发现《世说新语·德行》第40条有两种断句法，一种是：“殷仲堪既为荆州，值水俭，食常五碗，盘外无余肴。”（余嘉锡《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1999年版，24页）一种是“盘”字上属，“外无余肴”为一句（徐震堮《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版，42页）。吴氏以为后者是正确的，而且还找到了出土于东晋墓葬叫“五碗盘”（一只碗内粘有五只小碗）的实物。但是，《汉语大词典》等大型词书均未收“五碗盘”的词条。吴氏苦于未找到《世说》以外的书证，不敢贸然写文章。后来，我利用《国学宝典》、《四库全书》等电子数据，帮他在《宋书·江夏王义恭传》、《南齐书·崔祖思传》等文献里找到十多条书证，还发现“五碗盘”又作“五盏盘”，说明“五碗”之碗，即是“盏”。要是这些书证用老办法、死工夫，一本书一本书去找、一页一页去翻，真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完成，而且肯定有遗漏。而在电子数据中查找，只需一、二分钟即可完成。吴先生至今不会电脑，但他已经体会到了数据库的特殊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