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之战-日本挑战东亚秩序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日两国第一次势均力敌。在过去历史中，日本基本上是中华东亚秩序的一员。但是，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在亚洲的扩张，中日两国力量对比发生改变，甲午之战则成为转折点使中日力量对比彻底倒置。这是西方文明冲击下造成两国变革的结果，所不同的是，中国丧失了转变为一个现代国家的历史机遇，而日本却由此开始现代化进程并进入世界列强行列。

　　甲午之战，即发生在东亚文明板块内的激烈撞击，是由东亚秩序与西方秩序之间的冲突引发的。西方列强入侵中国使东亚秩序遭到破坏，而日本随后成为东亚秩序的挑战者。一些政治学家认为，西方秩序呈垂直结构以帝国式等级体系将许多国家联系在核心国家周围，即强国将弱国作为经济政治附庸，进行商品倾销和资源掠夺。这种国家关系结构是西方社会强盛的制度基础。而东亚秩序则是水平结构的，自由松散地组成宗主国与其藩属之间的关系。这一体系中的一个要素是“封”，即宗主国给外番赐以封号；另一要素则是“贡”，即由小国给宗主国进贡。这种纳贡也有贸易的成分在其中。东亚秩序是僵化的、未受挑战的，而西方秩序则呈现着现代结构，充满竞争活力。大陆型封闭式的中华秩序，最终被海洋型开放式的西方秩序撞了个粉碎。在此之前的几千年中，虽然有一些少数民族对东亚秩序进行挑战，并取得一些成功，但从未改变这种秩序结构。

　　西方列强入侵中国使东亚传统秩序遭到破坏，日本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当日本发现西方力量的强大，便决定与之合流———对西方列强来说，他们在向中国进击时如能有一个东亚同谋者，那将极为有用。日本正是在加入西方秩序之后挑战东亚秩序获得了某种成功。

　　西方列强强迫日本要比强迫中国晚十多年。中国的惨败使日本领导人陷入恐惧而不敢抵抗，以免重蹈中国鸦片战争的覆辙。虽然日本人曾试图在下关和鹿儿岛进行地方性抵抗，但以悲惨的失败结局告终。日本还比中国幸运，它从未被完全拖进一个依附性的“殖民地”贸易模式当中去，它几乎完全避免了外国贷款和外来投资，能够雇佣并解雇外国技师。此外日本的条约体系从来没有发展到正式割让领土的程度，在明治维新前，西方传教士也未得到去日本内地传教的权利，关于势力范围或瓜分日本的情况也从未出现。

　　中日两国各自承受的外来影响之强度也有所区别。西方在日本的经济和战略意图始终是有限的。对欧洲列强来说，日本是一个次要对象。从日本得不到在中国通过鸦片交换茶叶或白银所形成的商业利润。口岸开放之后，西方对中国的贸易在数量和价值上都远远超过了与日本的贸易。

　　西方列强对待中日的不同态度影响了两国的发展速度。新的国际环境给中国带来了挑战、刺激和榜样，也带来劣势和屈辱，它迫使中国用新开发的财源来支付由失败和挫折所招致的债务，迫使中国建设一支现代海陆武装。西方列强的国际秩序为中国展示了诸种手段，却又阻止中国使用这些手段；它对中国提出了挑战，却又限制并破坏中国起来应付这一挑战。

　　鸦片战争之前，清朝的力量劣势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和海上。为安全之故，清朝统治者在亚洲大陆执行积极的军事外交政策，北向战略在清政府战略决策中居首要地位。

　　但是俄国在远东的扩张及英国在东南沿海的扩张再一次加剧清朝的不安全感。北方大陆和南方海洋同时遭到侵略，在中国历史上尚属首次。主权和领土遭到侵略，迫使清王朝开始了战略的转移——建立北洋水师并实施海洋战略。然而，让一个行驶了数百年的巨轮突然掉头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更不幸的是，清廷并未意识到 “中华秩序”悄然崩溃的事实，以及潜在的强大竞争者日本已蓄积了力量，等待着尾随在西方列强之后对中国作最后的一击。

　　历史上日本遭到过两次侵袭。一次是从亚洲大陆俯冲的忽必烈的蒙古军，但由于朝鲜海峡风高浪大，蒙古军的两次攻击都失败于恶劣的天气。后一次是十九世纪中叶从太平洋彼岸入侵的美国舰队，日本被迫与美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

　　大约正是由于这一点，日本认为它的真正的威胁来自海上。从明治维新时代起，日本一直在加强其海上力量，力图夺取西太平洋制海权——这成为日本在不到１０年的时间内先后与清朝、俄国进行海上战争的重要动力。出于这一点，日本开始推行自始至终贯彻不移的地缘战略：首先是建立一支强大的海上力量，控制与日本关联的任何岛屿——从千岛群岛、日本本岛、琉球群岛到台湾岛以及周围的海域。日本战略家认为，如果这样，就可以消除来自俄罗斯和中国方面的任何压力，并具有巨大的地缘战略优势，以在关键时打击这两个大国的有生力量。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就是日本实施第一步战略的主要步骤，事实证明日本在完成这一战略步骤之后，使亚欧大陆东部地区安全与繁荣遭到毁灭性的破坏。

　　在对日本有利时，爆发了甲午战争，这次战争以北洋水师大败而告终，战争结束后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规定：朝鲜、中国台湾和山东半岛交由日本控制。

　　甲午海战之后日本首相山县有朋认为，日本虽然得到了它的“主权线”，但是日本还要获得“利益线”，为的是防止外来力量从陆地和海洋“攻击”日本。日本的 “利益线”，从堪察加半岛一直延伸到萨哈林岛再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向南包括朝鲜半岛，从山东半岛往南到福建，然后向东到台湾、琉球群岛，再向外进入太平洋如小笠原群岛和密克罗尼西亚群岛。这样，朝鲜问题就成为最直接的问题。在日本看来，“朝鲜是指向日本心脏的一把匕首。山县有朋预言，日本的敌人将是法国、英国和俄国，他进而要求大大扩充海军，并且将战争触角伸向朝鲜半岛。

　　《马关条约》是一个转折点，它意味着中华东亚秩序的解体。日本通过甲午战争获得了工业发展急需的资本积累。日本历史学教授加腾佑三认为：“通过甲午战争，日本获得了数额庞大的赔款，如按明治２８年即１８９６年的财政收入计算，这一笔赔款相当于四年零两个月的财政收入”。日本把这笔赔款一部分用于军备扩张和振兴工业，一部分储到伦敦银行作为日本保有的外币，在实行着金本位的列国之间通行，成功地导入了一种新的金融制度。另有数据表明，在甲午战争中日本勒索赔款白银２亿３０００万两，合美元１０亿之巨。

　　透过这些数字可以看到，以甲午战争为起点的以后十年间（１８９４～１９０４），日本的经济获得了迅猛的发展。其公司数增长２．１倍，实缴资本增长２．８倍，出口贸易增长１．５倍。１８９７年八幡制铁所的创立，就是这一发展的重要标志。正是凭借所得的战争赔款，日本于这一年建立起金本位制度，这样一方面健全了国内信用制度，另一方面使日本金融市场同欧美密切联系起来，从而极大地增强了日本对外的竞争能力，为日本在１９０５年战胜沙俄奠定了物质基础。

　　日俄战争后，日本成为西北太平洋的最重要的海上力量。随后“日本作为一个大国的出现以及１９０５年它与英国重订更为密切的盟约，为东亚的国际关系揭开了新的一章”。而日本，作为原东亚秩序的一员，在加入西方秩序，对中国的挑战获得了成功后，开始建立它的“大东亚共荣圈”。

　　甲午战争是日本借用西方列强力量的结果，它更多是一个打劫者，日本是在代表全球政治纪元到来的西方秩序将古老而僵化的东亚秩序击碎之后，又踏了一脚。随后，在二战结束之前的半个世纪期间，日本为按照自己的意念和战略方向建立新的东亚秩序，进行了艰苦而徒劳的努力，并且因此先后与俄、美、英等西方列强进行了酷烈的竞争，最后失败的结局向世人们昭示了侵略者自食其果的简易道理：单纯武力是不可能建立地区秩序的，政治、文化上的引力才是不同民族融合和进步的真正的不可抗拒之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