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中的独尊儒术

  司马迁生活于汉武帝时代,按他父亲司马谈的说法,开始还是独尊黄老道家的,这一点从六家要旨可以看出。后来独尊儒术,说明在汉武帝统治的这几十年中产生了这一巨大转变。这可以认为,在汉武帝时代,儒学开始独尊。《史记》中有《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和《儒林列传》,分别记载孔子身世、孔子弟子的情况以及孔子以后直至汉代研究儒学的状况。

  《孔子世家》详细叙述了孔子的家世以及他的成长过程,东游各国,所遭遇的困难。与诸侯王答对中,讲了一些话,有的就是现在《论语》中的语录。司马迁记述这些内容时,字里行间透露出一种崇拜心理。他在最后说:“《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以历代天下君王作为这个布衣的陪衬,可见他的崇拜心情。“至圣”的说法,这也是第一次。从此以后,历代称孔子为圣人、大圣、至圣不断,帽子越来越大越高。有的人看了这些帽子有点眼红,但中国只有这一个最高的圣人,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象征,帽子怎么高也不过分。

  《仲尼弟子列传》他列了三十五人有年龄的,又列了四十二人无准确年龄的。共七十七人。这也是其他各家所没有的特殊待遇。

  《儒林列传》列了孔子最主要的弟子,战国时代的儒家代表人物,直到汉代的经学博士,最后是董仲舒。司马迁听过董仲舒的讲学,他在《史记》中多次提到董仲舒。记载了从孔子到董仲舒的儒学传授过程,以及儒家人物。在《太史公自序》中,有这么一段记载: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董生”,服虔曰:“仲舒也。”这就是说,司马迁撰写《史记》的指导思想,与董仲舒和孔子的说法有一定的关系。这就是说,司马迁亲聆董仲舒的教诲。

  先秦诸子百家,著名的有管子、孙子、老子、墨子、商鞅、庄子、公孙龙子、惠施……诸多名人名家,哪一位学者也没有进入“世家”与诸侯并列,哪一位大师的系列弟子也没有专门列传,研究哪一派的历代学者也没有专门列传,道、墨也称显学,却没有《道林列传》,也没有《墨林列传》。要不是独尊儒术,《史记》的这些写法,就很难解释。

  当然,也有学者引述《史记》中的一些说法,证明司马迁是黄老道家的代表人物。如何说明这个矛盾呢?如果前面的现象都是肯定的,那么就是说司马迁既有黄老道家的思想,也有儒家的思想。由于汉代的思潮是先有黄老道家的思想盛行,后有儒家思想的独尊。那么,如果承认司马迁的思想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那么,我们可以推测司马迁开始受到他的父亲的影响,也是受到时代的影响而有黄老道家的思想,后来受到董仲舒等儒家的影响,也是受到时代的影响而有儒家的思想。这就是说,司马迁先有黄老道家的思想,最后归入独尊的儒术。这里有一个转变的过程。这个转变过程,就是独尊儒术开始形成的时期。这就证明汉武帝时代正是独尊儒术产生的时代,汉武帝是独尊儒术的。

  独尊儒术的影响:一是奠定中华民族的民族魂,二是增强民族凝聚力,三是稳定了和谐社会,四是巩固了统一大国的局面,五是为世界和平提供一种思想资源。独尊儒术的弊端在于,后儒思想僵化,搞教条主义,或者片面强调仁爱,不重视国防建设而遭外来侵略,宋代国势软弱就反映了这种弊端。任何一种思想一旦僵化,都是会有弊端的。孔子强调“权”的意义也就在这里。多年来,我们在阶级斗争的观念影响下,将所有的统治阶级都作为批判的对象,没有可以歌颂的地方。一概非古而颂今,这与秦代儒生一味颂古而非今正相反,都是走极端,殊途同归,归于错误。现代有些人批评司马迁有“扭曲的国家意识”,“天真的观念”。用现代西方的观念批评两千多年前的大史学家,到底谁更“扭曲”?谁更“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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