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何以一统华夏

　　当中国古代史由春秋入战国，一统天下势在必然，就看齐、楚、燕、韩、赵、魏、秦这七国争雄谁能拔得头筹。公元前五世纪至前三世纪，华夏大地正处于奴隶制度瓦解而封建制度建立的转型期，各国都相继变法，过去被视为西北蛮夷之邦的秦国却变得最为富强，一扫六合便非赢氏莫属。而秦国强盛的头号功臣，就是著名改革家商鞅。

　　商鞅本在魏国效力，那里是战国时期最早变法之地，此前是七雄中的头强。不过魏国位居中原之地，邻邦最多，除燕国外与其他五大国都接壤且经常多线作战。魏国内部又倾轧严重，像吴起、商鞅这样出色人才都流失别国。当时的七雄中楚国地域最广、人口最多、文化也最发达，上层精神状态却是一派颓靡，给后人留下的只是古钟乐舞和诗赋。秦国虽文化落后却穷则思变，从孝公起求贤若渴，结果出现天下人才多向西流的现象——想征服六国的秦国所用丞相和主要谋士，倒是来自那些被攻之国的“客卿”，除商鞅外的典型代表还有范睢、吕不韦、李斯等人。他们在本国不能被重用，入秦却成为变法革新的主持者或推动者。

　　秦孝公为富国强兵发布《求贤诏》后，商鞅以一介平民入宫，用几天时间讲解变法强国设想，马上被破格提升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左庶长，这在讲究论资排辈的后世简直不能想像！从公元前359年开始，商鞅推行的变法包括设郡县、清户籍、奖耕织并允许土地买卖、设峻法严刑等，最重要的又是实行“军功爵”，以上缴杀敌首级作为晋爵受奖的依据。此举打破了“世卿世禄”的官制，士兵斩一敌军官马上可晋一级爵位，较之魏国只赏铜八两的规定高得多。秦国平民从此有了用战功改变自身地位的希望，军人也成了最荣耀的职业。

　　商鞅非军人出身，以研究“刑名之学”起家，变法主要是改变了体制，这又直接提高了军队士气和动员能力。在过去的列国中，齐军最善布阵，魏国甲兵冲击力最强，此时秦国“科头”军却压倒了魏国精锐，在西河（在如今的陕北）一战便斩首8万级。据记载，那些穿布衣、不戴头盔的“科头”冲锋时全不顾性命，一心要取对方首级。立军功者能升官晋爵，又刺激了更多的人投军并拼命杀敌，略地和缴获愈多也使秦国论功行赏有了资本……如此循环，秦军愈战愈强，成为一支令东方诸国丧胆的虎狼之师。楚国曾牵头召集五国之兵两次到函谷关外联合抗秦，然而一见剽悍的秦军冲来，各国兵马无不吓得望风而逃。

　　战国时期乃至后世的无数史例都证明，在社会巨变的时代，能变法且彻底者兴，拒不变革者必亡。商鞅变法奠定了后来秦朝统一华夏的基础，但这个新兴地主阶级代表人物的施政也有残酷的负面影响。“秦政暴”，使民众生路狭隘而酷烈好斗，必然导致滥杀严重。自古有识者想加快战争胜利，必须以政治争取与军事打击并用。商鞅一味施暴，又不听“持德者昌”的劝告，以峻法严刑积怨甚多，其靠山秦孝公一死，他本人逃跑都无人收留，最后落得个五马分尸的下场。

　　凡事过犹不及。商鞅变法将秦国社会变成一个极端尚武的战争机器而兼并六国，不讲以德服人而专恃暴力的思路又播下了得天下后“二世而亡”的种子。汉朝再度实现统一后，继承了秦政中有益部分，又以儒、法并用，王道、霸道兼行，才赢得延续百年的稳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