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帝国的困局（十五）鸦片战争：破灭

　　英军的实力，关天培看到了，琦善也看到了，道光皇帝没看到，这种君臣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琦善在义律的压力之下回到了谈判桌前，义律则依靠着英军的武力优势在1月26日强占了香港岛，琦善的本意是想让英国像葡萄牙租借澳门那样租借香港，尽管很多人都知道那是事实上的占领，名义上的差别依然关系重大。义律在吞下香港岛之后，也作出了让步，他表示清朝不需要开放更多通商口岸了，只需要恢复两年前中断的广州贸易即可。鸦片货价是600万银元，清朝赔偿，战争费用则不用赔偿了，这个条约草案没有得到琦善的同意，在2月初，义律单方面宣称双方已经达成共识，这就是著名的《穿鼻草约》。

　　这些条件遭到了双方最高决策者的不满，道光皇帝对于割让香港极其愤怒，对于他来说香港的居民被称为“大英国子民”是不可想象的，他当即作出决定，革去琦善的决策权，任命奕山为靖逆将军，负责“剿办”这群不听话的“蛮夷”，道光皇帝新任命的前线副指挥之一（参赞大臣）——杨芳由于人在江西，率先赶到了广州，从3月6日起，变成了实际的决策者。

　　《穿鼻草约》的消息传到了伦敦，北京的道光皇帝愤怒的是琦善许诺的太多，伦敦的帕麦斯顿不满的则是义律所要的太少。他不明白义律为什么与根本没有武装抵抗能力的中国人进行反复的讨价还价。也许他忘记了广州口岸外焦急的英国商人们，因为从林则徐禁烟以来，他们已经等了两年了，也许他还忘记了英军在中国有多么的水土不服。总之，帕麦斯顿也决定换人。他决定任命一个殖民探险的老手璞鼎查为军事总指挥，顶替义律。可是伦敦太遥远了，当璞鼎查来到的时候已经是 8月份了。

　　在杨芳到来之前，琦善既恐惧于英军的威力，又恐惧于道光皇帝的无知。他依靠着自己平日在道光皇帝面前得到的信任，向皇帝委婉而又清楚的表明前线的诸多困难。但是皇帝的朱批是让琦善绝望的：“肤断不似汝之甘受逆夷欺侮戏弄，迷而不返，胆敢背中谕旨，仍然接递逆书，代逆恳求，实出情理之外。是何肺腑？无能不堪之至！汝被人恐吓，甘为此遗臭万年之举（指”签订”《穿鼻草约》--——引者注），今又摘举数端，恐吓于联，联不惧焉。”

　　琦善别无选择了，他只能尽力加强虎门的防卫，各种兵力（不管是正规的还是非正规的，有战斗力的还是没有战斗力的）达到九千八百人，这是虎门防线能容纳的最多兵力了。2月26日双方重新开战，英军轻而易举的攻占了虎门。关天培在四散奔逃的士兵之中坚守炮台，最后无奈的壮烈殉国。

　　杨芳即将来到的消息传到了琦善那里，他派使者去义律那里请求停战，理由非常奇特，他已经失去了最高决策权，无法再和义律达成任何协议。因此请求停战，义律虽然没有答应，但是，减缓了英军行动的速度。一方面他要继续向清朝官员们施加压力，另一方面他也怕吓跑了广东的商人们，使英国商人在再次恢复通商之后失去贸易对象。

　　英军距离广州城只有一步之遥，城内出现了骚乱迹象，琦善对此束手无策。就在义律和广州市民都即将失去耐心的时候，杨芳取代了琦善，琦善则被押解回京。杨芳与待罪等待处置的林则徐交往非常密切，两人的谈话自然无法复原，可是从后边的事态发展来看，杨芳在广州做出的决策都是和林则徐商议的。

　　面对着无知而自大的道光皇帝，琦善之后的前线负责官员都明白了必须采取不能向皇帝通报真实情况的策略，否则就要像琦善一样被押解回京。之后向北京呈递的一份份奏章可以用“满纸荒唐言”来形容。

　　英国人步步紧逼，从3月初开始陆续摧毁了广州内河两岸的所有清军炮台的战斗力。到3月18日，已经重新攻占了城外西南的商馆区，时隔两年，米字旗又升起在广州城外。见到英国炮舰如此恐怖的火力，杨芳迫不得已的答应了义律让广州恢复通商的要求。

　　在向广州推进的同时，义律不停的在寻求和谈，因为他急于恢复通商，清朝军队的狼狈可以从当时守卫炮台的一位军官向英军传话的内容看出：“你也不要开炮，我也不要开炮。我可以放几颗空炮弹，给皇上留个面子，然后走掉。”（真不知道应该怎么说）可见，义律并不是顾虑中国军队的抵抗。他曾经派出三次请求和谈的信使，最后一次是3月16日，当打着白棋的英国军队信使乘坐小艇来到炮台前送信，刚刚随杨芳来到广州负责守卫炮台的江西兵，还不知道白旗是什么意思，于是向小艇开炮，可见，清军对近代战争规则的无知程度。

　　真正的麻烦在于还要对道光皇帝进行欺骗，杨芳手下的刀笔吏们将3月16日义律派来送信的小船被清军误打的事件夸张的描绘成了一场清军的大捷，后来的奕山也是这样做的。

　　视线转回浙江，作为广州恢复通商的条件，英军撤出了定海，伊里布像杨芳一样把收回定海说成了一场很大的军事胜利。正在伊里布盼望着道光皇帝的奖赏的时候，他却接到了一份将他革职押解回京的圣旨。原来伊里布在奏折当中，向道光皇帝报告，清军已经将定海的英军驱逐了出去，可皇帝看到奏折之后却觉得伊里布完全有能力全歼英军。于是认定伊里布办事不力，大为光火。于是，做出了罢免伊里布的决定。

　　奕山在4月14日姗姗来到广州，在了解了情况之后，他默许了杨芳恢复通商的决定，在刚到广州时，他曾经和林则徐谈过话，林则徐给他的建议依然是那些纸上谈兵的作战计划。之后的作战中，奕山也是大致按照这个作战计划向英军进攻的。

　　进攻本不是奕山的本意。但是，道光皇帝一道又一道的谕旨，给了奕山越来越大的压力。在恢复通商了两个月之后，英国商人生意也快做的差不多了，义律也准备恢复进攻了。在5月21日，全部英国人又一次撤出了商馆区，等待着军事行动。

　　当天晚上，清军发动了一次成效甚微的火攻，遭到了英国炮舰沉重的打击。之后的几天里，英国陆军约2500名，整装待发，准备进攻广州。25日那天，他们从广州城北发动了一次迂回攻击，结果可想而知，在攻占了越秀山上的四方炮台之后，他们可以把炮口居高临下的对准广州城了。这时候，奕山已经别无选择了，他只好等待义律开出的条件。

　　义律的条件是这样的，清军撤出广州200里之外，一周之内交付600万元赎城费（真像维京海盗风格），然后英军可以撤回香港，之后也不会在广东采取军事行动了。奕山没有任何迟疑的答应了。不过履行的并不彻底，据英军观察清军最远只撤出了60里，600万元倒是很快交付完了。限期一周实际上只用了5天。奕山在向道光帝的奏折中把这600万元说成了赔偿商人的欠款，皇帝稀里糊涂的就为这600万元买了单。与此同时，发生了著名的三元里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