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留清白在人间

  于谦(1398~1457),明代浙江钱塘县(今杭州)人。幼年勤学,十五岁就考取了秀才。他很仰慕宋代民族英雄文天祥的为人,书斋里曾悬挂文天祥的画像,他在“画赞诗”里写有“殉国忘身,舍生取义”“宁正而死,弗苟而全”等辞句,反映出他在年轻时就把自己品德修养的水平,指向祖国历史上第一流英烈人物。这时候于谦还曾写下《石灰吟》和《咏煤炭》等诗,用隐喻的手法来寄托他的雄心壮志。如他在《石灰吟》里写道:

  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他在《咏煤炭》里写道:

  凿开混沌得乌金,藏蓄阳和意最深。

  爝火燃回春浩浩,洪炉照破夜沉沉。

  鼎彝元赖生成力,铁石犹存死后心。

  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

  这两首诗表现了他要为国家建立功业贡献出全部力量,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的精神。在家读书的年代里,于谦勤苦为学,关心国家安危。到二十四岁时,进北京应考,中了进士,被任命做山西道监察御史,后又调到四川、贵州等处。他常着便服,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访问疾苦,改革弊政。

  1426年(宣德二年),明宣宗亲征叛藩汉王朱高煦,于谦从征有功。次年,巡按江西,由于廉明奉公,平反冤狱,严惩贪官,备著声誉。

  1430年(宣德五年),宣宗特任于谦做兵部右侍郎兼都御史,巡抚山西、河南。巡抚是明朝地方行政最高长官,他到任后,亲到各州县乡里,访问父老,得知应兴革事项。立刻向朝廷建议。当时内阁学士杨荣、杨溥、杨士奇等也都支持于谦,因而他的意见多被采纳。于谦在山西、河南做了十九年(1430~1448) 巡抚,办了很多好事。例如:豁免农民欠租,减轻商贩税率,设置各州县的“平准仓”“惠民药局”,调节粮价,赈救贫苦,广修道路,植树凿井,发展交通,便利行旅等。他又历年缮筑黄河堤岸,兴修各地水利;在1445年(正统十年),曾安置流民二十余万人,分给地亩,贷予耕牛种子,两省农业生产,多得增长。于谦勤政爱民,始终如一,他年年奔波于太行山区和黄河南北岸。在他的诗里,随时可以看到他的行踪,如:“三晋冲寒到,中州冒暑回,山川原不改,节侯自相催。” 是写他巡视时不避寒暑。又如“碗子城边路,年年几度过。山川认行色,花鸟熟鸣珂”,是写他年年要路过太行山一次。又如“月落日未出,东方隐又明,云连怀庆郡,雾绕泽州城”,是写他游巡境内各州县,晓行夜宿,十分辛苦,不辞劳累的情况。由于于谦具有这样的品德和作风,所以民间称赞他为“于龙图”,有些地方还建立了于谦生祠。

  正统初年,明朝政治渐趋黑暗,官僚中分为邪正两派,发生斗争。当时皇帝英宗(朱祁镇)年幼荒嬉。正统七年以后,宦官王振专政,擅权纳贿,骄横日甚。于谦在行政上也遇到了阻挠。他每次进京奏事,总是不带任何礼品赠送权贵。有人劝他少带点著名土产,如合芗(即线香)、干菌 (蘑菇)、裹头(手帕)等物,以便送些普通人情。于谦对阉党的滥作威福本来就是极其痛恨的,因此他笑着举起衣袖说:“带有清风!”并且还作了一首《入京诗》来讽刺这些劝他的人:“手帕蘑菇及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这首诗远近传诵,成为一时佳话。

  1446年(正统十一年),王振诬劾于谦,逮捕下狱,判了死刑。但晋豫百姓万人到京请愿,要求于谦继任巡抚;贵族周王、晋王等都上书替于谦伸冤。阉党慑于公论,只得释放于谦,恢复原职。这里我们要特别指出,于谦坚决反对阉党,不顾死生,只是为了爱民爱国而伸张正义,非关私人的恩怨从忤。于谦对阉党斗争的主要原因是长城边防问题,因为十五世纪三四十年代里,明朝北边形势紧急,于谦经常关心边务。相反地,王振阉党却侵夺大同、宣府一带的军屯耕地,占役军丁,挖空了军事实力,转饱私囊。于谦曾多次奏弹边镇监守贪污的罪状,他和宣大巡抚罗亨信等意见一致,要求实行检察军屯田粮,整顿边防。因此于谦被诬下狱,实非偶然。1448年(正统十三年)于谦被削夺了巡抚、御史等职,调到京城只做兵部左侍郎,但他仍对国防提出了积极建议,同样由于阉党的压抑,不得实施。

  1449年(正统十四年),明朝发生了“土木之变”以后,于谦在军事方面要完成保卫京城巩固国防的紧急任务,在政治方面就不得不跟阉党作生死斗争。

  先谈瓦刺也先南侵时的形势。自从十四世纪末,北方鞑靼各部势力衰落,蒙古西部的瓦刺就日渐强盛起来。十五世纪时,瓦剃统治集团以也先为首用武力统一了蒙古各部,形成北方最大势力。也先统治区,西起阿尔泰山,东抵辽河,北包贝加尔湖,南接明朝长城。也先经常以“进贡”为名,向明朝索取巨额的“颁赏”。也先更想攻占北京,让元朝复辟。1449年,他大举侵明,就是抱着所谓再“求大元一统天下”的政治野心。

  在明朝方面,皇帝英宗童騃骄纵,一切军政大事,全由太监王振代理,王振胡作非为,残害忠良,广植私党。1449年当也先入侵时,王振更想利用皇帝“亲征”,幸取战功,提高个人威势。在这样政治昏浊的情况下,王振就掌握了戍卫京城的禁军的全部指挥权。七月十四日下令出兵,十六日就必须启程,行军部署毫无成算。当时瓦剌军侵人大同、宣府、独石、延庆等边塞,明守军节节败逃。英宗、王振竟贸然驱使大批中央高级官员和“前军五万骑,吏卒私属达五十万人”,冒着狂风暴雨,拥出居庸关向大同进发。八月初一,到达大同。瓦剌军暂退塞外,诱明军深入北上。但王振等看到边兵败亡,横尸满野的惨状,却惶惧失措,挥军急退。十三日退到土木堡(今怀来县西)狼山一带,瓦刺追兵从后面两路逼来,王振派兵迎敌,均败溃;兵部尚书邝埜三次奏请英宗突围,均为王振阻。十四日黎明,瓦刺军四面合围,十五日瓦刺军诈退,明英宗急派使臣去瓦剌军营向也先讲和。也先也派使臣持文书来明营,英宗命学士曹鼐草文书,派通事二人随也先使臣去瓦刺军营。王振立刻下令移营就水,明军人马饥渴,士兵争先跳越营边壕堑,队伍混乱,不能停止。瓦刺骑兵忽从四面冲来,呼啸列阵而人,奋长刀猛砍明军,大呼“解甲投刀者不杀!”明军弃甲曳兵,裸袒蹈藉,尸体蔽野塞川。英宗与亲兵乘马突围不得出,下马据地盘膝面南坐,遂被俘虏。在混战时,扈从大臣如英国公张辅、尚书邝埜、王佐、学士曹鼐、张益、侍郎丁铉等高级官员五六十人都被敌军所杀。军士弃尸数百里。其实当时追来的瓦刺军仅两万余,而明军五十万人,死亡过半,骡马二十余万以及衣甲、器械、辎重全被也先军所夺。太监喜宁投降,将明朝虚实情况完全告给也先。当英宗被俘时,护卫将军樊忠从旁用所持长锤把王振捶死,痛骂道:“我替天下诛此奸贼!”遂冲向敌军,杀敌十余人,最后战死。这一场大混战,历史上称为“土木之变”。

  “土木之变”后,明朝首都北京立即卷入战场的前哨,政局空前混乱,危机四伏。皇太后和留守京城的[成阝]王朱祁钰急召大臣朝议。翰林侍讲徐理竟公然主张逃跑,倡言南迁金陵,可避灾难,于是空气更加恶劣,群臣都犹豫昏惑,只知聚哭殿前。于谦厉声斥责徐理说:“倡议南迁者,当斩首。京师是天下的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谁不知宋朝南渡的祸患。请立刻调动四方兵勤王,誓死守卫京师。”于谦的正确主张,得到吏部尚书王直、内阁学士陈循等的同意,皇太后、[成阝]王等慢慢地清醒过来,便把守城抗战的责任全部交给于谦。于谦等遂即建议:(一)调山东沿海备倭军和漕渠运粮军急援北京,并令全国各地起兵勤王。(二)提前发给官兵半年的或一年的禄饷,让他们自己到通州仓库取米,并号召百姓参加搬运通州军资进北京城。(三)动员京郊居民进城,并招募新兵,优给粮银。(四)肃清潜藏在京城内外的间谍等敌人。(五)从土木堡战败逃回的士兵,免予处分,仍要报名,各赏银布操练守城。(六)加强城防工事,赶造兵器,同时急运南京内库军器三分之二北上。八月二十一日,于谦被任做兵部尚书,当时,以于谦为首和以商辂、王竑、袁时、吴宁、王伟、朱骥等为主干的爱国官吏一致坚决主张抗战。于谦明确提出了“社稷(指国家)为重,君为轻”的口号,认为英宗既成瓦剌俘囚,帝位不应虚悬,遂奏请皇太后让[成阝]王监国。并将阉党马顺、毛贵等篓死,王振家族全部刑斩,以平众愤。又将阉党郭敬等治罪。这样,在一定程度上镇压了阉党,振奋了士气。九月六日,[成阝]王正式登皇帝(景泰帝)位,遥尊英宗做太上皇,明朝中央政局更显稳定。同时,于谦又选派得力将领,增补关隘,加派援军,重新调布了长城边防。于谦治军,赏罚严明,教练有法,特别重要的是于谦把抗击瓦刺入侵看成全国一致的神圣爱国任务,广泛地发动人民报效杀敌,保卫国家,从而获得了源源的新兵,扭转败局,保证了抗击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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