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故事：聂荣臻累倒在办公室

　　聂荣臻1956年2月到列宁格勒军事学院为留学生授衔时与女儿聂力合影

　　我每周回到家，根本见不到他的影子。母亲说：“你爸爸把心思都放到朝鲜了。”

　　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正式发布了《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宣布中国出兵朝鲜。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参战。父亲和总参谋部的工作重点随即转向了抗美援朝战争。

　　这个时候，身兼数职的父亲忙得焦头烂额，恨不得分身有术。有一天，他来到毛泽东的住处，说道：“这样多的职务，怎么搞呀?”

　　毛泽东干脆地说：“你主要抓总参谋部的工作，抓抗美援朝。其余的事，你不要管。”

　　从此，父亲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担负起组织志愿军出国作战的任务。从志愿军编组、训练、集结、运送武器装备、后勤供应、军工生产、伤病员安置、兵员补充、部队轮换、干部上前线见学等等，他都得运筹实施。

　　当时在中南海作战室工作的参谋王亚志回忆说：“聂总常常晚饭顾不上吃，只嚼几块饼干，继续忙到深夜，这对他已是常事了。”父亲当时的警卫参谋李常海回忆说：“我作为一名工作人员，那时感到特别紧张。但聂总作为一个领导人，从来没有讲过累，实际上他是非常累的……有一回坐汽车回家，他在车上就睡着了，叫都叫不醒，我都有点害怕。这种情况不止一次……”当时总参谋部的工作人员后来谈到我父亲，说得最多的就是父亲辛苦忙碌的情景。

　　那时，我在北京师大女附中上初中和高中，平时住校，一个星期才回家一次。每次回家之前，我都在心里念叨：“爸爸啊，你最好在家呀，我们好好聊聊天。”可是回到家，我十有八九会失望，经常见不到他。

　　自从1946年我回到父母亲身边后，和母亲在一起的时间比较多，和父亲见面的次数很少。全国解放了，不用带兵打仗了，本指望他在家里多陪陪我，或者是给我陪他的时间，我们父女多交流交流。可是，我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他比以前更忙了。每次回家，我是多么想见见父亲啊!和他说说话，听他讲过去的故事，或者是我给他讲讲学校的事情;和他不慌不忙地吃一顿可口的饭，我给他夹菜，或者是他给我夹菜;和他一起坐车，到郊外去散散心，看看风景，等等。那有多好啊!

　　母亲看出了我的不满，说：“你爸爸把心思都放到朝鲜了。”

　　父亲说：“打一场现代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人力物力的竞赛。”

　　父亲在他的回忆录中，用较大篇幅记述了抗美援朝时期的后勤保障工作。他说：“抗美援朝中吃饭难的问题给我的印象太深了。”他又说：“严格地说，我们是从抗美援朝战争中，才充分认识到后勤工作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性的。打一场现代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人力物力的竞赛。”

　　当时，军委总后勤部刚刚成立，机构不够健全，也没有什么家底。抗美援朝作战物资保障主要由东北军区实施，华北军区也承担其中一部分。父亲多次告诫军区后勤部，说：“当前，抗美援朝是全党全军的首要任务，是大局的大局、中心的中心。只要前线需要的物资，我们有的要给，没有的想方设法筹措也要给，要尽量满足前方需要。”父亲吩咐，凡途经华北的入朝部队，军区一定要尽东道主之谊，尽量把入朝部队所缺的弹药物资补齐，还要给入朝部队团以上干部会一次餐。

　　但是，由于战线的延长和美军飞机的狂轰滥炸，志愿军的后勤保障问题愈发突出，有东西运不上去。父亲几乎每天都能接到前线供应困难的电报，有时一天接到一大叠。有一些电报他印象很深。比如，有的部队第一次战役中饿饭3天。有的部队只能喝稀饭打仗。有的部队一边打仗，一边派人挖土豆充饥。

　　最让他难忘的是第二次战役，当时正处于朝鲜最寒冷的季节。此役我军歼敌3.6万人，自己伤亡3万余人，却有5.1万多人冻伤，失去战斗力。

　　彭德怀有次来电报，电文只有6个字：“饥无食，寒无衣。”父亲看了，心情沉重。那段时间，他和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铁道兵司令员吕正操打交道最多。为了把东西送上去，他们想了很多办法。

　　为了解决志愿军的吃饭问题，国内组织动员东北、华北的城市制作炒面。到后来，武汉、南京、长沙等地的机关和市民也加入了制作炒面的行列。周恩来视察时还动手和大家一起炒制，很快集中了数千吨炒面运往前线。但是食用时间一长，部队普遍反映，炒面伴雪吃下去，容易引起腹胀腹泻，加之副食供应不上，很多人患夜盲症，仍然造成大量非战斗减员。

　　不断有各种消息传到后方，一般都是先汇总到总参这里，父亲再去抓落实。他们提出了很多的措施：增派汽车团，申请购买汽车，突击培训司机，增派工程兵修路，筹调抢修铁路的人力和器材，抽调大批医护人员入朝，装备组训高射炮部队尽快出国参战，责成总后勤部改进服装装具，改善熟食供应……

　　父亲后来回忆道：“第5次战役结束以后，战线逐步趋向稳定。由于国内组织工作的加强、广大后勤战线同志的努力，后勤的运输供应有了改善，吃饭问题随着有了好转。到后来志愿军能吃上饼干、鸡蛋粉、油炸花生米等，有时还有一些罐头……生活越来越好，战士们就很高兴了。”

　　秘书早就预感到首长的身体会出事。这么个熬法，谁能受得了?

　　1952年秋天的一天中午，父亲晕倒在办公室里。秘书范济生把他搀到沙发上躺了一会。素来身体无恙的父亲没当一回事，躺了一会又爬起来，继续处理电文。可是他总感到身体轻飘飘的，怎么也站不稳。他坚持到下班才请来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暲诊断。经检查，傅连暲明确告诉父亲，他得了多种疾病，主要有脑平衡神经失调、高血压、心脏病。傅连暲要父亲立即住院治疗。父亲仍然没把自己的病当回事，执意不肯，想继续坚持工作。最后，在傅连暲的再三坚持下，才达成了在家中绝对卧床治疗的方案。

　　父亲病倒了，最着急的是范济生。范济生说聂总整天连轴转，别说他是50多岁的人了，就是他们这些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也给拖得受不了，真是疲倦不堪，有时走起路来，身体直摇晃。他还说，他早就预感到，首长的身体会出事。这么个熬法，谁能受得了?

　　当年跟随父亲打仗的部下都有个感觉，那就是他们聂总的身体一直不错，很少听说他生病，即便是在晋察冀最艰苦的岁月里，在接连不断的反“扫荡”中，也没见他病倒。但是，这一次，他真的顶不住了。

　　也就是从这时候起，父亲的身体状况突然变坏了。尤其是心脏病，在他的有生之年里，不知有多少次，让他在死亡边缘上走过。

　　父亲病倒的那段时间，母亲正在莫斯科治疗她的老胃病，我仍然是住校，每星期在家住一天。这下可以好好地和父亲在一起了，我反而感到很高兴。虽说我已经22岁了，但我更愿意把自己当成小孩子，依偎在慈祥的父亲身边。我和他说话，拉呱，不断有笑声响起。但是我发现，虽说傅连暲嘱咐绝对卧床，他却很难绝对做到。他躺在床上还要阅读大量文电，不断地接待来请示汇报的工作人员，口述意见。

　　记得小时候我在上海，听人家说共产党是蓝眼睛、红鼻子，杀人放火。这自然是胡说，但共产党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我在回到父母身边很长一段后，仍然是懵懵懂懂。这时候，我终于能搞清了，真正的共产党人是那些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百姓而拼命工作的人，是那些光明磊落的人。

　　实实在在地说，我是从父亲身上，从敬爱的周恩来伯伯等人身上，悟出这个道理的。你什么时候听说过，反动派的哪个将军为了工作，累倒在地?他们不可能这样。

　　从这个意义上说，你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毛泽东带领的这一批人能够这么快地打垮敌人，夺取江山，建立起新中国。到这时候，我才觉得自己真正地长大了。

　　父亲卧床一个月后，觉得病情有所减轻，就急着要去上班。我把他送到大门口，望着他的车子在萧瑟的秋风中远去。我在心里默默地祝愿：“爸爸，你一定多保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