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战犯铃木启久：杀害数千人 将孕妇剖腹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7月3日上午10时举行新闻发布会，邀请中央档案馆副馆长李明华介绍中央档案馆在互联网上公布《日本战犯的侵华罪行自供》的有关情况。李明华表示，今天开始，以一天上网一个的形式公布被判刑的45名日本战犯笔供，而中央档案馆馆藏的日本战犯笔供有近20万页。

　　李明华透露，这次公布的日本战犯的侵华罪行笔供包括原文、译文，并把提要翻译成了英文。从笔供内容来看，这些日本战犯在中国犯下的罪行主要有：策划、推行侵略政策、制造细菌武器、施放毒气、进行人体活体试验、屠杀掠夺资财、毁灭城镇、强征慰安妇、强奸妇女，驱逐和平居民很多违反国际准则和人道主义原则的种种罪行，很多罪行令人发指，甚至可以说是兽行。

　　日本战犯铃木启久笔供：杀害数千人将孕妇剖腹

　　从7月3日开始，国家档案局网站开始公布45名日本战犯的侵华罪行自供，每天公布一人，分45天完成。第一天公布的战犯是铃木启久。他供称自己杀害了5000多名中国军民，还曾经引诱妇女做慰安妇、命令士兵散布霍乱菌、将孕妇剖腹、制造无人区等罪行。

　　据铃木启久1954年7月笔供，他1890年生于日本福岛县，1934年到中国东北参加侵华战争，任步兵第28联队长辅佐，1945年4月任陆军中将，第117师团长。同年8月31日在吉林被俘。

　　重要罪行有：

　　1934年6月前后，在锦州“杀害了2名中国农民”。

　　1935年3月上旬前后，援助高木大佐“于上板城附近烧掉了两个共有300户的村庄，并杀害了很多中国人民”。

　　1940年9月，在安徽宣城作战中，对躲在屋内的约50名抗日军人“以毒瓦斯将其全部惨杀了”。

　　1941年在安徽巢县设置慰安所，并诱拐了20名“中国妇女及朝鲜妇女做为慰安妇”。

　　1941年11月，在河北枣强攻击八路军，“杀害了10人，并烧毁约有600户两个村庄，同时屠杀了100名中国农民”。

　　1941年12月，“强制居于长城线附近2公里以内的”“居民迁移，使之成为无人区”。

　　1942年1月，在唐山一带命令田浦大佐“扫荡，烧毁了约有800户的房屋，并屠杀了1千名中国的农民”。

　　1942年4月，在河北丰润田官营“大力的虐杀了八路军，在鲁家峪攻击洞穴时使用毒瓦斯惨杀了八路军干部以下约一百人，”又将“逃至鲁家峪附近村庄避难的235名中国农民用野蛮的办法惨杀了(将其中的妊妇剖腹了)，烧毁房屋约800户，将往玉田送交的俘虏中杀害了5人，强奸妇女达百名之多”。

　　1942年7月，在丰润将“民房烧毁了500户，惨杀了约100名中国农民”。

　　1942年9—12月，为把迁安、遵化等地“变为无人地带，即强制该区的居民全部迁移。”“在该地区烧毁的房屋达一万户以上，强迫搬走的人民达数万以上，被惨杀者也甚多。”

　　1942年10月，“对滦县潘家戴庄1280名的农民采取了枪杀、刺杀、斩杀及活埋等野蛮办法进行了集体屠杀，并烧毁了全村800户的房屋”。

　　1942年，命令日军盘踞地区“皆设有慰安所，并引诱约60名的中国妇女任慰安妇”。

　　1944年5月，在河南新乡“向抗日军游击队进行攻击并将其杀害约10人，同时将战场附近的村庄烧毁约300户，杀害约100名的中国农民”。

　　1944年7月，在河南封丘“杀害了约40名的抗日军游击队，并在其附近烧毁了一个约有400户的村庄，杀害了约100名的中国农民”。

　　1944年8月，向河南怀庆抗日军队“进行攻击，并杀害约10人，将农民的房屋烧掉了约400户，虐杀了约30名的中国人民”。

　　1944年11月，“我命令步兵部队侵略林县南部地区后，在撤出该地区之同时，由防疫给水班在三、四个村庄散布霍乱菌，因此后来我接到‘在林县内有100名以上的中国人民患霍乱病，死亡人数也很多’的报告”。之后，又在长路县某村“将该村约300户的房屋烧毁，并将该村的660名中国农民以极野蛮的办法虐杀了，即枪杀、刺杀、烧杀等极惨暴的方法”。“另外，在此侵略中，我的部下又共杀害了30名俘虏”。

　　“我为了试验以空气注射杀人的方法，于1945年春在怀庆的师团野战病院命令“进行试验，即给予当时住院的1名中国伪县警备队员极高的代价进行了试验”。

　　1945年春，在怀庆一村庄“将该村庄的农民杀害了约500人，将全村600户房屋烧掉了”。

　　1945年春前后，将焦作“附近村庄烧毁了约400户房屋，惨杀约100名中国农民”。

　　1945年，在“蟠居地区命令设立所谓慰安所，并引诱约60名的中国妇女和朝鲜妇女任慰安妇”。

　　1945年7月，中旬“在醴泉进行了侵略，惨杀了约40名中国人民”。

　　“在侵略中国期间”，“只我个人的记忆即杀害了5470名中国人民，烧毁和破坏中国人民的房屋18229户，其实际数字很(可)能还多”。

　　人物连接

　　铃木提前获释后写回忆录反战争

　　作为45人中官职最高的人之一，铃木启久案件是沈阳审判日军罪行的“一号大案”。细数铃木的罪行，可谓罄竹难书。铃木启久当庭认罪。

　　侵华罪行罄竹难书

　　铃木启久在法庭上供述说：“(在潘家戴庄)把村民集中到一个广场进行了大屠杀，例如把婴儿从母亲怀抱中夺来摔死，剖开孕妇的肚子，把人活埋，堆上柴草点火把人烧死，，或者用刺刀、机枪等武器，一下子把这个村庄屠杀了1280余人。然后又把全村房屋都烧毁，掠夺粮食、衣服，真正实行‘三光政策’。”

　　根据铃木的自供，他曾经命令部下在中国村庄中散布霍乱病菌，导致上百人患病;他曾经诱拐上百名中国妇女和朝鲜妇女，成为日军的慰安妇;他为了试验以空气注射杀人的方法，在中国人身上做试验;他曾经释放毒气瓦斯，一次杀死50名抗日中国军人。

　　铃木称，仅仅是自己的记忆即杀害了5470名中国人民，烧毁和破坏中国人民的房屋18229户，实际数字可能还多。

　　作为45人中官职最高的人之一，铃木启久案件是沈阳审判日军罪行的“一号大案”。铃木启久当庭承认令人发指的罪行，比如把婴儿从母亲怀中夺走摔死、剖开孕妇的肚子、把人活埋或烧死等。

　　宣判数日后，面对媒体时，铃木启久说：“当我想到我曾经杀害很多的中国人民，使他们的遗属的生活遭到困难，而目前照顾我的人正是被害者的亲人，这时候我的心犹如刀割一般。”

　　1956年7月，9名战犯家属来探监，其中包括铃木启久的妻子。据《中国改造日本战犯始末》作者张仁寿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当时铃木的妻子对丈夫说：“我听说表现好可以减刑。我知道你不是一个会说话的人。”他安慰妻子说：“这不是会不会说话的问题，主要是认识不认识真理。”

　　回国后投身“反战和平”

　　1963年，73岁的铃木启久被提前释放。当有日本记者问他回国之后想做什么的时候，铃木启久回答说：“反战和平，一定要反战和平。”铃木启久之后加入了着名的“中归联”。

　　在中国被押的日本战犯，除了少数被判处有期徒刑之外，从1956年开始，陆续有1000多名战犯被从轻处理，释放回国。这些“归还者”代表在1957年成立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简称“中归联”)，致力于和平反战。由于归国战犯相继去世，该协会于2002年解散。

　　回国后的铃木启久用三四年的时间完成了《117师团长的回想》等两部回忆录，叙述了日本军被八路军打败的过程。他的文章曾经多次出现在“中归联”主持编撰的书中，如2002年“中归联”编撰出版的《侵略——在华日本战犯的告白》一书中就再度收录铃木的《无住地带》，讲述日本军“三光政策”造成“无人区”的暴行。据《难忘的岁月——中日记者见证的两国关系》一书介绍，这一文章在日本引起很大反响。

　　除此之外，归国后的铃木比较低调。回国将近20年后，铃木启久于1982年在故乡福岛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