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3、向胡人学习

　　133 向胡人学习

　　楚怀王逃到赵国的边界上，赵王可没在本国。这位赵王就是赵肃侯的儿子赵武灵王。说起这位赵武灵王，他是赵国数一数二的贤明君主。眼光远，胆子大，外国的东西，好的就要学习，本国的东西不好的也要改革。赵国的大臣像楼缓、肥义、公子成，全是他挺有才干的好帮手。

　　公元前307年(周赧王8年，赵武灵王19年)，有一天，赵武灵王对楼缓说：“赵国的北面有燕国，东面有东胡，西面有林胡、楼烦、秦、韩，中间还有中山。四面八方全是强横的敌人，什么是咱们的保障啊!自己要是不奋发图强，随时都能给人家灭了。要奋发图强当然有好些事要做。我打算先从改革服装下手，连带着就可以改变打仗的方法。你瞧怎么样?”楼缓说：“服装可怎么改呐?”赵武灵王说：“我们穿的衣裳，袖子太长，腰太肥，领口太宽，下摆太大。穿着这种长袍大褂，做事多不方便。”楼缓把话接过去，说：“还费衣料。”赵武灵王说：“多费点衣料倒是小事，要紧的是要改一改咱们的态度跟精神。穿上长袍大褂做事不光不方便，走起道儿来摇摇摆摆的，干起活儿来就会迟慢。因此，也就减少了急起直追的精神。全国的人都这样，国家哪儿强得了?我打算仿照胡人的风俗把大袖子的长袍改成小袖儿的短褂，腰里系一根皮带，脚上穿双皮靴。要是穿上这种衣裳，就能做事方便，走道灵活。你再想大模大样，摇摇摆摆地走也就办不到了。”

　　楼缓听得挺高兴，说：“咱们能够仿照他们的服装，也能够学习他们打仗的方法。”赵武灵王说：“是啊!改变了服装，打仗也能够学胡人了。胡人穿着他们那种衣裳，能够挺方便地在马上射箭。咱们打仗，向来用兵车。只知道用马拉，可不会骑着马打仗。驾着车打仗哪儿能像骑在马上那么灵活呐?我主张仿照胡人的服装跟骑马射箭的法子。”楼缓愿意帮助赵武灵王，去教导老百姓都这么办。

　　君臣俩人商量妥当之后，第二天，赵武灵王就在朝上对大臣们宣布了这件事情。他们听了，大多数都反对。有的说：“衣裳不光是保护身子，也是表示礼节。咱们的礼节是由古时候圣贤传留下来的，不能随便改变。”有的说：“应当拿中国的文化去改变胡人的风俗才是道理，哪儿能拿胡人的风俗来改变中国文化呐?”赵武灵王想不到他们竟这么顽固，心里很不痛快，改革风俗的心里可就有点晃悠了。

　　赵武灵王回头对大夫肥义说：“我本来想教老百姓都穿胡服，学习骑马射箭，好改一改咱们这种拖拖拉拉的习气，可是我要这么办，准得有好些人会反对。”肥义说：“不下决心，办不了大事!不论改革什么，总会有人反对。反对改革的人大多看不到将来。一般人就知道看过去，咱们是看到将来的。古时候的圣贤哪儿不主张改革呐?要是他们也这般顽固，只能够仿照古人的话，到如今咱们也许还赤身裸体地住在山洞里呐?哪儿能有这衣裳呐?更谈不到什么礼节了。不改革就永远不能进步。要改革就不妨仿照胡人的风俗。古时候的圣人又怎么不是这样的呐?帝舜的时候，有个部族叫有苗。他们的文化虽说不如中原，他们的跳舞可比中原的好。帝舜就向他们学跳舞。大禹也是这样。他到了裸体国，就见那地方的人都是赤身裸体的，大禹就脱了衣裳跟他们一样地光着。可见古人也有仿照别地方的风俗的。只要对国家，对人民有好处，不论什么都能学着办，不必管它是古时候的还是现在的，是中原的还是别的部族的。大王何必犹疑不决呐?”

　　赵武灵王听了肥义的这一篇道理，就说：“不错!也许有人会笑我，骂我。可是那些有见识的人跟后辈人总会赞成我的。”他自己就先穿起胡人的服装来了。他们君臣们还以为穿胡人的服装是个大改革，他们哪儿知道赵国的老百姓，尤其是临近边界的人们早就有人穿这种衣服的了。

　　第二天上朝的时候，赵武灵王、楼缓和肥义，都穿着小袖子的短衣出来了。一般大臣瞧见他们这个样子，都吓了一跳。他们还以为赵武灵王犯了疯病呐。这不是太丢脸了吗?这不是把中原的文化、道德、礼义，都扔了吗?可是赵武灵王下了决心，非实行新服装不可，他又用种种理由把他那个最顽固的叔叔公子成也说服了。公子成也穿上胡服。大臣们一见公子成也穿上了胡服，大伙儿只好随着改了。然后赵武灵王出了一道改革服装的命令。没有几天，全国的人不分富贵贫贱，全都穿上了胡服。有钱的人起头觉着有点不像样，后来因为比起以先的衣裳实在方便得多，反倒时兴起来了。

　　评：改革与守旧间的抉择永远是一个国家民族最重要的课题之一。正如文中所言，无论做出那种选择，都会有很大一部分反对的人。所以这还是要涉及到一个判定标准的问题。而正如文中所言，所谓的礼仪之邦和所谓的“蛮族”只是自欺欺人的说法，有危机感，能够改革进步求发展才是硬道理。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能够得到很高的评价就是这个原因。

　　应该指出的是，无论就历史而言还是就当今社会而言，并不能说改革就一定是较好的选择。实际情况中改革和不改革往往只是利害间的些许差别，其实是很难抉择的。比如三峡工程的建设，比如处理贫困地区和发达地区的发展关系等，这都不是一个简单的好与坏就能说清楚的，而一旦做出选择实际的结果也是很难评估的(本身的得与失由于计算方法的差异就肯定存有争议，如果采用另一种方案产生的结果更是无法实际验证)。正是因为如此，决策才显得那么重要，做决策的人的价值才显现无遗。遗憾的是，如何保证决策的足够正确和合理，如何给予决策者合适的待遇，如何对决策的结果进行合理的奖惩都是我们这个社会解决的不是很好的问题，由此造成的诸多社会问题更是危及社会稳定。而我想通过足够好的机制而不是由某个集体或个人的好恶来判定，真正做到谁的事就由谁来做决定(引申来讲就是责、权、利的对等)才是解决之道。